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 一位美國海軍軍官經歷的贖罪日戰爭

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487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7200字，配圖11幅，閱讀需要16分鐘， 2025年11月13日首發。

按：本文是美國海軍退役少校托馬斯·卡特勒（Thomas J. Cutler）對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所記日志的摘抄與評論。

在軍艦上，沒有什么比全艦進入一級戰備狀態警報那高調的吱吱聲，伴隨著那句“各就戰位！這是實戰演習！”的指令更讓人腎上腺素飆升的了。1973年10月23日，當我站在驅逐領艦“哈里·亞內爾”號艦橋的耳臺上時，情況就是這樣。警報響起時，我正在解頭上那頂印有“JOOD”（意為“副值更軍官”）字樣的灰色鋼盔的下巴系帶。當我推開通往艦橋內部的艙門時，耳畔響起了上百雙軍靴踏上鋼質甲板的聲音，梯子在水兵們奔赴戰位的腳步聲中發出嘎吱嘎吱的刺耳金屬聲——他們正按訓練要求奔向各自的戰位，右舷向上向前，左舷向下向后。接我班的軍官抵達后，省略了常規的航向航速等簡報，直接接過了我的鋼盔和值更任務表。

圖1.美國海軍“哈里·亞內爾”號驅逐領艦（USS Harry E. Yarnell，DLG-17），照片攝于1971年10月。該艦為“萊希”級二號艦，1975年美國海軍艦艇分類改革后升級為導彈巡洋艦

我迅速離開艦橋，奔向戰情中心后方的電子戰艙室，那里是我的戰位。兩名軍士和一名水兵已先我一步到了，電子戰一級士官正在調試WLR-1型接收機，那名水兵則顯得茫然失措。我喘著粗氣跑進艙室里，坦白說我此刻內心有些驚惶，但要竭力掩飾。我急切地詢問電子戰一級士官是否發現異常。

“像是‘北美野牛’轟炸機，長官”，他語氣平淡地回答，他指的是蘇聯研制的米亞-4四發大型噴氣式轟炸機。另一名電子戰二級士官則在膝上攤開手冊，正對照著WLR-1型接收機的讀數核對頻率、脈沖重復率等參數。不久后，他朝我點了點頭，確認了那名電子戰一級士官的判斷。那名一等水兵才十七歲，他頭戴聲能電話，瞪大眼睛看著我報告說：“戰情中心報告，雷達發現一架從阿爾及利亞方向快速逼近的飛機，長官。”

圖2.蘇聯米亞西舍夫設計局研制的米亞-4轟炸機，北約綽號“北美野牛”，該機可執行遠程海上偵察與反潛任務

危險時刻

我們當時正航行在阿爾及利亞領海外側，前夜剛收到情況報告，提醒我們可能面臨蘇聯或阿拉伯國家，甚至雙方共同發起的敵對行動。我無法確定那架飛機是蘇聯的還是阿爾及利亞的，但無論哪種情況都絕非吉兆。

那位電子戰一級士官以濃重的南方口音報告說：“敵機已用火控雷達鎖定我艦。”盡管言辭緊張，他那獨特的南方腔調卻莫名令人放松。我還沒想出該如何回答，專用電話線路里便傳來命令：立刻前往艦橋。到艦橋后我才知道，艦長要求我盡可能目視確認來襲飛機的身份。作為艦上情報軍官的附帶職責，我早就熟記了蘇聯艦艇與飛機的特征。站在艦橋耳臺上，我向南遠眺，試圖發現來襲的飛機。用眼睛的余光，我看見防空導彈發射架上的兩枚導彈正在迅速調整高低角和方位角，顯然是受到我艦火控雷達鎖定信號的指引。交戰規則禁止我們先發制人，此刻的緊張感如同西部片里對峙的槍手，站在街頭彼此凝視，等待對方率先拔槍。

圖3.“萊希”級巡洋艦上的Mk 10雙臂防空導彈發射裝置

一個銀色的身影從我眼前掠過，我看見那確實是一架大型飛機，正以驚人的速度逼近。當它直撲我們而來時，艦橋上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當它從我們頭頂上方飛過時，艦載防空導彈的發射臂劇烈擺動著，試圖鎖定目標，我察覺到艦體逐漸傾斜，顯然是在響應艦長下達的規避機動指令。

然后……沒有然后了，一切都結束了。那架“北美野牛”在空中劃出一道長長的弧線，就朝阿爾及利亞某處機場返航了。當它飛過海岸線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時，我們解除了戰備狀態，重新投入枯燥的日常工作中，即追蹤那些穿行在地中海上空的美軍飛機。這些飛機正作為代號“五分錢”的戰略空運行動的一環，向東飛往以色列，送去大量急需的物資。這場以色列人在美國幫助下逐漸扭轉了戰局的戰爭，后來被稱為“贖罪日戰爭”。

圖4.蘇聯轟炸機從美國軍艦附近飛過，這一幕在冷戰期間經常發生

導致這場讓人腎上腺素飆升卻以未擦槍走火而結束的事件的大背景可謂復雜而又驚心動魄。有人曾將由此引發的美國海軍第六艦隊與蘇聯海軍第五戰斗分艦隊的對峙描述為“冷戰期間最危險的海上危機”，這場危機曾一度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推向核戰爭邊緣。這場危機始于1973年夏天，當時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與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決定對以色列開戰。

1967年那場所謂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贏得了輝煌勝利，不過這場戰爭也為阿以雙方都提供了諸多值得汲取的教訓，阿拉伯國家從中獲益更多，他們發展出若干新戰術，以抵消以色列的空中優勢；而以色列則因獲得壓倒性勝利后常滋生的傲慢心態而受到了不少負面影響。

與人口眾多得以維持龐大常備軍的阿拉伯國家不同，以色列軍隊雖戰斗力不弱，卻高度依賴大規模動員預備役人員。不難理解，每次這樣的動員都會對國家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因此以色列在動員預備役人員時總是非常謹慎。

1973年春，以色列情報部門得到了埃及方面軍事活動加劇的情報，可能預示著埃及人在準備戰爭。這并非埃及首次做出此類姿態，埃及總統薩達特正是巧妙運用此類手段使以色列人陷入猜疑與誤判。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戴維·埃拉扎爾中將對埃及人的活動深感警覺，下令實施局部動員。然而，戰爭的威脅未出現，動員成本卻高達3500萬美元，這讓埃拉扎爾將軍的威信受到重創，更遭到了以色列財政部長的公開指責。

圖5.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左）和埃及國防部副部長兼空軍司令胡斯尼·穆巴拉克正在研究作戰計劃，照片攝于1973年10月

與此同時，作為對冷戰時期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制衡手段，蘇聯一直在拉攏阿拉伯國家并予以軍援支持，包括向薩達特和阿薩德提供大量防空導彈，這些導彈可用于抵消以色列在西奈半島及戈蘭高地的空中力量。在西奈地區，埃及人構筑起了一道無形的“導彈壁壘”，掩護向蘇伊士運河推進的部隊。他們還預先部署了大量架橋設備，以便強渡運河。

以色列方面將埃及的這些準備工作視為威懾的防御性舉措，而非發動攻擊的信號。薩達特還散布了一系列假情報，有意“泄露”了埃及軍隊存在的弱點的評估報告，此舉成功地讓以色列人上當受騙了，認定埃及和敘利亞不可能再冒險重蹈1967年慘敗的覆轍。即便在戰爭爆發前數日，蘇聯撤離駐開羅與大馬士革的公民可能暴露阿拉伯國家的戰爭意圖時，以色列仍無視這一明顯跡象，未啟動動員程序。

薩達特和阿薩德選擇將1973年10月6日作為開戰之日，這是因為當天的潮汐和洋流有利于阿拉伯軍隊渡過蘇伊士運河，而且這一天正值猶太教最神圣的“贖罪日”，包括許多至關重要的預備役人員在內的以色列人都會放假，電視和廣播節目也因節日而減少（在猶太教傳統中，贖罪日是寬恕他人罪孽、為自身過錯真誠懺悔的日子。以色列人通過禁食禁飲來紀念這一節日）。此外，10月6日恰逢伊斯蘭齋月的第十日，穆罕默德正是于此日開始籌備那場最終使他凱旋并重返麥加的戰役，這一歷史事件也賦予了這一開戰日期以精神上的意義。

圖6.以軍“巴列夫防線”的一角，該防線在開戰后很快便被埃及軍隊突破

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已就開戰日期達成一致，但對最佳攻擊時間卻存在分歧：埃及人傾向于在傍晚發動攻擊，屆時從西向東的陽光將刺眼地照向以色列人；敘利亞人則出于相同的原因而傾向于清晨行動。最終雙方選擇了折衷方案，定于下午14時整開戰。

戰爭爆發

言歸正傳，在我的海軍生涯中，曾多次記錄下多數人所謂的“日記”，但我更愿意稱之為“航海日志”，這樣聽上去更具航海氣息。我的第二次地中海航行日志便是其中的一部分。首篇日志的日期為1973年10月16日，開篇寫道：

我決定開始撰寫這份日志，是因為近期發生的事件表明，書面記錄或許是有必要的。本月六號，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引發這場戰事的確切導火索尚不明確；但我強烈懷疑這是埃及與敘利亞精心策劃、協同發動的全面侵略行動……戰爭爆發的消息傳來時，我艦及同泊于西班牙馬略卡島帕爾馬港的艦艇立即進入戒備狀態。數小時后，所有休假人員被召回。隨著眾人開始揣測美國可能的參戰程度，緊張氣氛逐漸升溫。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參戰的可能性日益渺茫。我們未曾啟航，休假制度得以恢復（但仍有限制），中東戰火僅成為通過美聯社廣播獲取的新聞素材，再無更多瓜葛。

這些報道描述了埃及和敘利亞在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的進攻行動。盡管埃拉扎爾將軍在6日凌晨4時警告，埃敘兩國即將發動協同攻擊，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夫人卻直到上午8時才啟動動員程序，且僅下令部分動員，當然這部分原因是她在盟友美國的施壓下不愿發動新戰爭。

六個小時后，阿拉伯國家的進攻正式展開，防空警報聲響徹以色列全境，因贖罪日而暫停的廣播恢復播出，緊急召喚預備役人員立即報到。但寶貴的時間已然流逝，以色列軍隊在東西兩條戰線上均被迫后退。在蘇聯提供的防空導彈保護傘的掩護下，七萬埃及士兵在一千輛坦克的支援下渡過蘇伊士運河，同時兩個敘利亞裝甲師及四萬名士兵也攻入戈蘭高地，占領了該地區南部大部分區域。埃、敘兩國的人員及裝備在戰斗中損失慘重，但兩天內蘇聯即啟動大規模空運，為阿拉伯盟友補充武器彈藥。

圖7.1973年10月7日，埃及軍用卡車駛過在蘇伊士運河上架設的橋梁

以色列的傷亡情況很快就高得難以承受，戰敗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面對這場生死存亡的戰爭，梅厄總理授權將13枚兩萬噸級當量的核彈頭裝配到“耶利哥”導彈及數架戰機上，并以各種方式讓華盛頓方面知曉了以色列人準備對阿拉伯國家發動核打擊的意圖。無論是否受此影響，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還是回應了以色列的求援呼吁，批準對以色列發起大規模軍援空運，并告知梅厄總理“你們損失的所有戰機和坦克都將得到補充”。在考察并否決了若干使用民航機的方案后，尼克松命令美國空軍“派出所有能飛的東西”，美軍由此啟動了代號為“五分錢”（Nickel Grass）的空運行動，這也是自1948~1949年柏林大空運以來，美國空軍最大規模的戰略空運行動。短短數小時內，C-141“運輸星”運輸機和C-5“銀河”戰略運輸機便滿載坦克、戰機和其他急需的物資飛往以色列。

美軍的空運行動原計劃使用歐洲國家的機場，但歐洲國家因實際或潛在的中東石油供應減少的威脅而拒絕美國使用其領空，這讓事態變得復雜；唯有葡萄牙毫不畏懼，允許美軍在其領地亞速爾群島降落并加油。這意味著美軍運輸機必須穿越直布羅陀海峽上空狹窄的地中海航線，確保不靠近該地區任何國家的領空，尤其是那些“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國家。這樣一來，美軍運輸機極易因誤闖他國領空而遭到攔截，于是美國海軍被緊急調遣參戰。

圖8.在美軍飛機空運物資期間，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夫人現身特拉維夫的盧德機場（現改名為本-古里安國際機場），時間可能是1973年10月29日前后

卡特勒在他10月16日的日志中接著寫到：

我們于10月11日按計劃啟航，一切都如平常，看似未受地中海東部局勢的影響。然而兩天后，我因腸胃炎臥床三十多個小時后步入軍官餐廳時，發現里面彌漫著一股焦躁而又緊張的氣氛。雖尚未發生任何變故，但電報往來中已透露出某種預示將發生改變的氛圍。所有人都在仔細研讀美聯社的報道，各種猜測甚囂塵上。當天結束時局勢尚未發生變化，但那種難以打破的期待氛圍彌漫在空氣中。電報往來的內容乃至美聯社的報道中，都未提及未來數日將有任何特殊行動。但經歷過危機的我們，骨子里都感到重大的事件正在逼近。這雖然只是種直覺，卻真實得如同在茫茫大海中看見指向中東的高大燈塔。

第二天一早，預感變成了現實：我們奉命在阿爾及利亞近海布防。那個“沉睡的巨人”已然蘇醒，美國終于對以色列這個小國危如累卵的處境作出了回應。龐大的空運補給機隊已然啟程，巨大的C-5和C-141運輸機正滿載物資飛向“應許之地”，支援那些勇敢卻深陷重圍的以色列人。“亞內爾”號及第六艦隊的其他艦艇沿地中海分散部署，為這支“悲壯”的空中機隊提供安全保障、通信聯絡與防御監視。我們堅守崗位，雖對眼前的環境與事態感到倦怠，卻時刻警惕著當前態勢可能引發的爆炸性后果與近乎無限的變數。當我們監視著各自負責區域內的飛行員駕駛飛機，再將任務移交給下一艘軍艦時，心底總會涌起一種奇特的感受：想象自己置身于那些飛向必然危險境地中的飛機中會是何種滋味？若這些飛機遭遇阿拉伯甚至蘇聯戰機的攔截又會如何？倘若某架飛機被擊落，而我們恰好在阿拉伯國家領海內營救機組人員，又將引發怎樣的連鎖反應？種種可能性無窮無盡，它們既令人無比振奮，也讓人充滿恐懼。歷史的脈搏在此跳動，危險的氣息在身邊彌漫。

對峙

隨著美蘇兩國各自持續支持他們的盟友，雙方駐地中海的艦隊也日益敵視，最終演變為冷戰期間美蘇海軍最大規模的海上對峙。戰爭爆發時，蘇聯海軍地中海分艦隊擁有包括11艘潛艇在內的52艘艦艇，其中部分潛艇裝備有配備核彈頭的巡航導彈。美軍第六艦隊則下轄48艘艦艇，包括2艘航空母艦、1艘直升機航母及搭載著兩千名海軍陸戰隊員的兩棲作戰艦艇。

圖9.美國海軍第六艦隊的“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USS Saratoga，CVA-60）

隨著戰事的持續，雙方均加強了海上力量。蘇聯艦隊擴充至97艘艦艇（含23艘潛艇），美軍第六艦隊則增至60艘艦艇（含3艘航空母艦、2艘直升機航母及9艘潛艇）。這兩支龐大的艦隊均進行了戰備部署，后續事態更使局勢危如累卵。類似“亞內爾”號與“北美野牛”轟炸機遭遇的事件頻頻發生，任何一件都可能引爆美蘇的大規模沖突。

當戰局開始逆轉，以色列憑借美國的后勤支援逐漸占據上風時，局勢變得尤其危險。當以色列挫敗了阿拉伯國家的進攻并再次獲勝的局面日益明朗時，薩達特先后于10月19日和21日兩次向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求助，懇請后者斡旋停火。勃列日涅夫隨即直接致函尼克松總統，提議由美蘇組建一支聯合維和部隊執行停火監督任務。然而，兩個超級大國卷入這場沖突本就危險重重，若按勃列日涅夫的想法選擇直接下場，擦槍走火的風險將急劇增加。

蘇聯方面或許早已預料到，甚至可以說是期待自己的提議被拒絕，因此勃列日涅夫補充說，若美國方面不同意，蘇聯將考慮單方面介入。這更令人不安。當時，地中海里幾乎到處都是用反艦導彈武裝到牙齒的蘇聯海軍戰艦，而勃列日涅夫提出這個讓人不安的計劃后，包括七個空降師在內的蘇聯五萬名一線部隊官兵和十萬名后勤部隊人員隨即進入戰備狀態。另有情報顯示，蘇聯飛行員駕駛米格-25“狐蝠”戰機從埃及機場起飛，對戰場展開偵察。

圖10.偵察型米格-25RBS“狐蝠-D”，配備有功率強大的“軍刀-E”機載側視雷達，機頭上龐大的矩形面板就是該雷達的安裝位置

10月24日的深夜內閣會議結束后，白宮方面宣布全球美軍進入戒備狀態，并將威脅等級提升至三級（DEFCON 3）。對此，卡特勒在其10月25日的日志中寫道：

今天早上收到的情報顯示，前方可能有麻煩了。戰備等級已提升至三級，雖不知緣由，但我注意到艦長與作戰軍官低聲交談，神情相當嚴肅。

蘇聯海軍中一位參與了此次對峙的海軍軍官葉夫根尼·謝苗諾夫（Yevgeni Semenov）也留有日記，他寫道：

我軍裝備有威力強大的巡航導彈，鎖定的主要目標只有五個——三艘航空母艦和兩艘直升機航母，其余目標均為次要目標。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壓力已升至臨界點。

卡特勒接著在日志中寫道：

我仍不清楚發生了什么、正在發生什么或即將發生什么，但我知道事態非同小可。緊急行動計劃已啟動，再升級便是全面戰爭！新指令包含啟動美國公民撤離計劃，除此之外我一無所知，從普通水兵到艦長，每個人都是如此。我必須承認內心有些恐懼……我擔憂的并非是阿爾及利亞轟炸機或魚雷艇，而是蘇聯那令人窒息的強大武裝。此刻，危在旦夕的不僅是我個人，更牽動著整個家庭乃至全世界的命運。這已不再是單次航行的問題，而是關乎一場持久戰，抑或更糟，一場極其短暫的（核）戰爭……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望將這些可能性拉回理性范疇，但愿高層人士也抱有同樣的想法。

美軍第六艦隊司令丹尼爾·墨菲（Daniel Murphy）海軍上將則寫道：

兩支艦隊近在咫尺地航行在同一片海域，一場此前難以想象的海戰場景就此拉開帷幕……雙方艦隊顯然都處于高度戒備狀態，隨時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任何情況，盡管雙方似乎都難以準確預判對方的意圖。

局勢持續緊張，直至蘇軍放棄了出動地面部隊的想法后，事態才逐漸“降溫”。墨菲將軍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議，將第六艦隊向西機動，這樣既能擴大機動空間改善戰術態勢，又能通過遠離戰區向蘇方傳遞緩和的信號。參聯會批準后，第六艦隊頂著惡劣的天氣完成了轉移。此后兩個星期，美軍第六艦隊與蘇聯海軍第五戰斗分艦隊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狀態，緊張的氣氛令人窒息。直到1973年11月15日，三個美軍航母戰斗群解除戒備狀態，駛往地中海的港口休整，整場危機才算宣告結束。

后續

1973年10月的美蘇地中海對峙堪稱僅次于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重大險情。從某些角度看，1973年的那次對峙更危險，因為蘇聯海軍實力已遠超1962年。當時美國公眾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水門事件”上，對這場發生在遙遠海域的海上對峙所知甚少，因此他們從未真正理解贖罪日戰爭期間地中海上發生的一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若非美國海空軍聯合開展“五分錢行動”為以色列運去生死攸關的物資，使其最終在不訴諸核武器的情況下獲勝，這場戰爭的結果恐將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海軍最擅長的便是威懾，在1973年10~11月那段驚心動魄的時刻，美軍第六艦隊面對強大的蘇聯海軍第五戰斗分艦隊靈活應對，為雙方提供了必要的停火空間，避免了不可想象的災難。

圖11.繪畫作品，表現的是正在進港的“小石城”號導彈巡洋艦（USS Little Rock，CG-4）。1973年10月初，美國海軍第六艦隊以該艦為旗艦，在贖罪日戰爭期間集結于東地中海

贖罪日戰爭為參戰方提供了諸多戰術與戰略層面的教訓。尤為重要的是，這場旨在擊敗以色列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似乎終于讓雙方都意識到，此類流血沖突的代價過于慘重，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阿拉伯人。最終，埃及與以色列在1979年3月簽署和平條約，此舉也讓薩達特總統付出了生命代價——他于1981年10月遇刺身亡。不過，在這場被視為以色列生死存亡之戰、幾乎將冷戰引向熱戰的戰爭結束后，埃以兩國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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