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在甘肅武威的盛衰

甘肅武威，古稱涼州，地處河西走廊東端，南依祁連山脈，北接騰格里沙漠，是絲綢之路東段的咽喉要地。自漢代設郡以來，這里便是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軍事重鎮，更是東西方商貿往來、文化交融的核心樞紐。

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多元宗教在此融合，共同勾勒出武威厚重的文化底色。其中，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歷經千年，形成了兼具地域特色與宗教傳統的文化景觀。

本文依托《甘寧青史略》《河西的環境》等史料及武威地方志文獻，系統梳理伊斯蘭教在武威的發展。

伊斯蘭教，武威人稱回教、小教或清真教。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國（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遣使抵達長安，向唐高宗敬獻方物，正式開啟了中阿兩國的官方交往，也為伊斯蘭教的東傳鋪設了通道。

近代學者馬凡在《河西的環境》中考證：“回教之入河西，實自唐中葉始，由新疆沿絲路東段漸次東播，涼州（武威）因其扼要，遂為東傳之樞紐。”唐代的武威，城西的姑臧城內外，胡商聚居的“蕃坊”已初具規模。

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王朝抽調河西、隴右兵力東援，西域與中原的聯系一度中斷，但武威作為河西商貿中心的地位并未動搖。《甘寧青史略》卷三明確記載：“天寶后，西域路絕，而河西猶為胡商薈萃之地，回教信徒多為粟特、大食之裔，散居甘、涼諸州。”

這一時期，穆斯林商人與當地漢族百姓的互動日益頻繁，他們學習漢語，穿戴漢式服飾，部分人迎娶漢族女子為妻，其子女多保留伊斯蘭教信仰，同時吸納漢族的生活習俗，形成了早期“胡漢雜糅”的文化特征。

考古工作者在武威城南郊的唐代墓葬中，曾出土過帶有阿拉伯文銘文的銅鏡與陶俑，銅鏡邊緣刻有“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的簡寫經文，陶俑的服飾兼具西域胡服與中原漢服的特點，這些文物印證了當時伊斯蘭教在武威的早期傳播痕跡。

宋代，河西走廊先后被西夏政權控制，西夏統治者推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對伊斯蘭教采取默許態度。這一時期，武威的穆斯林群體規模雖未大幅擴張，但宗教傳承得以延續。據《西夏書事》記載，西夏崇宗貞觀十年（1110年），“大食國遣使入貢，道經涼州，留居者數十人，建禮拜之所于城外”。這座位于武威城外的禮拜場所，雖規模狹小，僅能容納數十人禮拜，卻是目前史料可考的武威最早的伊斯蘭教宗教場所雛形。

元代武威作為河西走廊的軍事與行政重鎮，成為穆斯林群體聚居的核心區域。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蒙古軍隊攻占武威，隨后開啟了大規模的西征。隨著蒙古鐵騎橫掃中亞、西亞，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征調至中國，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河西走廊。

元順帝至正年間（1341年—1368年），武威東關已形成頗具規模的穆斯林社區，社區內有清真寺一座，阿訇兩人，信徒近千人。據《涼州府志備考》記載，這座清真寺“殿宇三間，皆土坯所砌，覆以青瓦，西向為禮拜堂，北隅為阿訇居所”，雖形制簡樸，卻成為武威穆斯林的精神核心。此時的穆斯林群體，已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他們不僅從事商貿與農業，部分人還進入元朝地方政府任職，如元至正十年（1350年），回回人札馬魯丁曾任武威路同知，負責地方民政與商貿管理，其政績被載入《涼州府志》。

明代建立后，統治者對少數民族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在河西地區設置衛所，加強軍事管控，另一方面承認伊斯蘭教的合法地位，允許穆斯林修建清真寺、開展宗教活動。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將軍馮勝攻占武威后，為鞏固統治，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將陜西、山西等地的漢族百姓遷徙至河西，同時也允許元代遺留的穆斯林群體保留聚居格局。這一時期，武威東關的穆斯林社區進一步擴大，原有的土坯清真寺已無法滿足需求，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當地穆斯林鄉紳馬思遠牽頭，募集資金重修清真寺，新寺“殿宇五間，青磚砌墻，琉璃瓦覆頂，禮拜堂可容三百人，外設沐浴房、經堂各兩間”，成為河西走廊東部規模較大的清真寺之一。

明正統三年（1438年），明政府為加強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管理，再次遷徙涼州回回二百二十人至浙江衢州衛所，《明實錄·英宗實錄》詳細記載了此次遷徙的細節：“正統三年四月戊申，徙涼州回回二百二十人，分隸衢州衛，給田耕種，免其差役三年。”此次遷徙雖導致武威穆斯林人口略有減少，但并未動搖聚居區的根基。留在武威的穆斯林，通過深耕農業與商貿，逐步積累財富，社區規模持續擴大。

清初至乾隆年間，清政府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河西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武威的穆斯林人口呈現爆發式增長，據《甘寧青史略》卷二十記載，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甘肅地區“回戶日增，河西之甘、涼、肅三州，回多于漢，涼州東關一帶，回七漢三，聚居尤密”。人口的增長帶動了宗教場所的擴建與新建，僅武威城及周邊鄉村，便先后修建了東關、西關、南關三座清真寺，其中東關清真寺經過多次擴建，成為河西走廊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東關清真寺進行大規模修繕，時任阿訇馬明遠主持擴建工程，將原有的禮拜堂擴建至七間，增設經堂、藏經閣、喚醒樓等建筑。此次擴建后，東關清真寺總面積達兩千余平方米，成為集宗教禮拜、經堂教育、社區社交于一體的綜合性宗教場所。

清同治年間（1862年—1874年），甘肅地區爆發大規模回民反清運動，武威受到波及。平息后，清政府對穆斯林群體采取“分散安置”政策，將部分聚居在東關的穆斯林遷徙至武威周邊的鄉村，如黃羊鎮、金羊鎮、高壩鎮等地，形成了“城內聚居、鄉村散居”的雜居格局。《甘寧青史略》卷二十六記載：“同治后，涼州回回或居東關，或散處四鄉，與漢人錯雜而居，耕織為生，不復有昔日之聚居規模。”

民國九年（1920年），武威東關穆斯林鄉紳馬振邦、冶成章等人牽頭，募集資金兩萬銀元，在東關原址新建清真寺，規模宏大，成為當時河西走廊最具規模的宗教建筑之一。

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23日），古浪發生8級大地震，地震波及武威，東關清真寺損毀嚴重，禮拜堂屋頂坍塌，喚醒樓傾斜，經堂、藏經閣內的部分經典被掩埋。據《武威縣志·災異志》記載：“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地大震，東關清真寺殿宇傾頹，死傷者十余人，經典損毀過半。”地震后，武威穆斯林迅速展開自救，阿訇馬明山帶領信徒清理廢墟，搶救幸存的宗教經典，并著手籌備重建。

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重建工程正式啟動，由于資金短缺，穆斯林群眾紛紛捐款捐物，有的捐出糧食，有的獻出木材，甚至有貧困信徒變賣衣物支持重建。經過半年的努力，清真寺主體建筑得以修復，雖規模略小于震前，但基本恢復了宗教活動功能。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隨著穆斯林人口的持續增長，修復后的清真寺再次無法滿足需求，時任阿訇馬良駿發起擴建倡議，得到當地穆斯林的積極響應。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擴建工程竣工，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周邊蘭州、西寧、張掖等地的清真寺阿訇紛紛前來祝賀，場面盛大。

1950年，武威東關清真寺成立管理委員會，由阿訇馬良駿擔任主任，負責清真寺的日常管理與宗教活動組織。

從1958年開始，受“左”傾思想影響，宗教活動受到嚴重限制，武威地區的清真寺大多被關閉或拆除，宗教設施遭到破壞。據《武威宗教志》記載，1958年反封建運動中，武威東關清真寺被改為糧食倉庫，禮拜堂內的宗教設施被拆除，藏經閣的經典被焚燒或變賣。古浪縣的5座清真寺全部被關閉，其中土門鎮清真寺改為學校，大靖鎮清真寺改為衛生院；天祝地區的7座清真寺，除金強驛清真寺保留部分建筑外，其余均被拆除。同時，部分阿訇被批斗，穆斯林群眾的正常宗教活動無法開展，許多穆斯林為躲避沖擊，被迫遷往外地，人口數量大幅下降。

動蕩時期，武威的伊斯蘭教遭受了更為嚴重的沖擊。東關清真寺的喚醒樓被拆除，禮拜堂的木質結構被拆解用于修建工廠，僅剩下斷壁殘垣。幸存的宗教經典幾乎被銷毀殆盡，僅有少數信徒冒險藏匿了部分《古蘭經》抄本；阿訇被下放農村勞動，禁止從事宗教活動。

1980年，武威市政府撥款5萬元，對東關清真寺進行初步維修，歸還了被占用的寺產，成立了新一屆清真寺管理委員會，由阿訇楊學智擔任主任。同年，東關清真寺正式恢復開放，時隔二十余年，穆斯林群眾再次走進清真寺開展禮拜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