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羅夫：中世紀海灣地區的繁榮與衰落

尸羅夫緊貼著海岸而建，海灘上有一道狹長的居住帶，這條狹窄的平地被群山環繞。這座城市完美展現了波斯灣地區山地王國中的港口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尸羅夫被建在一個名為塔哈里（Tahari）的天然港口上，有時整座城市僅有一條與海岸線平行的街道。波斯灣大部分水域極淺，平均水深僅115英尺（約35米），但波斯一側水較深，大型船只可以入港，避開阿拉伯半島一側的沙洲。在尸羅夫，可用平地極為稀缺，所以逝者不得不“俯瞰”生者：墓地被挖掘在環繞城鎮的懸崖上，因為沿著海岸，水手、商人和貿易者的公寓鱗次櫛比。土地如此金貴，如果被用作墓地，對逝者而言實在太過奢侈。城市西北側有一片緩坡，向上延伸至主干道，這條道路蜿蜒通向賈姆城（Jam），并最終穿越百余英里的山區隘口抵達設拉子——波斯和“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業城市之一。11世紀時，設拉子是白益王朝的都城，這個波斯什葉派王朝曾資助巴士拉的精誠兄弟社，還通過充當巴格達哈里發的雇傭軍，實際掌控了阿拉伯帝國的最高權力中樞。除了作為通往設拉子的陸路起點，尸羅夫還是海上中轉站：來自適合印度洋與季風航行的遠洋巨輪在此停泊，所載貨物在此換乘小船，經河道被轉運到巴士拉。

尸羅夫港遺跡平面圖

由于與巴士拉和設拉子這兩座城市緊密聯結，尸羅夫在10-11世紀盛極一時，從事長途貿易的商人、貿易者及其他旅行者蜂擁而至，住房供不應求，城市甚至不得不通過船只進口淡水。巴士拉在經濟低迷期通常可依靠穩定的淡水供應、果園和椰棗林維持自給農業與本地貿易。尸羅夫則不然，它與波斯灣沿岸大多數城市一樣，資源儲備不足。尸羅夫作為聯結巴士拉的深水港，幾乎完全依賴于長途貿易，隨著阿拔斯哈里發與白益王朝蘇丹的權力衰退，尸羅夫也逐漸衰落。巴格達人口減少后，人們對巴士拉附近的中轉港的需求降低，部分貿易從伊拉克轉向更具吸引力的印度洋地區。隨著埃及法蒂瑪王朝的崛起，一條競爭性的西部商路興起，貿易中心轉向埃及、威尼斯和紅海沿岸港口。失去功能的尸羅夫最終被廢棄，但它的終結并不意味著整個波斯灣地區貿易的崩潰。事實上，在中世紀，其他主要中轉港在海灣地區陸續涌現，它們往往分布于波斯灣西南部的島嶼和港灣。

尸羅夫的故事是一部關于轉瞬即逝的繁華與盛衰循環的敘事，象征著海灣地區經濟反復無常的特性。它在10世紀的鼎盛時期便開始走向衰落。到12世紀時，在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摧毀其經濟根基后，尸羅夫作為主要港口的地位已基本喪失。尸羅夫的興起幾乎完全依賴于全球貿易網絡，而它也隨著貿易的衰退和轉移而衰亡。許多島嶼和城市試圖取代它成為海灣地區的主要港口，其中，基什島和半獨立的霍爾木茲王國等一度取得成功，這既體現了中世紀海灣地區的脆弱性，也展現了其頑強的生命力。大約從公元900年持續到公元1500年，這段中世紀的波斯灣歷史，其最佳代表莫過于尸羅夫及其后繼港口城市。即便在大都市巴格達日漸衰落、周邊伊斯蘭世界多數地區陷入混亂之際，這一時期再次彰顯了波斯灣地區獨特的世界主義模式和自治港口的生命力。這些港口之所以能夠維持國際化貿易，并對外國商人的習俗持寬容態度，得益于它們相對獨立于波斯沙阿和奧斯曼帝國蘇丹的統治，但這種缺乏中央監管的狀態也意味著彼此之間會陷入激烈競爭。

對整個伊斯蘭世界而言，中世紀是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所稱的“伊斯蘭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這種文化整合了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元素，并受到伊斯蘭與阿拉伯藝術及社會的啟發。哈里發政權已分崩離析數百年，然而，一種基于宗教律法實踐與阿拉伯文學的文化統一性，正日益在從摩洛哥至馬拉巴爾的整個伊斯蘭世界逐漸形成。這種聯結雖植根于伊斯蘭教，卻催生了超越純粹宗教層面的視角，形成了對人類整體的認知。在海灣地區，穆斯林、猶太人、波斯人、蒙古人、亞美尼亞人、薩巴人、印度教徒、伊巴德派等諸多群體持續互動交流，他們通過獨特的契約文書與商業習慣塑造了當地的商人精神。中世紀的比較宗教學研究能在此興盛就不足為奇了，著有《宗教與教派》（The Book of Sects and Creeds）的沙赫拉斯塔尼（al-Shahrastani，卒于1153年）等學者，正是從往來于波斯灣地區的商人與旅行者口中獲取了關于世界各民族、語言與信仰的知識。與此同時，隨著財富的起起落落，港口自沙漠海岸崛起，又隨著區域權力更迭與遠方世界的風云變幻，最終消失于沙漠之中。

尸羅夫港的海堤

尸羅夫擠滿了來自不同國度的商人、貿易者與水手。有些人對海洋的眷戀遠超陸地，正如10世紀波斯地理學家阿布·伊沙克-伊斯塔赫里（Abu Ishaq al-Istakhri）所述：“一名尸羅夫商人出海貿易，在船上生活了40年未曾踏足陸地。即便靠岸，他仍不愿下船離開海洋，而是派手下處理生意、賺取利潤，然后返回復命。當舊船損毀，他便換到另一艘船上。”尸羅夫的水手以對海洋的熱愛和前往遙遠港口的無畏航行而聞名，他們在廣州如同在巴士拉一樣自在。10世紀曾游歷東亞的旅行家阿布·扎伊德-西拉菲（Abu Zayd al-Sira?）搜集了尸羅夫水手遠航至印度（阿拉伯語稱之為“Hind”）、中國（阿拉伯語稱之為“Sin”）和東非（阿拉伯語稱之為“Zanj”）的故事，其中關于中國富庶繁華的描述尤其挑戰了阿拉伯人的世界觀。當時廣州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商人眾多，以至于中國統治者在港口設立專門機構，任命“一名穆斯林……處理港口內穆斯林之間的糾紛”。同樣，中國人也熟知海灣地區及其重要城市。泉州官員趙汝適（卒于1231年）曾根據阿拉伯水手的見聞，撰寫了關于阿拉伯地區和波斯灣諸國的文章，文章收錄在他的《諸蕃志》中。

水手們定期往返于尸羅夫和中國之間，通常每兩年一次。印度洋季風的規律性、尸羅夫的酷熱以及其他氣候因素共同塑造了某種特定的年復一年的航行節律。夏季，從西北吹來的風使得穿越印度洋向東的航行變得很輕松。冬季，相反方向吹來的風又使得人們能在氣溫相對涼爽的月份同樣輕松地返回波斯灣。地理學家伊本·巴爾基寫道，尸羅夫“人口稠密，商品繁多，是商隊和船舶的停靠港”。玫瑰、樟腦和檀香的香氣在其市場中飄蕩，商人們在那里賺取“巨額金錢”，尤其是在尸羅夫與設拉子建立聯系之后。夏季，當商船向東航行時，那些不想親自冒險出海的富裕船主和商人會關閉他們在尸羅夫的商鋪和住所，前往白益王朝首都周圍的山區休養。

尸羅夫港的臨海院落

考古發現揭示了尸羅夫繁榮的線索。在塔赫里（Taheri）小村莊附近，對這座中世紀城市的挖掘工作仍在進行，這里有鑿巖而成的墳墓群、坍塌的住宅和蓄水池。與波斯灣沿岸許多其他廢棄港口一樣，這里一片荒涼，狂風呼嘯，幾乎沒有船只在此停泊。其昔日輝煌的痕跡在干燥的空氣中得以長期保存。英國旅行家詹姆斯·莫里爾（James Morier）于1809年在此目睹了“大片廢墟和雕塑”。據當地人描述，港口入口處曾矗立著“兩個巨大的白色圓頂建筑……先前覆蓋著玻璃”。它們曾為數百艘駛入這座大港的船只指引方向，正如莫里爾所言：“陽光在每個圓頂上的反射使得這一地標在海上很遠的地方都清晰可見。”20世紀初，英國作家阿諾德·威爾遜（Arnold Wilson）描述了破損的蓄水池和陶器，包括“散落各處”的大量中國瓷器。在稍往內陸的地方，洞穴中的人類遺骸和其他神秘遺跡讓一些人認為，尸羅夫最初是作為瑣羅亞斯德教城鎮建立的，甚至可能是由波斯傳說中的凱揚王朝（Kayanian Dynasty，據信與大衛王同時代）所建。20世紀后半葉，多支國際考古團隊認識到了尸羅夫的重要歷史地位——在伊斯蘭教傳來之前，它曾是統治海灣地區的波斯人的海軍要塞。因此，隨著巴士拉和巴格達日益繁榮，對海運商品需求增加，尸羅夫已具備騰飛所需的船只和造船基礎設施。

尸羅夫甚至比巴士拉更以商業為導向，作為深水港，它可直接接納大型船只，人們無須將貨物轉運到吃水淺的貨船上。這種特性成就了——同時也幾乎完全依賴——那些激發巴士拉詩人與作家想象力的全球性長途貿易。尸羅夫人以靈活的商業頭腦著稱，并愿意為迎合外來商人調整本地習俗。憑借這種務實態度，加之巴格達對中國及沿途港口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尸羅夫走向繁榮。10世紀編年史家馬蘇迪記載，因不同信仰與不同出身的水手在此創造并消耗巨額財富，尸羅夫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他認為這座城市是貿易網絡的關鍵節點，堪稱巴士拉之后的“第一停靠港”。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曾描述這里沿波斯灣而建的柚木多層房屋（部分木材可能取自被拆解的舊船）與其他精美建筑：“在阿爾達希爾地區，除設拉子外，最重要的城鎮便是尸羅夫，其規模幾乎與設拉子相當；尸羅夫的房屋是用柚木或來自桑給巴爾的其他木材建造的，多達數層。該城鎮坐落于海岸，滿是精美建筑，人口稠密。居民以房屋雅致為傲，有人愿花費3萬第納爾修建自己的宅邸并圍以花園。”這位地理學家還提到，尸羅夫的水源有限，主要來自賈姆山（Jamm 或 Hum），可能是通過波斯坎兒井獲取的。他還列舉了經此進口的大量貨物，其中許多來自非洲東海岸及整個印度洋地區：“沉香木（用于焚香）、琥珀、樟腦、寶石、竹器、象牙、烏木、紙張、檀香木，以及各類印度香水、藥材與調料。”因四周環山，尸羅夫除私人花園外幾乎無農業發展空間，整座城市完全投入商業。作為將印度洋貨物運往美索不達米亞的中轉樞紐，尸羅夫也生產部分出口商品。如伊斯塔赫里所述：“城內生產優質餐巾、亞麻面紗，它還是重要的珍珠市場。”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哈里發的黏土印章（用于封印信件紅蠟）均產自尸羅夫，“此乃該城特產”。當這位14世紀的史學家在遙遠的突尼斯著書時，這座海灣港口給人們留下的輝煌記憶已逐漸模糊，他幾乎未提及尸羅夫曾作為海灣地區與東方貿易樞紐的角色。

尸羅夫港房屋臺基墻體

尸羅夫從崛起至鼎盛再到急劇衰落的故事，在許多海灣港口反復上演。隨著貿易沿著變化無常的波斯灣海岸從一座城市轉移到另一座，繁榮既脆弱又短暫。這也意味著，與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港口通常成為權力中心不同，海灣地區的港口始終處于帝國的邊緣。

尸羅夫一直繁榮昌盛，直到977年的一場大地震拉開了一系列地震的序幕，威脅到了其作為安全港口的聲譽。當人們試圖重建這座城市時，敵對港口的精明統治者趁機利用了它的不幸。位于尸羅夫東南約200英里（約322千米）處一座島嶼上的基什港，常常是尸羅夫的死對頭。處于自治狀態的奧斯曼總督魯肯-道拉（Rukunad-Dawlah）統治尸羅夫時試圖攻占基什島，將它納入其貿易網絡。基什島的商人統治者阿布·卡西姆（Abual-Qasim）同樣嫉妒尸羅夫的繁榮，他的策略是綁架當地商人，迫使他們改用自己的港口。這一策略并未完全如他所愿讓基什獲益，但對尸羅夫的影響正是他想要的：“沒有商人會將船只駛入尸羅夫港整修，在從馬赫魯班（Mahrubān）、杜拉克（Dawraq）或巴士拉到克爾曼（Kirmān，一個內陸地區和城市）的航程中，也沒有船只愿意在此停泊避風。因此，除了皮革制品、陶器和法爾斯人獨需的物品外，再無其他貨物經尸羅夫轉運，這座城鎮最終徹底淪為廢墟。”但導致尸羅夫終結的并不僅僅是地震或基什統治者的野心，更關鍵的是，它無力抵御世界貿易趨勢的變化，也無法應對派系爭斗與政治分裂，敵對的軍閥試圖引誘其商人轉投他處。13世紀的馬可·波羅在書中提及，波斯灣的主要停靠點已非尸羅夫，而是基什：“巴格達是一座非常偉大的城市……一條大河穿城而過，順流而下可直達印度洋。商人們載著貨物在此往返。要知道，從巴格達到印度洋，沿河航行需整整18天；想去印度的商人會沿這條河抵達一座名為基什的城市［島嶼］……并從那里進入印度洋。”

1933年，斯坦因在尸羅夫港遺址采集的中國瓷片

這座島嶼（基什）還連接了伊兒汗國與熱那亞的貿易，而熱那亞通過波斯灣擴大了其商業活動。然而，基什面臨著一個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霍爾木茲港。這個港口坐落在波斯灣狹窄入口處的霍爾木茲平原上，四周環繞著灌溉水渠與椰棗林。其商業寡頭對椰棗種植的興趣遠不及對貿易的興趣，在遭到克爾曼一位王子的襲擊后，他們遷至近海一座更易防御的島嶼。克爾曼作為塞爾柱蘇丹國12-13世紀的據點，雖屢次劫掠霍爾木茲，企圖榨取其商業財富，卻始終未能得逞。馬可·波羅并未像該地區大多數明智的商人那樣乘船前往霍爾木茲，而是取道克爾曼，沿著一條危險的20英里（約32千米）長的陡坡下行。在這條山路上，旅行者不斷遭到“強盜”襲擊，而這些強盜似乎不受克爾曼控制。在塞爾柱王朝統治下，霍爾木茲向克爾曼進貢，但克爾曼的繼承者烏古斯突厥人幾乎無法從霍爾木茲富商那里榨取更多財富，此時商賈們早已遷居離岸島嶼。無論當時的突厥統治者是誰，霍爾木茲一直維持著與遙遠的威尼斯等城市之間的珍珠和絲綢貿易，從而維持著地中海城市與印度洋市場之間的聯系。隨著貿易從一個港口轉移到另一個港口，海灣地區呈現出與這一時期許多其他區域（如地中海地區）相同的特點——政治分權與地方社會文化活力迸發并存。在海灣地區，這意味著獨特文學表達形式的繁榮以及對一種非帝國式的世界主義的頌揚，而且這些通常不受內陸強權的干預。

因此，隨著霍爾木茲的崛起，基什走向衰落。它被取代的速度與它當年取代尸羅夫的速度一樣快。這背后有幾個可能的原因：11世紀，伊朗的棉花產業熱潮逐漸消退。自伊斯蘭教興起以來，基什一直是棉花制品的出口港，而棉花產業曾是整個海灣地區生產力和布匹貿易的重要引擎，其衰退導致基什經濟遭受重創。幾乎與此同時，一位來自波斯大陸的軍事指揮官入侵基什，洗劫了當地的倉庫和富商宅邸。1230年，霍爾木茲的統治者趁基什衰弱之際，成功將霍爾木茲提升為波斯灣的首要港口。為此，霍爾木茲在阿拉伯半島沿岸擴建了前哨基地，并與阿曼的卡爾哈特（Qalhat）結盟。隨著這兩座城市“在海灣–阿曼貿易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基什的時日已不多”。霍爾木茲人的勝利不僅因為鏟除了基什這一競爭對手，還因其與強大的納巴尼王朝（Nabhani Dynasty）建立了緊密聯系，該王朝將阿曼豐富的農產品帶入了貿易網絡。關于霍爾木茲歷代君主的史料，清晰展現了這座中世紀后期海灣港口的崛起軌跡：為了謀求最大安全保障和爭取更多自治權，霍爾木茲從大陸遷至同名島嶼。大多數前往霍爾木茲的商人將其當作非洲、阿拉伯半島和印度之間的中轉站，以避開深入海灣腹地的潛在風險。不過，仍有大量商人在海灣地區穿梭。

其中一位商人是伊本–穆賈維爾（Ibn al-Mujawir），他可能來自波斯呼羅珊，于13世紀游歷阿拉伯半島，并在1226-1230年著書，當時正值拉蘇里王朝（Rasulid Dynasty）在也門掌權，這個王朝借紅海貿易繁榮之機崛起。事實上，伊本-穆賈維爾的記述給人的深刻印象是，阿拉伯半島西側正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不過，他并未提及海灣貿易遭遇災難性衰退，反而揭示了紅海貿易與海灣貿易如何相互關聯，即兩者或許都因亞丁（Aden）和拉蘇里王朝的崛起而獲益。他還提到了包括基什在內的諸多海灣港口，那里的“人民……對陌生人極為尊重且關懷備至”；他聲稱在那里“女性主導”男性。這一表述并非貶低男性，而是印證了基什作為主要長途貿易停靠港的特性——由于男性常遠行從事貿易活動，家中事務通常由女性掌管。

盡管面臨多重危機，在中世紀印度洋貿易體系中，海灣地區仍是信仰交融與商品交換的核心地帶。一個幾乎未被承認、仍待深入探索的區域是東非：在肯尼亞海岸外的拉穆群島（Lamu Archipelago）已發現與波斯灣進行貿易的證據，學者呼吁建立一種新的印度洋“海洋學”，將海灣-非洲經濟更好地納入世界歷史研究。阿拉伯人培育的馬以耐力著稱，甚至在遙遠的孟加拉國也備受推崇，這種馬曾是海灣地區輸往南亞次大陸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這一貿易由猶太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船主商人推動，這些船主商人的乘客稱他們為“nakudas”和“nauvittakas”（這兩個詞分別為海灣地區和印度洋地區對“船長”的稱呼），他們“展示了非凡的合作精神與社會和睦”。類似的世界主義精神可能也存在于著名的卡里米（Karimi）商人中，這些具有也門、埃及和印度血統的商人，使埃及與印度之間的紅海香料和奴隸貿易航線高度繁榮。盡管人們曾一度認為他們中大多數人是穆斯林，但基督徒和猶太人同樣完全有可能位列其中。1264年，一位名叫努魯丁·菲魯茲（Nuruddin Firuz）的船主，從霍爾木茲港出發，前往印度的卡提阿瓦半島進行貿易。他的航海生涯堪稱不同信仰者之間務實交往的典型案例。這名穆斯林商人與他的印度教徒朋友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在印度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此外，他的馬匹出口生意極為成功，在巴格達陷落六年后，海灣地區與印度之間的馬匹交易仍在繼續。努魯丁的同行稱他為“malik ul tujjar”，即“商人之王”。

霍爾木茲王國中的人們服飾

因此，紅海貿易路線的興起并不一定意味著海灣貿易的終結。事實上，在14世紀，自治的霍爾木茲王國建立了一個從巴林到霍爾木茲海峽的由港口和島嶼連接而成的海洋帝國。霍爾木茲的“魚眼”珍珠聲名遠揚，連來自西地中海馬略卡島的猶太人制圖師亞伯拉罕·克雷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在其1375年寫成的《加泰羅尼亞地圖集》（Catalan Atlas）中都描繪了海灣地區南部的采珠人。巴格達雖然地位下降了，也不再有哈里發，但仍然是珍珠貿易的中心，正如馬可·波羅所言：“從印度［和海灣地區］運往歐洲的珍珠幾乎都在巴格達進行鉆孔處理……巴格達是這一地區最宏偉、最繁華的城市。”伊本·白圖泰指出，在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并在波斯建立文化中心后，海灣地區的情況有所改善。

對一些歷史學家而言，全球世界主義直到公元1500年后才在西方框架內逐漸形成。那么，該如何解釋努魯丁·菲魯茲筆下的世界——那種充滿“社會和睦”的氛圍和對普世人類經驗的高度認可？這一切似乎已趨近于“現代”概念的范疇。答案或許部分在于帝國霸權的終結：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權力的衰落導致中央集權力量瓦解，因此再無強權能夠強制推行單一教義。他們的毀滅仿佛是天命與星象對驕奢淫逸的懲罰，伊本·赫勒敦曾預言了這一崩潰。他聲稱阿拔斯哈里發馬蒙的占星家金迪（al-Kindi）曾著書預測伊斯蘭帝國的未來：“書中指出阿拔斯王朝的終結與巴格達的毀滅將發生在伊斯蘭歷第七世紀（即公元12世紀）中葉，其毀滅將是伊斯蘭教衰落的結果。”他說這本書后來失傳了，“毫無疑問，它隨著那些被旭烈兀扔進底格里斯河的書一起被毀”。巴格達的垮臺如此著名，以至于它成了伊斯蘭教和歐洲歷史中的一則道德寓言。馬可·波羅復述了旭烈兀將末代阿拔斯哈里發囚禁在堆滿黃金與珠寶的塔樓中餓死的虛構故事。有趣的是，在描述遭洗劫后的巴格達時，他仍稱其為重要城市，是更廣泛的海灣貿易的一部分，而此時蒙古人正熱衷于擴張權力與商業。

在蒙古人摧毀巴格達的阿拔斯哈里發政權之后，波斯灣周圍的經濟和文化雖發生了變化，但基本上保持穩定。研究珍珠貿易的學者指出，在巴格達衰落的那個世紀里，珍珠貿易似乎增加了，這表明海灣地區的貿易具有很強的韌性，而不是很快就崩潰了。1225年，中國宋代廣州的一位海關官員記錄了來自基什和阿曼的珍珠和馬匹。在那個時期，“波斯灣地區——此前已與印度并列為世界兩大珍珠主產地之一——進一步贏得了‘全球頂級珍珠供應地’的美譽，這里的珍珠不僅產量最大，品質也最優……巴林成了珍珠的主要市場和采集場”。波斯海岸也涌現出了競爭者。盡管巴格達陷落引發了諸多問題，但這一時期的獨立統治者與移民商人社群反而在尸羅夫、基什、朱爾法爾、卡爾哈特和霍爾木茲等港口蓬勃發展。有學者甚至推測：曾在尸羅夫衰落時期出逃的移民，正是后來建立哈伊馬角與沙迦這兩個酋長國（今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卡瓦西姆部落（Qawasim）的先祖——這個部落我們將在本書第五章重點提及。他們歷經數代人的遷徙，跨越波斯灣，在各港口定居，常被稱為“尸羅夫的后裔”（Banu Sira?）。這些人很可能屬于所謂的“胡瓦拉部族”（Bani Huwalah）或“納希魯部族”（Bani Nakhilu），這個阿拉伯人群體曾強烈抵制任何中央權威，并于18世紀從波斯海岸遷徙至阿拉伯半島沿岸。

中世紀海灣港口總是在海岸上最便利之處興起，它們的政治形態具有以下特點：靈活多變、轉瞬即逝、權力分散，且遠離帝國中心。對教條主義者而言，它們有時頗具危險性，因為它們不符合什葉派的白益王朝與薩法維王朝、遜尼派的塞爾柱王朝與奧斯曼帝國，或16世紀天主教葡萄牙的常規宗教范式。這種自治狀態是首都以及其他大城市之外生活的一大特征。事實上，海灣港口的權力結構可能更為分散。據地理學家伊本·巴爾基的描述，沿海“酷熱難耐”的地區主要居住著阿拉伯人，任何城鎮都沒有主麻清真寺，中央政府的存在感極弱。在倫格港周邊的伊拉希斯坦（Irahistan）地區，講阿拉伯語的民眾“總是反抗政府，因為任何軍隊都無法在這些地區停留超過春季的三個月——冬季降雨［及陡峭山谷中洶涌的山洪］導致飼料匱乏［當地阿拉伯人在此情況下讓牲畜適應吃魚］，軍隊難以駐守；夏季則因酷熱難耐”。為了收集雨水，當地人挖掘深溝種植棕櫚樹，溝非常深，以至于只有樹梢才能探出地面。極端氣候再次挫敗了帝國的野心。這一地區的阿拉伯人——他們的后代今天仍居住在波斯灣附近，成為現代伊朗講阿拉伯語的遜尼派少數群體——幾乎從未向波斯人繳納過任何貢賦。即便在葡萄牙人統治時期，這些地區的自治傳統與中世紀海灣港口的世界主義精神仍得以延續，使強制皈依或全面控制貿易的企圖屢屢受挫。

1410-1412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世界奇跡之書》手稿，描繪了馬可·波羅兄弟乘坐滿載貨物的船只從印度抵達霍爾木茲的場景

雖然尸羅夫衰落了，并且幾乎消失，但中世紀的海灣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并未與之一同覆滅。例如，13-14世紀的霍爾木茲自治王國走向繁榮，甚至控制了巴林島及波斯灣沿岸其他港口。珍珠作為一種奢侈品，不僅為海灣地區帶來了過境財富，更成為其重要的內生財源，將資金真正留存在這里。歐亞大陸兩端的航海者都深知其全球貿易樞紐的地位：著名的中國宦官、航海家鄭和（卒于1433年）曾率領龐大船隊駛入西印度洋。如前所述，威尼斯人馬可·波羅也曾訪問霍爾木茲港，并對其濃厚的商業與航海氛圍大加評述。盡管面臨巴格達陷落、棉花等重要商品市場萎縮等挑戰，中世紀海灣地區絕非邊緣地帶。公元1000-1500年，它始終是連接歐亞非市場網絡的重要節點。盡管單個港口易受世界貿易格局變化和重大歷史事件（比如1258年蒙古人擊敗阿拔斯哈里發王朝）的沖擊，但波斯灣地區本身始終保持著其作為全球貿易中轉樞紐的角色。

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開辟了經好望角的新航線，使歐洲人得以繞開中東直抵印度。盡管葡萄牙人占領霍爾木茲后將海灣地區納入其貿易體系，但該事件對這里的經濟沖擊遠小于預期。16世紀，香料、絲綢等商品的貿易在中東持續繁榮。在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土耳其）、薩法維帝國（波斯）與莫臥兒帝國（印度）統治著亞洲西部，這些帝國中很多視歐洲人為下等人。當葡萄牙人抵達阿拉伯半島時，他們不像首批登陸美洲的歐洲人那樣，對當地族群和傳統一無所知，歐洲商人早已在尸羅夫、基什和霍爾木茲的市場上頻繁往來，而葡萄牙人覬覦的正是經霍爾木茲這座偉大城市、從波斯灣貿易中源源不斷涌來的財富。

（本文摘自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著《波斯灣五千年：全球史視野下的中東海灣地區》，馬百亮、尤玉金譯，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艾倫·詹姆斯·弗洛姆赫爾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