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虎年生的張英為何參加清朝科舉？桐城家族選擇大不同

通過五篇文章，我們已經將張英、張廷玉父子之前的家族故事介紹得差不多了，如今就聊聊本主張英的故事。

書香門第、禮儀之家鍛造的忍耐力

張廷玉的父親張英出生的時候，張家在桐城已經屬于高門望族了。作為桐城的顯貴家族，張英一出生就是錦衣玉食、仆婢相隨。

張英生于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換算成公歷比較麻煩。崇禎十年有10多個月的時間是在1637年，從十一月十七日開始則是1638年，所以十二月十六日是1638年1月30日。因此，你說張英是牛年生（按陰歷）也可，是虎年（按陽歷）生也可。

張英

讀書是張家子弟的必然道路，從出生開始就在為“四書五經”“圣人之言”而活著，做事講究舉止、言談必是紳士。當然，學圣人言未必按圣人言去做，這是天下讀書人的本性。

人之生而不同，有乖順之童，必有頑劣之輩。

在書香門第、禮儀之家內，劣童之天性必然有所抑制。雖然對于張家子弟來說讀書有些苦，但讀書卻為后世張家父子兩宰相的歷史成就奠定了人文和性格上的基礎。

因為書香門第，禮教的影響就很大，為此“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之做人做事的忍耐力，從小就開始被奠定。這種忍耐，也就成了張家子弟的共性。

文人讀書是為了什么

文人讀書是為了科舉，科舉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實現自我、實現家族的幸福。因此，張英雖然生于明朝，長在清朝的他并沒有受到“反清復明”的影響，更沒有將伯父張秉文殉明的壯舉作為自己不參加科舉的理由。反而，他非常理所當然地參加了科舉。因為，他的伯父不止一位，既有殉明的，也自然就有降清的楷模順治朝兵部尚書張秉貞。

順治十一年（1654年）秋，18歲的張英參加金陵童子試。說起這件事還有一段小故事。

當時的張英，正在和同學好友潘江在泛舟回鄉的途中，一聽說童子試開始了，張英立刻前往金陵參加，沒有什么猶豫和躊躇。這位潘江也是一位文人而且相當有名，乃是“龍眠五子”之一。此人壽享84歲，一生著作等身，雖然也參加過科舉，但主要是為了要個功名，根本沒有去赴任過。為什么要功名？恐怕是出于減稅負的考慮。

古代文人之所以自認為高于士農工商，就在于稅賦和名聲上的優勢。

張英、張廷玉父子之所以參加科舉，其實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

一者，殉明、降清對于儒家知識分子來說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保住儒家天下。

殉明是為了保，降清是為了作為臣子規勸清主繼續走儒家天下之路。張英參加科舉進入官場，甚至張廷玉走上父親這條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匡正君王”的思想；

二者，古代社會不知有國只知道有家。

家主要說的是家族利益，而不是夫妻一家的小家庭。為了家族利益，在春秋戰國時期要比政權強大得多。同樣，家族利益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利益之一。只要朝廷一弱家族利益就會成為分崩離析的誘因之一。

正是因為張秉貞作為降清者，以兵部尚書之身繼續讓桐城張家享受了各種好處，他在家族內的地位和聲望也自然是不低的。

對于以上問題，恐怕會有一些人就該說儒家文人多么無恥。然而，何止文人，就是全天下又是如何面對這場明亡清初的大變局呢？菱形的社會在古代社會是常態，兩邊極端中間綿羊。為什么綿羊居多？這就是中國人的“活著的思維”。

古代中國人的活著的思維

古代社會的人活著是為了什么？

其實就是為了肚子的問題。

無論是文景之治，還是開元盛世或是康雍乾盛世，在文人墨客筆下、在史冊之上填滿的都是文人的詩詞歌賦贊美，說什么國庫內的糧食滿倉、銅錢成堆、金銀珠寶成山。然而，無論什么時候，民間都有溺嬰現象出現。宋朝的經濟夠發達吧，同樣也是棄嬰現象比較多的朝代之一。同時，大量的青樓乞丐也廣泛出現，蘇軾、唐伯虎為何廣受青睞？一者他們的文人風采，二者他們的文人風流。

在所謂的盛世面前，具體到個人，因為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特別是科技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人們在貪官污吏、沉重賦稅下，僅能填飽肚子而已。盛世盛世，對于老百姓來說也不過如此。

有人因此會說，你是在貶低我們的歷史。其實沒有，如果說中國在漢唐宋元明清的所謂盛世也不過是填飽肚子而已。這個皇帝豐功偉績、那個皇帝壯哉偉哉。在當時的時代，人們也不過生存而已。那么，中國之外亂成一鍋粥的歐洲等地區，還不如中國呢。

作為皇帝，你如果不能給民間的大部分人填飽肚子兒的機會，你就是把他夸成一朵花兒，在農民起義、在野心家打擊下，美麗的鮮花也會成為枯草。

你讓大部分人有填飽肚子的機會，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你就是嘴上無論怎么罵他。別人再怎么攛掇你去反對他，你也不會。因為一者，你就是而且只敢在“活著的思維”下生活；二者，就算換了一位的話，恐怕新來的那位還真未必填得飽天下者的肚子。

未完待續！

下文我們談談張英兄弟。張英的兄長們都生活在明朝，雖然大部分人選擇效忠清朝，但是張英的二哥張載卻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下文我們就談談他們兄弟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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