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內爆的可能性在上升

伊朗自從被特朗普炸過以后就老實了起來，但是并不代表伊朗現在能夠痛定思痛，發揮影響力，幫助我們吸引美國的注意力，正相反，現在伊朗國內出現了內爆的可能。

作為教士治國的國家，伊朗在大學里廣泛設立了經學院，這些院校的老師有豐厚的報酬，也有比較好的待遇，在霍梅尼時代，伊朗的發展搞得比較公平，那時社會矛盾不深刻，所有人都在反對巴列維王朝的大旗下團結在了一起。

到了哈梅內伊時代，隨著內賈德等總統走馬上任，伊朗的親西方派和本土強硬派先后展開了自己的政策，本土派大力發展有利于革命衛隊的產業，伊朗很多產業都在革命衛隊手里。

親西方派則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削弱革命衛隊的產業。兩邊雖然在政策上有諸多不同，但是不約而同的推進了伊朗的城市化。

因為推進城市化對兩派都有利，對本土派來說，城市可以集中更多的產業和更大的力量，對親西方派來說，城市人天然在市場中生活，對伊斯蘭主義信仰不深，兩邊帶著各自的算盤推進城市化，最后的結果是伊朗教士集團的根基被刨了。

伊斯蘭主義的基本盤正是伊朗的農村，隨著伊朗農村人口的凋敝，親西方派在選舉中越來越有話語權，這就導致強硬派不得不屢次三番和以色列搞對立，通過對外矛盾來凝聚人心。

在蘇萊曼尼還在的時候，對外行動在這位將軍的操辦下一直搞得比較好，蘇萊曼尼本人雄才大略，身先士卒，是一把插入以色列勢力范圍的尖刀，等到特朗普扎死了蘇萊曼尼后，伊朗對外再也沒有成功的行動，不少親西方派的高層就開始往美國或者歐洲送自己的家人和錢。

這些人在伊朗強硬派聲音大的時候會配合，但是強硬派聲音稍微小點，他們就要放松反美，本來也是要和美國做生意的，只不過被制裁了這么多年了，實在是沒有辦法，再被美國制裁下去，什么力量都要沒有了。

這就是伊朗內爆危機的根源，一方面，美國雖然在不斷的培養反美的力量，制裁親美的人，但是伊朗的城市化導致伊朗國內親美的人層出不窮，還在不斷產生。城市化產生出來的群體，天然世俗化，反對伊斯蘭主義，認為正是伊斯蘭主義導致了被美國制裁，被世界孤立。

但是同樣的，伴隨著美國制裁的過程，反美的人也越來越極端了，他們認為美國是因為支持以色列，所以不管伊朗干什么，都是要制裁伊朗的，不是因為伊斯蘭主義害了伊朗，而是伊斯蘭主義救了伊朗，伊朗應該更堅定的反美。

經院不斷鼓吹要和以色列對抗，不斷講經，時不時升旗，既得利益集團有一部分人家屬和財富都在美國，軍隊高層不少并不相信和美國對抗能打贏，因為看多了國內的腐敗，感覺自己毫無戰斗力，所以不如出賣情報合作。底層分裂為互不理解的兩派，這就是伊朗的現狀。

系統逐漸失控，失去了彈性，走向了剛性化，城市化不可逆地改變了社會結構，系統原有的意識形態粘結劑失效，卻又無法生成新的、包容性的共識，精英階層離心離德，不再將自身命運與系統深度綁定。

現在伊朗在內外壓力下，系統的決策空間越來越小，只能在強硬與妥協的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而兩者都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

這不是能長期合作的國家，并不是我們道德評判它，而是與之合作的長期風險不在道德和意識形態，在于內部的不穩定性，中東的支點由誰來扮演，短期來看要看誰還有這個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