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聲音·阿甘本｜“新”是用“舊”的碎片做成的……

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國內思想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內的數十種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一種聲音·阿甘本”系列譯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網站的專欄“Una voce”，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其授權刊發。本文收錄了發表于2026年1月到2月間的四則短文。

支持西方的沒落

就像在那不勒斯的元旦，把一切扔出窗外。然后，在街上，撿起一些碎片——碎片會帶來好運。“新”是用“舊”的碎片做成的。

2026年2月2日

“雙語”與思想

我們生活在我們的語言中，像盲人

走在深淵的邊緣……語言孕育著

災難，終有一天，它會反過來

針對那些說它的人。

——G.朔勒姆

今天，大地上所有的人群都懸于其語言的深淵之上。一些人群在下沉，另一些人群已幾乎被淹沒，他們相信自己在使用語言，卻在不知不覺中被語言使用。如此，把自己的神圣語言（lingua sacra）變成一門有用的工具語言（lingua strumentale d'uso）的猶太人，就像是地獄的惡鬼，必須飲下鮮血才能說話。只要希伯來語還限于崇拜這個分離的領域[1]，它就為猶太人提供了這樣一個地方（luogo），這個地方擺脫了經濟、技術和政治必要性的邏輯，猶太人則在從其他人群（他們就生活在這些人群之中）借來的語言中，用這個地方來衡量自己。對基督徒來說也一樣，長期以來拉丁語也提供了這樣一個空間，其中，“話”（la parola）不只是信息和交流的工具，人們也能在“話”中祈禱而不交換訊息。“雙語”（bilinguismo）也可以內在于語言，就像在古希臘語中那樣。在那里，荷馬的語言——詩的語言——傳遞著一個倫理的遺產，這個倫理遺產能夠以某種方式指導那天每天說不一樣的、多變的方言的人的行為。[2]

事實上，語言——我們相信，我們是在用語言、在語言中表達思想——的結構或多或少無意識地決定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就像帕索里尼不知疲倦地一再重復的那樣，但也如同但丁在區分方言和我們通過學習掌握的語法語言時就已經通過直覺充分把握到的那樣，為了在“單語”日益強加給個體的自動性（automatismo）和限制[3]面前保障個體的自由，某種形式的“雙語”是必要的。在歷史上，“單語”結晶為這樣的形式，即一門“民族語言”或“國語”（una lingua nazionale）。在這樣的語言中，人無法思考，因為缺少一方面，要表達的事物，和另一方面，只能為思考的主體保障一個自由空間的表達之間的那個不可表達的距離。而思想就是這個差距和這個內部的斷裂（interna sconnessione），它中斷了語言不可阻擋的流動及其自我宣稱的自足性。思想是詩歌格律意義上的停頓（cesura）：是懸置語言再現節奏、讓語言自身顯現的中斷（interruzione）。

今天正在發生的情況是，完全被語言奴役的人（而他們又相信是自己在支配語言）在思想上變得如此無能，以至于他們寧可把思想托付給一架外部的語言機器，即所謂的人工智能。如果就像朔勒姆所說的猶太人那樣，今天所有人群都盲目行走在一門語言和一種理性的深淵上（可以說，他們沉溺于這門語言和這種理性之中），那么，這意味著，他們作為有意識的主體退出了那門語言，而后者遲早會報復他們，把他們引向毀滅。他們依賴的，是一門既是工具又是主人的語言，并且他們已經失去了對這門語言的意識。如此，他們聽不到悲嘆、譴責和危險（la minaccia），而后者，在把他們引向毀滅的同時，也在不斷對他們說話。

2026年1月22日

注釋：

[1]這里說的是猶太人的“雙語”狀況，希伯來語依然是神圣語言，而平日使用的、有用的語言是猶太人從其他民族那里借用的語言。下面提到的基督徒的狀況也一樣，拉丁語是神圣語言，平日說的是多種語言。

[2]這里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內部的雙語，詩的語言和平日說的方言也形成了兩種語言。

[3]顯然，“單語”構造的思維回路會加劇人思維的自動化，使人“贏麻了”，從而極大地限制人的思想。

再論廚子與政治

被歸到列寧名下的這句話即“每一個廚子都能且必須學會治理國家”值得反思，雖然顯然，他從未說過這樣的話。漢娜·阿倫特在評論這句偽列寧名言時寫道，在無階級社會中，“社會的管理變得如此簡單，以至于是個廚子都有資格勝任。”幾年后，盧西奧·馬格里[1]正確地評論說，應該把列寧的這句話反過來理解，“只有在不再有廚子的情況下，才能由廚子來治理國家”。

在其著作中唯一一次提到廚子的那段話中，列寧實際上說的是不一樣的東西，并且表達的也完全不一樣。他在1917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知道，不是隨便哪一個粗工和廚娘都能馬上參加國家管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同立憲民主黨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同策列鐵里是意見一致的。我們同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們要求立刻破除這樣一種偏見，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國家，才能擔任日常管理工作。我們要求由覺悟的工人和士兵來領導學習管理國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開始這樣做，即立刻開始吸引一切勞動者、一切貧民來學習這一工作。”[2]

就像列寧的話指出的那樣，空想的“廚子治國”背后的范式就是管理國家（stato amministrativo）[3]的范式，根據這個范式，就像恩格斯也多次重申的那樣，一旦消除了資本主義的統治，政治就會讓位于“對事物的簡單管理”（semplice amministrazione delle cose）。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話也可以這么說，政治將呈現為“治安（polizia）[4]”的形式。從18世紀的政體學（scienza della polizia）理論家開始，polizia這個術語就被用來翻譯希臘語的πολιτε?α（polītēíē, politeia）[5]。在馬爾切洛·阿德里亞尼[6]1819年于佛羅倫薩出版的對普盧塔赫的翻譯中，我們再次讀到，“政體（polizia）的意思是用來治理城邦、管理其共同需要的秩序；因此，有三種政體（polizia）：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

這就是被凱斯·桑斯坦和維爾莫烏爾[7]理論化的“管理國家”范式。如今，這個范式在發達工業社會中日益盛行。在那里，國家似乎被簡化為管理和治理，而“政治”也完全轉變為“治安（polizia）”。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被構想為“警察國家（stato di polizia）”的國家中，polizia這個術語才最終指向了政府最沒有教化意義的那一面，即，從根本上說，負責通過武力來確保國家的治理召命（vocazione governamentale）得以實現的那些實體（corpi）。今天，我們——帶著殘酷的清晰——所見的，正是這個事實：這種看似中立、號稱只追求“事物與人的好秩序”的國家，恰恰因此才能夠表現得在行動上不受任何限制。廚子正是今日之僭主的典型形象。

在任何情況下，政治都不能局限于簡單的管理，這樣的管理即便以良政的形式出現，也不可避免地會墮落為惡政。因為與人之“是”的自由的生命形式重合，所以，政治是本質上不可治理、不可管理的。這就是為什么洛倫澤蒂在錫耶納的那幅被稱為《好政府》的壁畫前景中描繪的是起舞的少女。“好政府”絕不是一種治理。

2026年1月8日

注釋：

[1]盧西奧·馬格里（Lucio Magri, 1932-2011）意大利記者、政客。

[2]出自列寧1917年9月底至10月1日寫的小冊子《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中譯見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32卷，這里用的就是這一版的譯文。

[3]即與“政治”（la politica）相對的“行政”，即簡單的執行和直接管理。這里為與列寧的引文保持一致，統一譯作“管理”。

[4]這個詞也有兩個意思，“政體”是古義，現在通行的意思就是“治安、公安、保安、警治、警察”。譯文根據語境不同譯法并標出了原文。

[5]πολιτε?α（polītēíē）這個詞在詞源與“城邦”（π?λι?, pólis）、“城邦居民，公民”（πολ?τη?, polī?tēs）和“以公民的方式生活，參與政治生活”（πολιτε?ομαι，politeúomai）相關，指公民與城邦的關系，也指城邦的政體即城邦的狀況或構成。在古人看來，它是一個對城邦來說極其重要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城邦的靈魂”，它之于公民一如理智之于身體。一般被直接翻譯為政體/制（polity, political regime, constitution），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著作中因為經常在論述“正當的”、“好的”統治形式時被提及，也被譯作“理想政體/制”或“理想國”。在圣經新約中被譯作“國”（commonwelth，以弗所書2:12）和“公民權、民籍、自由”（freedom, 使徒行傳22:28）。注意阿甘本想強調的是這個詞的意思遠比政體豐富。

[6]馬爾切洛·阿德里亞尼（Marcello Adriani, 1464-1521），意大利政治家。

[7]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1954- ），美國法學家，阿德里安·維爾莫烏爾（Adrian Vermeule, 1968- ），美國法學家。這里可以參考他們的著作《法律與利維坦》，見Cass R. Sunstein and Adrian Vermeule, Law and Leviathan: Redeem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Belknap Press, 2020.

權力的奧秘

我們可以把保羅的《帖撒羅尼迦后書》當作關于當前西方處境的預言來讀。在這里，這位使徒提到，一種“不法”（anomia）、“缺法”（assenza di legge）的“隱意”（mistero）已經發動，但只有在“不法的人（ho anthropos tes anomias, l'uomo dell'anomia），沉淪之子，那個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稱是神的人”先顯露出來，這個隱意才會隨耶穌基督的再臨而完成。不過，有一股力量會攔阻這個啟示（保羅只是簡單地稱之為“那攔阻的——cathechon”而沒有進一步去定義它）。因此，必須除去這股力量，因為只有到“那時這不法的人（anomos,字面義即“缺法的”），（才）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1]

神學-政治傳統把這股“攔阻的力量”等同于羅馬帝國（就像在吉羅拉莫[2]和后來的卡爾·施米特那里那樣）或教會自身（在蒂柯尼奧[3]和奧古斯丁那里）。顯然，無論如何，攔阻的力量都被等同于領導和治理人類社會的制度。因此，除去這些制度之時，也就是不法者、“缺法”者到來之時，后者將取代神，用“一切虛假的奇事”把那些“不領受愛真理的心”的人引向沉淪。[4]

也許，在不法者的奧秘中，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一種超時間的秘密（arcano）——其唯一意義，在于終結歷史——不如說是一出歷史戲劇（希臘語的μυστ?ριον/mysterion的意思就是“戲劇行動”），這出歷史劇完美對應于今天我們所親歷的情況。

主要的制度似乎已經失去了它們的意義并在字面意義上退位、讓位于一種可以說號稱“守法”（legale），卻在事實上放棄了一切合法性（legittimità）的不法、缺法。國家（攔阻的本原）和“缺法”者實際上是同一個奧秘，即權力的奧秘的兩面。就像今天美國肆無忌憚地展示的那樣，“不法的人”、“缺法的人”指的就是這樣的國家權力形象：它放棄了傳統上限制它的憲法和倫理原則，并隨之而放棄了“愛真理的心”，只依賴武器和技術的“一切虛假的奇事”。而我們必須在一切領域揭露并使之停止運作（inoperante）的，正是這種在一種變得永久的緊急狀態下的，“無規矩”（anarchia）與“守法”（legalità）的混淆。

2026年1月7日

注釋：

[1]見帖撒羅尼迦后書2: 3-8。這里使用的是和合本譯文。

[2]吉羅拉莫·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修士。

[3]蒂柯尼奧（Ticonio, 330-390），羅馬神學家。

[4]這里沿用了和合本的譯法，但“愛真理的心”原文為“對‘真’的愛” （l'amore per la verità），“一切虛假的奇事”原文為“標記/標志和假的奇跡”（segni e ai falsi prodi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