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版《請出示證件》，重現了1998排華往事

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

很多年前我讀過蘇聯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的長詩《好！》，留下印象最深的卻是其中一章的腳注——詩人后來在小品文中講述了其背后的真實經歷：

那是在十月革命最初爆發的幾天，他經過冬宮前的篝火旁一個瘦削而佝僂的士兵，那人叫了他一聲——原來是一位舊相識，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

兩人相伴走了一會，聊起正在發生的革命，馬雅科夫斯基開口問道：“您歡喜嗎？”“好！”勃洛克說，然后又道，“我鄉下的藏書室給燒掉了。”

沒頭沒腦的兩句話，卻概括出了普通人“親歷歷史”時的局限的視角和感受。身處洪流之中，很難真的對那些所謂重大的事件有所體會，更多還是回到自己生活的半徑內，借此錨定回憶的坐標。

這也是《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1998: The Toll Keeper Story）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這款前段時間發售的游戲，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印度尼西亞團隊GameChanger Studio。游戲玩法類似知名反烏托邦作品《請出示證件》，而故事則發生在一個虛構熱帶國家賈納帕的公路收費站。

盡管沒多少人注意到這款游戲，其好評率卻相當之高

與其它同類游戲不同的是，《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并非基于對反烏托邦世界的想象，而是明明白白寫著“靈感源自真實事件：這款游戲設定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的局勢是其主要靈感來源之一。”

“黑色五月暴動”，這是后來的人們為那個事件冠上的名字之一。在國內，我們更習慣于簡稱其為“印尼排華事件”。

游戲開始于這一年的4月末。我們操控的女性主角德維已臨近生產，還要每天兢兢業業上班來維持生計，因此并沒有親臨抗議和暴亂的現場。那種山雨欲來的壓抑，只能通過報紙、電視新聞，還有工作時的所見所聞間接感知。

其中，收費站前的一那小片街道的變化，就格外清晰地描摹出了抗議演變成沖突直至暴亂的整個過程。

對這段歷史沒那么了解的玩家，會和游戲中的德維一樣，預感到要發生什么，卻并不知道它會在哪一天到來。

而在親身經過在那些寫入歷史課本的日子時，它們原本并不比預產期和交租日顯得更加重要。

過場CG里，德維總是愁容滿面。的確，作為一名懷有身孕的女性，每天在收費站被熱浪和尾氣嗆得難以呼吸，被上司在工作備忘錄里言語騷擾，被過路的司機當成出氣筒，而熱衷參與示威的丈夫下落不明，被波及的華人好友辛塔終日郁郁寡歡，也不知道腹中胎位不正的孩子能否平安降生……

經歷著這一切，確實笑不出來。

但在4月的最后一天，一只流浪的小貓跑到了收費站。德維收留了它，給它起名為Pul Pul。

后來，小貓每天都會陪她上班。于是在暴亂即將發生的那天早上，在一切的夾縫里，有一個瞬間，德維俯下沉重的身體，摸了摸小貓，然后微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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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人來說，印尼可能是個陌生到仿佛不存在的國家，只能通過碎片拼湊出一個模糊的印象：碧海藍天游人如織遍地高級spa的巴厘島，《文明6》里強勢的海軍文明、千島之國，動作電影和旅行電影常愛取景的異域風情背景板。

一時之間似乎很難想像，這個國家究竟有著何種樣貌。

可能還有這段成為互聯網迷因的印尼電信廣告和它魔性的小曲

《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則通過通過簡單的場景，描繪出了二十年前，生活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普通人每日所見的景象。

遠處雖有高樓大廈，也有略顯古舊的樣板樓；狹窄的街道上車流不斷，引擎的噪聲一刻不停——據在雅加達生活過的人說，這座城市時至今日也永遠沒有安靜的時刻，霧霾掩蓋的天空因此更顯壓抑。

我后知后覺地發現，自己在玩這款游戲的時候總忍不住要屏住呼吸。

一方面是因為來往車輛揚起焦黑的尾氣，孕晚期的主角德維總是呼吸沉重，還時常咳嗽幾聲，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游戲通過生活場景還原出了當時窒息的社會氛圍。

每天的晨報上，總是壞消息不斷，工人被裁、通脹狂飆、藥品短缺。漸漸地，示威抗議與罷工開始在全國爆發，若干活動人士失蹤，數百名學生受傷。

這影射的是自1997年起席卷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時的印尼雖最晚受到影響，但遭到的沖擊卻是最大的。

游戲中，雞蛋價格暴漲的信息并不夸張，現實里，印尼1998年的大米價格相較上一年確確實實地上漲了50%。原本一個三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開支，在當時只能維持半個月。一時間中產返貧，底層則愈發艱難度日。

當時的印尼正處在“新秩序”時期——這是時任總統蘇哈托借軍權與高壓的雷霆手段建立起的獨裁統治。三十多年來，執政黨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壓迫，總伴隨著一種“演都懶得演”的家族化腐敗，社會中的貧富差距由此逐漸拉大。

直到1997年，昔日的經濟奇跡破滅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經濟危機，促使民眾對“新秩序”的不滿浮上臺面。

總之，時間來到1998年，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在印尼全國陸續爆發。講起來有點宏大抽象的歷史，在德維的工作中有著更生動具體的表現。

小小的收費崗亭里，抱怨聲一天天多了起來。基層公務員嘟囔著自己已經很努力了，不理解學生的不滿；官太太抱怨著自己沒買到最新款的奢侈品皮包；客車司機或是感慨油價飛漲，或是怒罵示威活動堵塞交通。

掏不出過路費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懇求收費員行行好，有的怕丟掉工作，有的提出用食物交換，有的還會把火氣撒到德維身上，劈頭蓋臉地就是一頓罵。

而每天路過此處的，還有扛著旗幟和標語前往是為現場的學生們。他們去時有說有笑地聚集在大巴上，高喊著祖國萬歲，一些人卻在回時出現在了警車后排，沉默不語。

逮捕他們的警察，也會愁容滿面地嘆息，制服有如軍令在身，其實他和學生打心底是站在一邊的。

在游戲中的第十五天，1998年5月12日，這名警察再次來到收費站，顯得格外恐慌，命令德維快些放行。就在道閘緩緩升起時，遠處傳來了一聲槍響——與真實的歷史一樣，這是暴動的開始。

那天，雅加達的學生示威遭軍警開槍鎮壓，四名學生中彈身亡。他們的死激起了大眾的憤怒，數萬名大學生占領印尼國會大廈并要求蘇哈托下臺，這名時年77歲的獨裁者當時毫無退意，直到兩天后軍隊拒絕了他的命令。

5月21日，蘇哈托倉皇結束了三十二年的執政。

然而這款游戲并沒有強調這是什么“勝利”，更多呈現地反而是暴動中的災難性場面。

街道上四處是火焰、濃煙和破碎的玻璃，婦女被施以暴行，男人滿頭鮮血地倒在地上——這是大多數印尼普通民眾記憶中的畫面。

就像一名印尼商業記者在回顧金融危機時憶起的那樣，當時在國外讀書的他，半夜接到媽媽打來的電話，聽到她用強裝鎮定的聲音說，家門口不遠的超市有人放火，街上有人哄搶商店，還有人入室搶劫。

制作組選擇調轉鏡頭，并不僅僅是出于“歷史上那么多悲劇，受害者永遠都是普通民眾”這樣質樸的情感。

實際上，“黑色五月”并非單純是什么反抗強權的熱血敘事，獨裁統治的終結，背后還有著印尼華人群體的悲慘遭遇。

關于這場動亂，記錄與調查都極度混亂。當年很多傳出印尼的信息，對雅加達暴動進行了聳人聽聞的描述，配上的卻是東帝汶的新聞圖片，真假難辨，只能依靠周邊國家的媒體用經驗篩查。直到現在，印尼市府、警方、軍方和獨立機構對于傷亡損失的統計都存在很大差異。例如關于雅加達的死亡人數，志愿者統計有1190人，雅加達市政府的統計中卻只有288人。

但不同口徑在同一點上達成了一致：在動亂中，被搶劫、縱火的主要是當地華人的工廠、商鋪和住所；被謀殺、強暴的，多數也為華人。

在黑色五月的暴亂平息后，一位華人婦女回到了已然變成廢墟的家

要理解這種程度的暴力和仇恨從何而來，還得回到印尼本身。

這個橫跨三個時區、由一萬多小島串成的國家，有著三百多個族裔、七百多種語言和方言，這導致作為國族的“印尼”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不僅僅對外國人來說顯得破碎而又陌生，對本國人來說，也是一個經由想象構建起的共同體。

依靠民族主義獨立的主權，往往要靠排除異己來加固自身。在印尼，華人身為少數群體，辨識度高，并且普遍從事工商業，積累了豐厚的財富，因而就成了想象中的敵人。

對于這樣的境遇，游戲有著相當細致的刻畫。主角德維的好朋友辛塔就是一位華人，但直到她向德維傾訴自己的委屈和憤怒之前，基本上很難從姓名和長相上來辨識出她的身份。

這其實很符合史實。在游戲開場，德維追溯了與辛塔一同上學的那段時光。少女時代的溫馨美好之下，隱藏著蘇哈托“去華化”政策的陰影：自1967年起，華文教育、文化、節慶被禁止，華人被鼓勵或強制把中文姓名改為印尼語名。

可以說，印尼建國初期的大屠殺后，華人被牢加控制，強加了歸化的認同感，因為他們在這時成了統治者眼中發展工商業的中堅力量。

但當1998年的經濟危機讓社會矛盾一觸即發時，華人又再次被當權者塑造成罪魁禍首——就在黑色五月前夕，印尼軍方和政府多次影射乃至公開指控“華人控制經濟”，就有民眾被煽動，將矛頭指向了當地的華人。

游戲體現了這種緊繃的社會氛圍，一位和善的華人男子路過收費站時，會忍不住向德維傾訴：他的幾家工廠不得不關停，住宅遭到了石塊和垃圾的襲擊，街上有人叫囂著讓他滾回自己的國家。

然而對于世代生活在這里的移民來說，這里已然成為了自己的國家，要回到情感距離遙遠的故土避難，也會有幾分惆悵

對于動亂中無辜而不安的華人，《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并沒有止步于呈現側寫，而是表露出了更多的同情。例如對德維和辛塔之間的友情，游戲花了相當大的篇幅進行渲染。

在德維的日記里，辛塔總是會占據她大部分的思緒。在風平浪靜的日子里，只有辛塔經過收費站時，德維的臉上才會難得地出現微笑。暴亂發生的前夕，丈夫天天忙著參與示威行蹤不定安危未卜時，德維甚至會把對他的擔心放下，把幫助辛塔出國逃難當作眼下最要緊的事。而辛塔也會選擇在大難當前時，把自己獲得的現金送給德維，以備生產之需。

然而，即便有德維的全力幫助，辛塔也都無法在黑色五月中幸存。出于善良和對人性的信任，辛塔選擇將假護照讓給親人和女兒，自己則留在了這里。而無論在哪一個結局里，辛塔最終都會在暴亂中失蹤。

在談及對這段劇情時，制作人提起了自己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并且直到現在，她都還能見到一群人在雅加達總統府前抗議，尋找失散的家人——他們從1998年一直堅持到了今天

《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的幕間劇情總帶著點肥皂劇風格的夸張和直接，然而對于其所參照的真實歷史的處理，卻并沒有落入簡化。

學生、工人和農民對政府的抗爭，與暴民對華人的迫害，是同時發生的。印尼文化界現今普遍認同，示威之所以變成了暴亂，是印尼時任軍方將領普拉博沃·蘇比安托（也是現任印尼總統）為了謀取上位策劃的政治陰謀，但也不否認，暴亂前抗爭的民眾和暴亂中迫害華人的暴徒，不乏有重合。

于是你能看到，在指代這段歷史時，制作組最常使用的詞，是“悲劇”。

對復雜性的直面，不僅僅是為了照顧華人群體的情感，更重要地是揭露出族裔之間本不是敵對關系，抗爭本不應變為針對華人的暴動。

在印尼主播的游戲實況下，大部分印尼語留言都在表達對辛塔結局的悲傷

恰如制作人所說：“讓那本該為悲劇、為暴亂負責的人——那些當權者——繼續被記住，而不是重演他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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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中，支線劇情總體來說相對簡單，通常因果明確，并且第一天做出選擇，第二天就能見報。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要決定是否放行一名足球隊隊長，他沒帶夠錢，又急著前往體育館參加比賽。

東南亞足球文化盛行，雖然國家隊踢得未必好，但民眾的國家榮譽感卻很強。英國記者伊麗莎白·皮薩尼就曾在《印尼Etc.》記述過一則趣事。一群小伙子圍著電視看足球比賽直播，一場下來，印尼隊不敵死對頭馬來西亞隊，其中一人氣急敗壞地嚷嚷道：真希望有腐敗世界杯，這樣本國必勝。

就像作者記錄球迷趣聞意在表現印尼的貪腐蔚然成風，游戲中這一關乎足球的選項，大概也不單單是作為彩蛋。

如果放足球隊長通行，他照樣會踢輸，只不過游戲會彈出一個名為“雖敗猶榮”的成就

這或許并不是過度解讀。比起創設具體的道德困境，《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在敘事上更傾向于強調個體的微小選擇，對社會、民族和國家未來的影響。

作為收費員的德維，看起來沒有什么左右生死的大權，然而路過的公務員會提醒你：我們都是這個公務系統的一份子。在這個尾氣飄飛的小房間里，同樣有著權力施展的空間：給誰行個方便，借著工作內容的正當性阻撓誰，這些都是收費員可以做出的選擇。

例如在多結局的探索上，如果想要達成丈夫存活的結局，那么就需要不顧上級“阻攔運送抗議者的小型車輛”的命令，放行足夠多數量的抗議者經過，相應地還要吃若干張罰款單。

而如果想要達成順利生下女兒的結局，并不僅僅需要攢夠剖腹產所需的費用。玩家還得通過幫助大學老師向過路車輛散發反對政府的傳單，才能獲得孕婦維生素和奶粉這些必要的關鍵道具。

乍一看，這些條件和結果似乎沒有什么必然的邏輯關聯，不免看出制作組刻意貼合印尼歷史的“引導性”——但這也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開發團隊選擇在當下回到印尼二十多年前的歷史，做出這樣一款游戲？

時間來到印尼的當下，自今年2月，印尼國內發起了一場名為“#IndonesiaGelap”（意為黑暗印尼）的示威，反對普拉博沃政府，直到9月才以政府的退讓暫時平息。

自普拉博沃上任后，失業率和物價雙雙上漲，1.4億的勞動人口中，失業率高達16%，將近六成人都在靠打零工來維持生活。年輕人跑摩的、送外賣，如此賣力地每天工作超過八小時，在雅加達也只能換來一個月約合人民幣1300元的薪水，而單在便宜餐館吃頓飽飯，就要花上20多塊。

與此同時，政治精英則沿襲了“新秩序”時期議員高官“懶得演”的貪腐和特權，心安理得地領著每月折合人民幣大約3.6萬元的住房補貼——這個數字約為雅加達最低工資的十倍。

一位21歲的網約摩的司機Affan Kurniawan不幸在工作中被鎮壓示威者的警方裝甲車碾壓致死；他貧困的出身，靠跑網約車維生、渴望為家里蓋房而攢錢的經歷，讓很多年輕人產生了共鳴，因此也進一步點燃了示威的情緒

此外，政府這邊削減教育、衛生方面的預算，那廂修訂法律加強軍隊在社會事務中的角色，這也破壞了民眾對制度的信任。

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論文《Exit Suharto》中，將印尼90年代示威運動的興起，定義為民眾將民族想象從國家手中被重新奪回的過程。他也預言，這樣的運動將會周期性地發生。

可以說，底層生活困境與政治精英聲色犬馬的割裂，激發了兩代人對同一個問題發出質問：身為印尼人意味著什么？

廣泛的民憤讓示威迅速獲得了大量響應，其中Z世代的年輕人——游戲中德維女兒的這一代——成為了主力。在印尼獨立紀念日，他們拒絕升起國旗，而是升起了《海賊王》里的草帽海賊團的旗幟，使其最終演變為這次示威的符號。

據報道，草帽海賊團的旗幟最早是由一名卡車司機升起來的；印尼政府稱這面旗幟威脅到國家統一 ，尤其是人民協商會議的領導人物，并將其宣布為叛國的象征

1998年，也恰恰是劃分出Z時代的年份。這代人成長在一個所謂的民主的印尼。大選期間，年輕人會在雅加達的街頭驕傲地伸出兩根手指，展示小指上的紫色墨跡——那是為了防止重復投票的措施，也因此成為了參與民主政治的勛章。

然而Z世代雖以參與政治為榮，卻并沒有經歷過“新秩序”時期的嚴格管控，也沒有關于黑色五月社會暴動的切膚之痛，也就反過來覺得，競選時的普拉博沃沒有什么問題。

這個有著軍隊背景、身為蘇哈托女婿的精英政治家，在老一輩眼里有著血跡斑斑的歷史：參與過東帝汶大屠殺，要為黑色五月暴動負責，并迫害了若干民主人士。但在上次大選中，普拉博沃卻爭取到了年輕人極高的支持率。

靠著社交平臺上的宣傳攻勢，他成了Z世代眼中“賣萌爺爺”，借裙帶關系發家的仕途也被包裝成了窮小子逆襲的奮斗史，與其作風強硬的反腐主張一起博了不少好感。

有媒體將普拉博沃稱為抖音總統，競選期間，他經常拉自己的愛貓出來一起大拍短視頻，可以說是很懂年輕人和互聯網，不過這些視頻在他當選后被傾數刪除了

二十多年似乎已經足夠漫長，長到讓普拉博沃上了臺，但好在印尼年輕一代沒有失去抗爭的勇氣，所以一切都還不算太晚。

結合這樣的背景，再回過頭來看《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德維在日記里抒發自己的政見時那種口號式的激昂就變得更好理解了。

可以說，游戲更多地承載了現實意義，在一個恰好的時間點，重提了那段歷史悲劇，提醒如今的年輕人：不要遺忘勇敢的抗爭者，不要遺忘被侮辱和損害的無辜者，更不要忘記，誰才是真正制造黑暗的人。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游戲十分罕見地設計了由玩家書寫的環節：在每天德維寫下的日記后，玩家可以自己記下這天發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

這同樣也是一種選擇：亂世之中，你要用個人的記憶去書寫怎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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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時期的獨裁政治包括了文化方面的高壓政策，這相應造成了印尼那段時期文化方面的真空。在他下臺后，新世代的年輕人迫切地要借文化來表達自己對國族身份和社會現實的感受。

例如在今年的示威中，由一支本土搖滾樂隊Sukatani Band創作的歌曲《Bayar, Bayar, Bayar》（直譯為“付錢，付錢，付錢”）就因其對社會不公的憤怒表達成為了游行的“進行曲”。

另外一支我很喜歡的印尼樂隊Efek Rumah Kaca（直譯為 “溫室效應”）也常在歌曲中指涉印尼的社會現實，音樂制作上更精巧一些，歌詞也更含蓄

但很可惜，在本土之外，如果要在文化記憶里搜索印尼，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想起的可能還是兩部關于印尼60年代血腥屠殺的紀錄片——由一位美國導演拍攝。多提一句，鄰國柬埔寨驚為天人的迷幻搖滾樂，也是靠一位在當地旅行的美國人才重見天日。

《殺戮演繹》英國版海報

光碟、磁帶和書籍的年代里，出于媒介傳播的限制，國外的受眾往往很難看到印尼人關于自身歷史的表達。例如對于1998年的五月黑色暴動，西方媒體大多將其孤立地表述為一場民主化運動，印尼本國人似乎完全處在一種失聲的狀態。

游戲中，借外國記者之口提出的問題，似乎也影射了這種失聲

而在游戲領域，東南亞國家雖然也常被視為“邊緣”生產地，但至少Steam這樣全球發行的主流平臺，使得地方性作品有了更多在全球語境中流通與再詮釋的機會。

而地方性的文化和歷史，也能夠通過游戲形式被“全球化”——任何玩家只要了解游戲背景，都可能產生共鳴。

就像《1998年：收費員的故事》做到的那樣，它清晰地呈現出了印尼人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和歷史，如何基于這種歷史選擇未來。

不過這款游戲出于當下的政治環境和敘事上的克制，并沒有對歷史背景做出直接的描寫。雖然通過親情、友情等普世情感增加了一些喚起共鳴的可能，但還是帶來了一種“語境很高”的尷尬。

制作人自己也曾說過，這是一款“為印尼人制作的印尼游戲”。如果并非本國人或是對印尼缺乏興趣，確實會有點難以理解。例如游戲從始至終沒有直接表述出華人的族群身份，如果缺乏對背景的了解，玩家可能都很難想到辛塔是一位華人。

但正因為如此，在外國人的眼里，它也在無意間激發出一種好奇，留下了某些有趣的切口。

在游戲中，有一個名為朱琪的大學生，他一邊忙于論文，一邊給報紙畫著諷刺當權者的漫畫，并最終因此在暴動前夕失蹤。

在開始，我完全不理解這個形象酷似小夫的角色，為什么有著如此格格不入的畫風。直到打開了開發團隊官網才發現，原來是游戲聯動了一個印尼本土的動漫角色。

朱琪（Si Juki）大概就相當于社會時事題材的青春版“老夫子”，國民度還要更高些。盡管出了印尼大概沒人認識他，但打開動漫官網，你會發現與之聯動過的IP幾乎個個耳熟能詳。這足以說明，朱琪是一個在本土高度商業化的IP。

而當發現這樣的國民級IP可以放心地與這樣一款游戲進行聯動時，好像也更可以理解，在游戲故事的最后，人們最終爭取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