1992:古巴紀實?與卡斯特羅徹夜談
何新與卡斯特羅的徹夜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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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革命宮(大理石宮)
左三何新,左二翻譯何瑞鵬,左一陳大使,→右二卡斯特羅
2月27日晚上19點,卡斯特羅派車接我赴他的辦公地,著名的哈瓦那大理石宮(革命宮)。外交部為我安排的西班牙語翻譯何瑞鵬、中國駐古巴特命全權大使陳久長同行。
卡斯特羅在辦公室迎接我,與我擁抱。他身穿草綠色的卡其布軍服,質地厚實而板硬。卡斯特羅個子很高,可能比我高近10公分,因此當他擁抱我時,我感覺面對著一位巨人。
與卡斯特羅的談話和晚餐持續進行了大約七個多小時,回到駐地已是凌晨四時。
我們的談話內容非常廣泛。有一部分在晚餐中進行,是關于古巴的美酒和美食,十分輕松。卡斯特羅推薦我喝古巴特產的朗姆酒,以及品嘗多種發酵起司(奶酪)。
但是,交談開始時,我犯了一個地理知識的錯誤。老卡問我溫州在上海的什么方向。
我雖然是溫州出生,但自幼離家,生長在北方,已多年沒有回過老家,平時也沒注意過這個事情。所以想當然地說可能在上海東南方。沒想到,老卡實際是有備而來。
他立刻叫人拿來地圖,指著溫州說——在上海西南方,你的地理沒學好。我只好尷尬地承認錯誤。
我總的印象是,卡斯特羅是一位極其睿智,反應極快的語言大師。他有豐富的感情,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洞察人心與人性。他言語坦率,善于直逼要害地提問。我們的交談范圍很廣,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意識形態和人生。
卡斯特羅不僅閱讀過我的一些著作(我的許多著作有英文版),而且似乎對我的人生經歷頗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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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報西班牙語版
那個夜晚我們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毫無界限,包括:中國地理和農業,文化革命,中國改革,社會主義,宗教信仰,以及古巴經濟與世界未來前景。
卡斯特羅問我,你是紅衛兵嗎?
我說當年是,我那時候是半大的孩子。但是我參加過造反運動。然而后來,我反對文化革命,變成保守派,還當過反革命。
卡斯特羅大笑,他說你知道嗎?我自少年時候起一直是一個造反派。
卡斯特羅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古巴家庭。他的父親本來是一個西班牙貧農。年輕時期來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當兵。脫下軍服后,老卡斯特羅在古巴購買荒地,建立了甘蔗種植園和榨糖廠,成為身家不菲的古巴富豪。
卡斯特羅有兩個兄弟。他的小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后來成為他的接班人、政治繼承人。
他的兒子菲德爾·卡斯特羅·迪亞茲·巴拉特,是一位軍人,也是核電站專家,我在去圣地亞哥的專機上曾經與他同機相遇。
卡斯特羅自嘲說:我也是造反派。我幼年就已胸懷大志,有革命情懷。我對我家種植園里做苦役的勞苦農民懷有深切的同情。因此,我造反的第一個對象是我的父親。我13歲時就曾組織蔗糖工人鬧罷工,要求我的父親縮短他們的勞作時間,改善他們的待遇。
卡斯特羅告訴我,他在青少年和大學時代閱讀了大量英雄人物傳記和著作。包括古巴民族獨立先驅者何塞·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和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馬丁·馬托拉斯,以及馬克思、列寧、拿破侖、加里波第和中國的毛主席的著作。
這些人物都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影響和改變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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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蘇聯與東歐發生巨變后,蘇聯和經互會國家切斷了與古巴的經濟往來。對古巴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古巴失去了能源供應(石油和煤炭),糧食進口以及外匯來源。古巴小國寡民,資源匱乏,無法做到自給自足。
與此同時,美國認為消滅古巴社會主義政權的絕好機會已經降臨,利用除直接入侵外的一切手段試圖顛覆古巴政權。古巴國民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這時,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也對古巴施加壓力,切斷與古巴的經濟關系。外部的沖擊和各種壓力,造成古巴國內思想混亂,對前途悲觀失望。
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卡斯特羅作為最高領導人,必須頂住各方面的壓力,謀求堅持革命。另一方面,卡斯特羅也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以挽救黨和國家。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研究了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和北京周報發表的我90年代初發表的一系列言論(有西班牙語文本),他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因此他指示古巴駐華大使格拉先生與我交朋友,并邀請我來到古巴。
在這個夜晚的討論中,以下有一部分內容在我的手記中,我此前沒有發表過。
我告訴卡斯特羅,我不是共產黨人,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甚至不屬于左派。我的言論不代表中國的官方立場,不代表主流意識形態。
卡斯特羅對此感到有所不解。他說,既然如此,為什么你的個人言論能夠多次在中國的黨報顯要地位得到發表?
我說,這不是我自己決定的。事實上官方媒體如何決定的,我也不知道。報社只是有領導來向我約稿,我提供了稿件,然后他們問我是否同意發表?我當然很愿意發表,于是就發表了,如此而已。
卡斯特羅說,你的言論影響很大。我說似乎如此,但是我感到很意外。
卡斯特羅問:有沒有人指示你應當怎樣說和怎樣寫?
我說從來沒有,絕對沒有。我的所有言論和文字,都是出自我自己的獨立的研究和思考。
卡斯特羅說,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本身是一個官方機構。在古巴,科學院也是如此。我們的學者是服務于國家的,他們的研究和寫作是服從國家的。
我說,是的,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的學術和思想也一直是這樣。不存在獨立思考和言論的空間。但是80年代以后這種情況在學術和文化方面發生了變化。
現在有兩種情況,一方面仍然有相當多的命題和選題,是體現官方意識形態和主流意圖的,并且得到國家基金的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也允許一部分學者進行某些獨立的、非主流的研究和發表某些個人性的言論。這是為了體現毛澤東當年說過的學術與文化的“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就我個人來說,我也是在社會科學院領工資的學者,工資是國家給的。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國家效力。
我說我的思想實際上是兼容并蓄的。我研究過馬恩列斯的學說,研究過西方馬克思主義。但是我也研究過西方哲學的重要思想,包括康德主義、黑格爾主義、羅素主義等等。我研究過主要的西方各種學說,包括存在主義、實用主義、政治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以及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
我說我理解馬克思思想有階段性的演進和變異,早期馬克思是人定勝天的革命浪漫主義者,中年是鼓吹革命而且參與組織革命的激進主義者,但是晚年(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后)的馬克思是現實主義者,是宿命的歷史決定論者,認為人的意志無法改變歷史規律。
我最崇尚毛與鄧的實事求是學說,只堅持務實與實用主義的方法論。
卡斯特羅說,思想能夠引導歷史。古巴革命運動最早可以溯源于19世紀甚至18世紀,那時世界上還沒有形成馬克思主義。古巴的馬克思主義也不純粹,有各種分支。現代古巴革命之父實際上是何塞·馬蒂。
馬蒂運動的基礎是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力量是種植園農奴和卷煙業產業工人。他的綱領本質上是人道主義。如果遵循馬蒂思想的軌跡,最終會導致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異途同歸,導向一個社會主義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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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由關于馬蒂的人道思想,談到宗教信仰問題。
卡斯特羅問我是否研究過《圣經》。我說我沒有讀過,中國基督徒很少。
卡斯特羅說,基督教中心思想是人道主義。在革命時期,我的很多戰士是有天主教信仰的人。
卡斯特羅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20世紀的革命究竟是為了什么?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革命是為了改變世界,改變人,改進人類的生活。
卡斯特羅說,如果有人稱我為天主教教徒,我不會介意。如果不是從單純宗教信仰角度,而是從社會學角度,那么我會說,在人道主義的意義上,可以認為我是信徒,奮斗來自我對于改善人類生活的信念和目標。
古巴革命已經改變了多數古巴人,特別是下層窮苦人的生活。革命以前,古巴是一個非常落后的美洲小島國家。除了甘蔗和雪茄,歐美人只知道古巴是妓女之國,盛產妓女。古巴是歐美有錢人玩樂的天堂。古巴曾經被稱為加勒比大妓院。古巴在作為西班牙帝國殖民地的時代,許多莊園實行的是奴隸制度。直到20世紀初,古巴的某些種植莊園中還存在著農奴。
我們的革命改造了一切。革命驅逐了大資產階級。革命后的古巴實現了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免費醫療。
在90年代以前,古巴的公共服務設施是南部美洲最好的。
革命后,我們的官員和部長沒有特權。他們沒有特殊住房,沒有高工資,沒有特殊收入和服務,除了參加公務活動高級官員也沒有私人汽車。
古巴現在有一些私人汽車,主人是藝術家,運動員,工程師,他們的收入高于一般部長們。如果不是蘇聯和經互會解體,古巴的經濟成就過去是我們感到十分自豪的。古巴在醫療科技、農業技術和一些領域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現在古巴面臨的問題和嚴重困難,完全是美國對古巴的全面經濟封鎖造成的。
我問老卡,為什么古巴不設法突破封鎖?為什么古巴不設法和美國以外的歐洲日本公司做生意?
卡斯特羅說這目前是不可能的。不是古巴不想,是因為存在連鎖制裁制度。世界的任何一個公司與古巴發生貿易往來,就會進入美國黑名單,被踢出美國主導的金融和貿易體系。
談到古巴遭遇的嚴重經濟困難,我說,既然美國的封鎖是造成問題的主要方面,那么總要尋求一種方向,超越封鎖,走出去。我還說,古巴能不能尋求妥協?能不能與美國緩和關系?對抗,對于古巴不是可以持久之計。
我還說,古巴謀求實現糧食自給顯然是必要的。根據中國解決糧食困難的經驗,需要對內開放農產品自由市場,解放農業生產力,讓農民發揮自主性,讓農業經濟活起來。
卡斯特羅知道我會見了古巴的一些經濟學家。于是我談到我對傳統蘇式政治經濟學的批評。
我說古巴經濟學家也是蘇聯東歐的傳統政治經濟學派,這個學派理念受束縛于各種教條主義,很難理解現實經濟問題。例如通貨膨脹問題。我認為古巴并非沒有通貨膨脹,票券經濟,黑市票券價格,反映的就是變相的通貨膨脹。
卡斯特羅對此沒有發表意見,他在沉思。
我們那一晚上的談話是如此投機,以至于最后卡斯特羅非常誠懇地建議,問我是否愿意多留在古巴一些時間?我說我非常愿意。但是有一個小問題,我不適應西餐,我吃不慣西班牙式的食物。在這里天天吃西餐,讓我想家了。
卡斯特羅看看中國大使,說這不會是問題。我們可以聘請中國的廚師。
我笑了,說您這樣誠意的邀請,是我畢生的榮幸。但是這個事情我說了不算。
我們的晚餐和暢談,一直持續到凌晨,接近四點。
臨別之際,卡斯特羅讓工作人員拿來了一部特制的、仿古的羊皮書《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親筆簽名后,贈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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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羅簽名贈送羊皮書《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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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著名的手工版羊皮書
卡斯特羅簽名版《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我知道,這是一件極其珍貴的禮物。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La Historia me Absolverá),卡斯特羅最著名的著作。是菲德爾·卡斯特羅于1953年10月,在古巴蒙卡達地區法院的審判法庭上發表的自我辯護詞。卡斯特羅以律師身份擔任自己的辯護律師,這一演講被記者瑪爾塔·羅哈斯(《蒙卡達審判》一書作者)現場記錄下來。】
在我離開古巴的最后那一天,古巴主人送來了一個鱷魚皮公文箱,兩盒名貴的雪茄,一套拋光彩色大理石的煙具,還有一箱朗姆酒。主人告訴我,這是卡斯特羅給我個人的禮物。我的確感到受寵若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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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2016年11月25日,卡斯特羅逝世,享年90歲。
菲德爾·卡斯特羅是20世紀執政時間最長的一位國家元首。
他作為對手曾與十個美國總統搏戰——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肯尼迪(Kennedy)、約翰遜(Johnson)、尼克松(Nixon)、福特(Ford)、卡特(Carter)、里根(Reagan)、老布什(Bush Padre)、克林頓(Clinton)、小布什(Bush Hijo)。
他遭遇過600多次刺殺,但是大難不死。
卡斯特羅好客,豪爽而且慷慨。他的確是天才人物,具有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是改變過世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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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羅去世后,我查閱與他為朋友的各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名單,包括:
薩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海明威(Hemingway)、格林(Graham Greene)、米勒(ArthurMiller)、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若奧·亞馬多(JorgeAmado)、奧斯瓦爾多·瓜亞薩明(Oswaldo Guayasamín)、亨利·卡爾捷-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Cortázar)、何塞·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Galeano)、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等。
在卡斯特羅的領導下,古巴以一個彈丸之地的小國(10萬多平方公里,1100萬人口),影響世界政治,與美國對抗幾十年年,但是美國始終無法打敗古巴,沒能消滅古巴革命,甚至連改變古巴的發展方向也做不到。 20 世紀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中誕生了幾位神話般的傳奇人物。卡斯特羅身列其中。
還有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在古巴的日子里,事實上我很少看到卡斯特羅的個人肖像。
在與古巴普通人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對于卡斯特羅的敬仰與愛,那是一種宛若對父兄、長者的出自內心的由衷敬愛。
對于許多古巴人來說,卡斯特羅是神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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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對何新訪問的報道
(20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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