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巴金晚年的痛與夢

文 | 李輝

問題的提出

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這是晚年巴金與青年巴金之間精神行程的一次連接。剛剛經歷過“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舊地重游帶給他的不只是興奮、親切，更是對歷史的反思。“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談到重返巴黎時說的這番話，絕非一般地泛泛而談，而是有著非常具體的歷史內容。因為，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隨想錄》，正好在1978年12月開始動筆。

準備重返法國以及隨后的重返法國，為開始獨立思考、提倡說真話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歷史的機會。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一些疑惑、思慮，有可能因重返法國而得到廓清。認識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確。

巴金《隨想錄》

在《隨想錄》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寫交代的經歷。我曾見到一份巴金在“文革”中寫的關于作家嚴文井的交代材料，雖因價格太貴沒有買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復印件，它可以幫助我們對巴金當年的情況了解一二。

這份交代為兩頁信紙，約八百字。標題為“材料”，另在抬頭寫著“關于嚴文井”。交代寫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嚴文井是兒童文學作家，曾擔任《人民文學》主編，并在中國作協負責外事工作。這份交代顯然是嚴文井的“文革”檔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國作協流失而出。可以斷定這是當年外調嚴文井情況時，造反派組織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寫。

巴金在這份交代中，主要談他所了解的嚴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況。不過，從字里行間看，巴金雖然免不了用“政治標準”、用“主席思想”來衡量嚴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錯誤”，但他的言詞并不激烈，沒有“無限上綱”，更沒有惡意誣陷與誹謗。相反，我覺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寫交代時，他仍顯得比較冷靜，有一定的分寸把握。從內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嚴重、也“無傷大雅”的事情。應該說，在革命風暴中，這樣的交代并不會給當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責。

但，即便如此，寫交代的經歷對巴金心靈無疑是巨大的折磨。一個在五四時代狂熱信仰安那其(無政府主義)的人，一個曾把真誠、勇敢作為做人的道德標準的人，怎能不對自己的軟弱行為、對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巴金這樣說過：“我怎么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么遠離了自己曾經贊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內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責，在開始寫作《隨想錄》時不住地折磨著巴金。正是這種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寫作的動力，這與當年在巴黎寫下《滅亡》中的片段時的精神狀態頗為相似。用他自己的話說，“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于是，歷史的風風雨雨，一個個朋友的坎坷命運，自己人生的復雜體驗，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喪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對民族帶來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終于寫作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漸深入的獨立思考，首先從主張“干預生活”開始。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1978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以及“暴露文學”在文壇盛行，但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率先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自我解剖。進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這一觀點，他表現出來的懺悔意識，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

巴金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國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訪問，出席世界筆會大會。在大會所做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里，他這樣明確地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后也會在別處發生。”在這里，巴金又一次表現出強烈的世界意識。

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說：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時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正是巴金對當代史的重要貢獻之一。

1950年代巴金、蕭珊和兒女們

永遠的夢，永遠的痛

盡管“文革博物館”的建立遙遙無期，甚至招致不同人的誤解與批評，但對于巴金，這卻是他晚年生命中從未淡忘的主題之一。

巴金噩夢做得最多的時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在干校期間，一天夜里，他夢見樣板戲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從干校的床上掉下來。類似的夢，在武康路家中也做過，他在夢中掙扎，手來回揮動，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臺燈。

八十年代，“文革”的陰影仍然讓巴金憂慮和恐懼，噩夢也因此而不斷糾纏著他。一年春節期間，電視上重新播出樣板戲，讓他心里恐懼。當天晚上，他就夢見和熟人們又關進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誦“最高指示”。

晚年的夢，正是巴金現實生活中反思歷史、自我懺悔的繼續。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療養的巴金。我發現，盡管九十三歲已過，巴金思路之敏捷、記憶之清晰仍然讓人吃驚。試試他的手勁。左手明顯強過寫字的右手，用力緊握，居然讓人還有一種痛感。不過，他說他氣不足，說話困難，很痛苦。他思想，他回憶，苦于氣力不足，無法把內心里的話說出來，無法毫無障礙地與人們交流。交談時，看得出來他的思維走得很快，他能敏銳抓住你所講述的較為深入的問題，并很想表達出來。可是，只見他嘴唇顫動，想說的那句話卻遲遲說不出來。對于一個一輩子愿意將心交給讀者的作家來說，這恐怕是最無奈的痛苦。

我將討論會的情況向巴金做了介紹。自1989年以來，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氣氛越來越活躍，宣講論文、討論、甚至辯論，真正開始了一種學術與心靈的交流。聽了這些介紹，巴金沒有說別的，只是說了一句：“要實事求是。”每次見到他時，他都講這句話。我理解，正如他這些年反復強調的“講真話”一樣，他也希望對他的研究，立足于實事求是，不切實際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評，都是不可取的。

巴金瞻仰魯迅雕像

談話中，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寫的交代。巴金的女兒小林說有很厚一摞。我便說，應該整理出來。的確，巴老一直為建立“文革”博物館而疾呼，他把這作為反思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看來，以后的人們大概會因為他提出這一建議而永遠記住他。我想，類似于他的交代這樣的歷史文獻，是應該加以收集與整理的，并且應該盡可能使之出版。我對巴老說：“其實可以將它整理出來，如果出一本書，會有很大價值的。”他馬上反應說：“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維的敏捷頓時表現出來。我又說：等哪天精神好的時候，可以先為這些交代寫幾句話放在那里。他點點頭，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還是說，等他死之后再發表。我說趁現在身體還好，寫一個序，哪怕幾句話也行。我和小林都這樣試圖說服他。他說：“我考慮考慮。”第二天去問他，他還是執意不允。他說我：“你性子怎么這么急？”我笑笑，說：“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時候你急起來可比我急得多。”他說：“下次你來再說吧!“

誰料想，隨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件大事一直縈繞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隨想錄》中提出這一構想以來，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很快就放棄了這一構想，退縮到只顧編輯個人全集的避風港之中。沒有，他從未放棄過個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療養住所為《十年一夢》增訂本新寫了一篇簡短的序：

十年一夢！我給趕入了夢鄉，我給騙入了夢鄉。

我受盡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長夜。多么沉的夢，多么難挨的日子，我不斷地看見帶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蕭珊。夢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撲來。

在痛苦難熬的時候，我接連聽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手結束生命的。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

任何夢都是會醒的。

這是年過九旬的老人再次發出的聲音。這一年，“文革”爆發即將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著，也有人還在用所謂新的理論來尋找“文革”的好處，甚至美化“文革”發起者的歷史錯誤與罪責。但巴金依舊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們切勿忘記歷史血的教訓！難道我們還能要求九十歲的老人做得更多嗎？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譯家草嬰來看望巴金時，帶來了一位特別的客人，他就是編寫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的楊克林。楊克林帶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資料圖片，巴金坐在輪椅上認真地瀏覽。楊克林在這本圖錄的后記里寫到，巴金對他說：“這件事應該做，‘文革’博物館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建立。”巴金不僅答應將自己寫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館》一文放在書首，還用顫抖的手為畫冊題詞：“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楊克林后來感慨地說：“這是一位偉大的哲人發自心底的聲音，是我們民族自信的表現。”草嬰先生擔任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的顧問，他在序中這樣寫道：

當然，紙上的“文革”博物館不能代替收藏實物的博物館，但在正式的博物館建立之前先有一部這樣的大型圖錄，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也因為這個緣故巴金對這部圖錄的問世感到由衷的喜悅，并對編著者表示真誠的感謝。我深信，編著者所獲得的感激決不止是巴金一人，因為，炎黃子孫將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這樣的歷史悲劇，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分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在香港出版，收錄了數千張歷史照片，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為止關于“文革”歷史的資料最齊備、敘述最有力度的著作。這無疑是晚年巴金很高興看到的一項重大出版工程。

1998年10月17日，還是在杭州，一位方女士專程從美國來探望巴金。方女士給巴金帶來的禮物，是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與巴金商討該圖錄英文版的翻譯與出版事宜。此時的巴金，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激動地聽方女士講述關于這本畫冊的一切。他落淚了，他著急地想說些什么，但卻難以表達。最后，他斷斷續續地說：“我一激動就說不出話。”

不必再說。一切巴金都早已表達出來了。幾個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氣管搶救。經搶救，他又一次活了下來，但說話已極其困難。因此，與方女士的見面，就是巴金關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最后一次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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