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通過嚴復“群學”探尋現代中國社會學的誕生之路

陳云龍

通過嚴復“群學”探尋現代中國社會學的誕生之路

作者 |陳云龍

作者單位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原文 |

我曾在2023年的一篇作者手記中指出：“一篇論文如果只呈現最終結果而不交代成文過程恐怕是有缺憾的”。某種意義上，呈現生產過程比最終結果更為重要，因為它既體現一篇論文的完善過程，也包含作者思考的成熟過程，既有助于展現作者曲折的心路和理路，也有助于讀者理解文章的主題和觀點。在此，特別感謝《社會學研究》編輯部提供這個交流平臺與分享機會，允許我們在《民群、民德與禮治：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及其展開》一文刊發之余再說一些“題外話”。

一、獨自求索的漫漫長路

為什么我們會啃嚴復的“群學”思想這塊硬骨頭？此事說來話長，還得從頭說起。話分兩邊，先說第一作者楊玲老師的情況。她從碩士開始就對民國社會學興趣濃厚，希望通過挖掘和梳理中國社會學的早期流派與學術傳統（尤其是社區學派）來探尋現代中國社會學的早期脈絡。期間培養的本土化的學術意識與研究立場，不斷激發她向中國社會學的歷史與理論的更深處摸索。于是，她在博士階段將目光伸向現代中國社會學的孕育階段——清末民初，并在認真對比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的“群學/社會學”思想之后毅然將嚴復作為主攻方向。她痛下苦功，通過對大量的一手文本和研究成果的閱讀和思考，在三年內順利完成博士論文《“合群弘道”：嚴復社會思想研究》。畢業以后，她不滿足于博士階段的研究水平，在博士后階段以及出站后進入西南政法大學工作期間繼續深耕嚴復的“群學”思想，迄今已堅持了十余年。

再說說我自己。我在大學時代從現代西方社會學入門，在碩士階段開始反思西方理論對中國社會的解釋局限，轉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中國化”產生濃厚興趣，之后將這種閱讀和思考延伸到民國時期，希望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認識中西社會學發展脈絡與各自的思想文化傳統之間的關聯。進入博士階段以后，我尤其希望深挖現代中國社會學與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古典思想傳統的關系。當我的思考從先秦原儒經由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和清代實學延伸到清末民初的儒家思想與現代中國社會學的關系時，我同樣將關注點落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群學/社會學”之上。并且，在面對當時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境況時，我遭遇了理解現代中國社會學發端的雙重線索：一是古今關系；二是中西關系。兩條線索匯流一處，使這個問題變得異常復雜，而“群學/社會學”思潮正處于這種中西古今的學術爭論的中心地帶。

二、步步深入的交流合作

一開始，嚴復只是我涉獵的眾多晚清民國思想家中的一位，甚至因其著述較少、譯著眾多而沒有成為我閱讀和思考的重點。直到與當時還在展開博士后研究的楊玲老師進行幾次深入交流之后，我才對嚴復在現代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重新審視。我們商討后認為，相比同時代其他中國思想家倡導的“群學強國”或“群學救國”主張，嚴復的“群學”思想雖然散布于各類著譯文本之中，但是最具中西古今的互釋性和交融性，也最具現代社會學的學理性和自覺性。他一方面通過現代西學特別是社會學反觀傳統中國的“群”觀，另一方面通過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中學譯釋現代西方社會學。這種學術努力既成為現代中國“群學/社會學”誕生的重要標志，也成為嚴復回應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現實危機的理論來源。至此，我們將嚴復視為現代中國社會學誕生過程中的一位核心思想家，并希望從社會學角度深入探索他那包羅萬象的“群學”思想世界，并嘗試完成進一步的理論化工作。

這樣，我們雖然打開了一扇溝通傳統中國的“群”觀與現代西方社會學的學術大門，但是在一手材料、既有研究和學科歸屬三個方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學術挑戰。

在一手材料方面，面對嚴復的譯著、序跋、按語、政論、時評、書信、講義和書評等，我們既要克服中西方的語言、社會、歷史、文化和思想差異造成的閱讀障礙，也要排除嚴復獨特的語言與翻譯風格以及龐雜的知識背景帶來的理解困難（他一直在古今、中西、文白、著譯的交錯之間建構自己的“群學”思想）。這方面楊玲老師已有不少積累，也為我系統了解嚴復的著譯和生平提供了不少幫助，而我更多是憑個人興趣閱讀，要補的課較多，好在之前對中西方思想史都有所了解，閱讀起來不算太難。即便如此，我們的進展依然十分緩慢，經常相互抱怨嚴復的東西“不是人讀的”“看得都想吐”，甚至有時連睡覺都夢到嚴復。這樣的苦讀和思考一直持續至今。并且，我們將田野調查的理念與方法注入這個閱讀過程，因為對一手資料的理解深度決定了后續的理論思考高度。

在既有研究方面，楊玲老師此前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工作，我起初認為這塊把握起來應該相對容易，只需要查漏補缺即可。但是，隨著我們對嚴復“群學/社會學”的相關研究的搜羅和理解日漸增多之后發現，哲學、倫理學、思想史/歷史學，甚至政治學、經濟學、翻譯學、法學、教育學等學科在這個議題上的討論頗為繁榮且接連不斷，而社會學的研究卻要單薄很多。并且，相比改革開放前期的老一輩學者的著述，“80后”“90后”的年輕學者的成果更是寥寥無幾。為了在茫茫的文獻之海中聚焦自身的研究方向，特別是堅持從社會學角度明確有關嚴復“群學”的問題意識、研究內容與思路框架，我們對社會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不斷進行梳理分類與歸納總結，希望從中找出更多學科之間的研究共識。

在學科歸屬方面，既有的文獻工作讓我們體味到每個學科眼中的嚴復“群學”思想圖像都不太一樣，而我們最希望明確社會學家眼中的嚴復“群學”的內涵脈絡，及其與中學傳統尤其是儒家“群”觀、西學傳統尤其是斯賓塞“社會學”以及民國時期逐步學科化和專門化之后的現代中國社會學的關系。我們認為，嚴復的“群學”既是匯通中西之學促成現代中國社會學誕生的一個思想高地，也是促使古典“群學”或古典“群”觀邁向現代“群學”或現代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我們在眾多的一手資料和既有研究基礎上不斷對嚴復“群學”中包含的多重思想線索進行整理和辨析，重點挖掘并提煉出其中的現代社會學內涵，以此對接民國以后的中國社會學早期發展史。

在長期深入的交流合作中，我們不斷克服上述三方面的學術困難，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科立場、問題意識、研究內容和思路框架。因為當時我忙于博士論文的撰寫、修改和答辯，本文的最早雛形《新民德與舊禮俗：嚴復“群學”的思想內涵及其嬗變》由楊玲老師于2021年初撰寫完成。同年3月我完成答辯后迅速加入研究工作，仔細閱讀后這個初稿后認為其中的思想史味道較為濃厚而社會學立場不夠突出。幾經商討之后，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改寫，在文獻回顧中保留思想史的梳理的同時加入更多社會學的述評，并引入“個人與社會及其互動關系”的研究立場對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展開更多討論，并在結尾處進行一些理論化的總結提升，同時從社會學角度回應思想史中的相關爭論，使論文的思想史色彩相對弱化、社會學味道有所提升。隨后，我們對文字細節和格式規范進行簡單修改之后，在6月初投給中國社會學2021年學術年會的社會思想史論壇。在此次論壇上，我們既收獲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也意外獲得了年會優秀論文“一等獎”。這既增加了我們的學術信心，也提高了我們的修改要求。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我們既發揮各自所長，一輪一輪推進相關文獻資料的搜索閱讀以及框架內容的修改工作，也不斷求教其他學識淵博的師友，從他們那里吸收更多的建議和看法，盡可能理清嚴復“群學”思想中蘊含的社會學內涵脈絡。

三、破繭成蝶的修改之路

在修改過程中，我們記不清又討論和打磨了多少遍，才有勇氣在2023年底將30000多字的論文投給《社會學研究》雜志，希望能夠爭取到一次寶貴的審稿機會。投稿一個多月之后我們就收到編輯部的第一次審稿意見，要求按照幾個大方向進行修改，以增強社會學的學科意識并聚焦研究問題和論證內容，然后壓縮篇幅、提交再審。每條意見都很關鍵，涉及整個論文的問題、思路和框架的調整。于是，我們又花了三個月認真地閱讀、思考和修改，在增強社會學分析的同時依然保留了思想史的討論，并將全文精簡到27000字左右。當然，論文在思想史和社會學分析之間的雙重定位也招致后來一位評審專家的學術挑戰。

我們在修改完畢提交二審之后經歷了漫長的等待，直到約半年后收到兩份專業且厚重的評審意見。當時我們“百感交集”，既感受到審稿人的深厚學術功底和對本文的透徹把握，也意識到他們的評審不易，為本文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既感受到巨大的修改壓力，也燃起了一絲小小的興奮，因為這些意見讓本文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提升空間。之后，我們沒有倉促修改，而是認真商量并擬定了一個修改計劃，然后用五個多月的時間完成從文獻拓展、原文閱讀到思考討論、落實修改再到校對文字、撰寫回應的所有步驟。這也是我們對編輯部和審稿人的一種樸素致敬。

根據其中一位審稿人的意見，我們在掌握大量中文文獻基礎上繼續搜羅和補充英文、日文等外文文獻，進一步澄清嚴復“群學”中涉及的“民”“群”等核心概念，同時強化討論其中的道德社會學內涵，還深入分析嚴復晚期階段著重關注的傳統倫理與禮俗及其與中西之學的關系。這些方面都是原文的薄弱之處。相比之下，另一位評審人的意見更為棘手，尤其擊中本文的幾大痛點。首先，他認為嚴復的“群學”含義寬泛，更應該在思想史而非社會學領域展開討論，而我們希望將思想史領域對“群學”的寬泛討論聚焦到社會學領域進行專門思考，因此又花大力氣一步步剝離并澄清嚴復“群學”思想中的社會學內涵脈絡，并強調這對于理解現代中國社會學誕生和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意義，以此進一步弱化本文的思想史色彩、凸顯其社會學定位。其次，他認為我們從“個人與社會及其互動關系”角度展開對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分析，并沒有超越其他學科尤其是思想史領域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展開的考量。這促使我們從更深的學理角度去澄清本文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內容，即強調此文表面在于探討“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而根本在于討論“禮法”“禮俗”與“民德”的關系，由此凸顯嚴復“群學”的“道德社會學”內核。再次，他認為本文對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在其人生的前期和后期的具體展開及其涉及的前后轉變問題的討論也沒有超越思想史領域的既有研究。為此，我們又從社會學角度對其中包含的“變”與“不變”的兩條線索進行更深入的辨析，進一步呈現其中問題的復雜性。此外，他也提請我們對“中西互鑒”“禮俗”等關鍵概念進行必要說明，并且加強嚴復的原文和我們的論析之間的協調性，同時指出文章的語言表達和行文邏輯上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我們對這些看似細小卻十分關鍵的問題也做了認真修改。

經過此輪大改，我們完成一種從思想史到社會學分析的徹底轉型，真正將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脈絡從思想史的既有討論中凸顯出來，并且將論文題目調整為《新民德與舊禮俗：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及其嬗變》。不過，大幅增加的修訂內容也讓文章回到投稿時30000多字的體量，顯得頗為臃腫。我們將此次修改稿傳回編輯部，一個月左右又迎來新一輪的修改意見。此次意見是編輯部結合外審專家意見之后集體討論的結果。責任編輯何鈞力老師晚間來電逐一解釋每條修改意見并遵循我的看法，最后針對此文提出一個社會學的專業“瘦身”計劃。在有限時間內，我和楊玲老師在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意見基礎上，盡力對論文進行全方位、精細化的修訂和刪改，既調整了全文的大小標題和文字表述，又將字數壓縮到24000字左右，尤其是將思想史領域有關嚴復在早期和晚期之間的思想轉變的既有爭論轉換為對貫穿嚴復終生的兩條具體“群學”思想線索的深度社會學分析，使得全文的問題更加清晰、論證更加有力、內容更加輕盈、結論更加精煉，最終以《民群、民德與禮治：嚴復“群學”的社會學內涵及其展開》為題再度提交編輯部。

大約一段時間之后，何老師再次來電，介紹了編輯部對此文修改情況的意見，進一步提出幾點有待完善之處。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明確散布全文的社會學方法論立場，并將其置于文中的恰當位置。為此，對“民群互構”“以譯代著”“會通中西”三者結合的社會學方法論立場的概括說明也成為本文后期修改中的畫龍點睛之筆。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在文末將嚴復的“群學”與同時代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道德社會學進行簡要比較，以此深化對嚴復“群學”的道德社會學內涵的理論解釋，同時指明嚴復的學術貢獻與社會關懷。至此本文也完成一個“破繭成蝶”的升華過程。此時是2025年7月下旬，距離當初投稿已經過去19個月。

四、面向未來的學術展望

在隨即而來的8月酷暑中，論文進入緊張的校稿階段。在數輪校對過程中，編輯部特別是何老師付出了巨大心血，對本文的字句、格式和規范提出很多精細的修訂意見，對文中一些表述也是幾度斟酌，只為讓文意更精準貼切。我們在全力配合的同時強烈感受到編輯部對論文精益求精的學術追求。因此，與其說此文是楊玲老師與我通力合作的產物，不如說是我們與編輯部（也包括外審專家和諸位師友）共同努力的結果。在此，忠心感謝編輯部對我們漫長的修改過程的理解和寬容，也感謝編輯部對寂寂無名的年輕作者的支持和鼓勵，能夠讓我們將這篇文章慢慢修改成熟，最終有機會和大家正式見面。

在這個量化考核漫天飛舞的時代，年輕學者大都在為自己的短期KPI奔忙，希望通過把握前沿議題產出更多學術成果，盡快在競爭激烈的學術界站穩腳跟。相比之下，我們選擇這樣一條既艱辛又低產的基礎研究道路顯得“很不明智”，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是，當大家都在前沿研究的道路上“快跑”時，我們也應該深思在基礎研究的道路上“慢走”的意義。本文對嚴復“群學”的社會學探索便屬于這樣一種“另類”嘗試。在微觀層面，我們深知學術（人生）之路漫漫，唯有筑牢根基才能思考深遠，因此希望通過持續思索現代中國社會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的基本問題，為更好地研究中國數智化轉型時代的一些前沿問題提供更多學術積淀和方向指引。畢竟對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對過去的思考一直都不是自足的，而是基于當下且面向未來的。在宏觀層面，這既關涉長久以來“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的學術爭論，也觸及近年來國家倡導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因此更需要被慎重對待。當然，本文究竟價值幾何、問題幾何，還需在未來歲月中接受八方讀者的批評指正。

最后，我們希望這篇綱要性論文的正式發表并非一個研究終點，而是在新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話語下接續前輩社會學家的嚴復研究的一個新開始。步履雖艱，心志愈堅。未來，我們還將在此一方向上展開更多具體探索。另外，我們希望通過此文呼喚更多社會學領域的學者方家參與深思這個經典議題，也希望此文對思想史等其他學科領域的嚴復研究在視角、理論與方法等方面有所提示，更希望不同學科能在此類學術議題上各展所長的同時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真正實現跨學科的平等交流與合作互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