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越界，日本真的準備好了嗎？

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頻頻越界，是刻意的一種試探或挑釁。

這一觸及中國核心利益的挑釁行為，導致地區緊張局勢急劇升級，是對中國赤裸裸的“越界”挑釁，其本質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肆意踐踏，更是對國際法與地區安全秩序的嚴重破壞。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務，是不可觸碰的紅線。

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白紙黑字，明確規定了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與承諾，任何試圖軍事介入臺灣的言行，都是對兩國互信根基的致命動搖，是對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徹底顛覆。

近年來，日本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將其軍事行動范圍從“與日本密切相關的國家”無限擴展，甚至妄圖將觸角伸向中國臺灣地區。

這種濫用集體自衛權的行為，無異于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將地區安全秩序推向危險的深淵。

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若執意將集體自衛權套用在臺灣問題上，便是公然挑戰國際法與一個中國原則，是對地區和平穩定的嚴重威脅。

自11月13日起，央視《新聞聯播》四天內三次點名批評高市早苗，主播剛強更嚴正警告“玩火者必自焚”。11月15日左右，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對日本大使進行限制，釋放出明確的反制信號。

同時，文旅部發布對日旅游安全提醒，將普通公民出行轉化為外交施壓工具，直指日本旅游業這一經濟支柱。

有分析指出，高市政府的言論并非偶然失言，而是其推動日本“國家轉型”的戰略一環。她試圖通過“懸崖戰術”將美日同盟更深地捆綁于臺海問題，借此提升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推動突破戰后軍事限制。

另一面，資本市場迅速作出反應，據悉，日元傳統的“避險貨幣”地位受到質疑，資金正從依賴中國市場的產業撤離，轉而涌入國防安全相關領域。

日本企業加速推進供應鏈“去中國化”，一場以“安全”取代“效率”的經濟重構已然開啟。

1.“高市教義”的本質

驅動日本轉向的，除了是應對中國崛起的臨時反應，還有一股積蓄已久的、旨在實現“國家正常化”的內在戰略執念。

當下的日本，轉型太難了。

數十年來，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始終將對戰后和平體制的突破視為最高使命，他們追求的是一個能夠擁有完整軍隊并行使集體自衛權、在國際軍事舞臺上扮演角色的“普通國家”。

中國的快速發展，恰好為這股勢力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借口和戰略加速器。

他們借力于所謂的“中國威脅”，將自身長期追求的軍事松綁議程，包裝成了一種迫于外部環境的、不得不為的“自衛”行為。

過去我們習慣認為日本在外交上唯美國馬首是瞻，但高市早苗的舉動卻偏偏呈現一種主動甚至帶有投機性的戰略捆綁傾向。

她的核心計算非常清晰——日本深知憑借一己之力無法抗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于是選擇了一條更為激進的路線：將美國的戰略重心像釘子一樣牢牢鉚在亞洲。

于是，她高調宣稱“協防臺灣”，這實質上是一石二鳥的計策。

一方面，這是遞給美國的“投名狀”，表明日本已準備好沖在對抗前沿，不再是躲在幕后的伙伴；另一方面，這更是在“倒逼”美國。她在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不容回避的信號：我已經擺明了車馬，如果你這個盟主在臺海危機中退縮，整個同盟體系將信譽掃地。

這步棋，旨在將美日同盟從過去“美國保護日本”的單向關系，徹底扭轉為“美日共同作戰”的命運共同體。

是的，她不是被動跟隨，而是主動設計，試圖綁架超級大國的戰略方向來服務于本國的安全訴求。

其首要目標，是徹底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內部的地位。

高市要通過展現自身的戰略價值和堅定立場，迫使美國將其視為平等的伙伴，一個能在危機中共同制定規則、分擔責任的戰略支點，而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棋子。

且戰后日本的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衛”政策，如同一道無形的枷鎖，限制了其軍事力量的發展。如今，高市政府企圖利用“中國威脅”這張牌，來塑造國內輿論和政治共識。

要知道，當民眾感受到真切的安全危機時，突破憲法限制、增加軍費、發展先制打擊能力等以往不可想象的舉措，便順理成章了。這正是在為日本夢寐以求的“國家正常化”鋪平道路——成為一個擁有完整交戰權、能夠自主決定對外使用武力的“正常國家”。

不僅如此，東京在印太地區的動作也頻繁起來。其長遠目標是構建一個以共同價值觀和安全關切為紐帶、實則排除中國的“民主科技聯盟”。

她積極修復與韓國的關系，強化與澳大利亞、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都是在編織一張覆蓋東北亞和印太的戰略與經濟網絡。

這套網絡不僅共享軍事情報、進行聯合軍演，更關鍵的是要在供應鏈和安全秩序上與中國系統性脫鉤。

也就是說，從芯片到稀土，從網絡標準到海洋規則，一套平行于中國主導體系的新秩序似乎開始構建？

但要真正理解這次事件，一個核心概念一定要理解：即“國家范式”的轉型。

從二戰結束到21世紀初，日本本質上是一個“商人國家”。它的立國之本是經濟繁榮，國家安全則幾乎完全外包給美國。

它在外交上保持低調，軍事上自我約束，全力以赴通過貿易和投資與世界連接，包括與中國建立深厚的經濟紐帶。那段時期，經濟收益壓倒一切，戰略自主則被有意擱置。

而高市教義所代表的，正是日本從“商人國家”向“武士國家”或“戰略國家”的歷史性蛻變。

然而，日本這艘船想要獨自轉向，馬力尚且不足。

它之所以能如此決絕地駛向對抗前沿，離不開身后那股強大的推力——美國的印太戰略需求。華盛頓為了推行其對華遏制戰略，迫切需要一位在亞太地區既有實力又有意愿的“副手”。一個武裝到牙齒、且愿意沖在前線的日本，完美符合美國的地緣戰略設計。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場心照不宣的交易：東京獲得了華盛頓對其擴軍備戰的默許甚至鼓勵，而華盛頓則收獲了一個更為得力、更具攻擊性的前沿堡壘。

但這看似增強日本自主性的舉動，實則將其更深地捆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之上。

這是一種危險的依賴，日本的戰略自主性在表面上得到了提升，但其政策選項卻越來越受制于同盟的邏輯。它看似在借美國之力實現自我武裝，實則在戰略軌道上正逐漸喪失獨立判斷和行動的自由，成為美國宏大棋局中一枚雖然重要但卻被深度操控的棋子。

而代價，則是日本社會必須直面的一系列冰冷而殘酷的局限性。

首當其沖的便是財政，日本的政府債務規模雄踞全球之首，其GDP占比超過250%，這是一個在任何經濟學教科書里都堪稱危險的數字。

在如此沉重的債務大山下，持續大幅增加軍費開支，無異于在懸崖邊上猛踩油門。

這筆巨額資金要么來自進一步的增稅，擠壓本已疲憊的國民消費；要么來自對社會福利、科教文衛支出的擠壓，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要么就是繼續發行國債，讓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將更大的風險留給未來——這是一條越走越窄的絕路。

同時，“與中國脫鉤”的口號聽起來固然強硬，但實際卻根本是一個致命性的選擇。

從豐田的汽車到索尼的電子產品，無數日本企業的生命線依然緊密維系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消費市場與供應鏈樞紐之上。

強行撕裂這些經過數十年建立起來的經濟紐帶，帶來的不會是產業的勝利回流，更可能是競爭力的斷崖式下跌和全球市場份額的永久性喪失。

我并不是在危言聳聽，而是市場規律下的必然結果。

當日本的企業在為地緣政治付出真金白銀的代價時，其創新的速度和規模也必將受到拖累。

另一方面，日本社會內部也必然會因此而造成長期性的思潮分割。

戰后近八十年來浸潤而成的和平主義思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徹底扭轉的。廣大的日本民眾對于重走軍事擴張道路抱有天然的警惕和深刻的疑慮。

在和平了數十年之后，求和的精神，是多數普通日本人的期望之一。

但高市政府所推動的激進轉型，正在不斷地撕裂這種社會共識。街頭涌動的抗議浪潮，輿論場中激烈的觀點交鋒，都清晰地表明，這場自上而下的戰略轉向，遠未獲得自下而上的全民背書。

其政策能否持續，不僅取決于東京權力走廊里的博弈，更將取決于普通日本民眾的接受程度與忍耐極限。

一個在內部存在嚴重分裂的國家，是無法在長期而艱巨的大國競爭中凝聚起全部力量的。

從這些現狀看來，“高市教義”的本質所推動的所謂轉型，其實只是一場在內外動力交織下的高風險賭博。

它被其歷史執念所驅動，被盟友的戰略需求所利用，同時又被自身沉重的財政負擔、緊密的經濟依賴和分裂的社會共識所緊緊束縛。

就仿佛一個戴著鐐銬的舞者，盡管動作幅度越來越大，姿態越來越激進，但每一道束縛都在提醒它，這場獨舞的舞臺，遠不如想象中那般廣闊和自由。

2. 市場投了一票

市場的反應往往是最冷靜、也最殘酷的，它不關心政治口號，只計算風險和收益。

所以，當日本踏上這條更具對抗性的道路時，全球資本都開始“投票”……

曾經，日元是全球金融風暴中最為堅固的避風港，日本國債則是穩健投資的代名詞。

但現在的趨勢顯然已經不是了。

日元資產的走勢已經與緊張局勢的脈搏同步跳動——每一次挑釁與摩擦，都可能直接轉化為日元的拋售壓力。

日元的“避險貨幣”的光環開始急速褪色。

日本已不再是那個可以超然于國際沖突之外的和平地區，它已經主動站到了地緣政治斷層線的最前沿。

因此，資本會本能地要求一份額外的“風險溢價”，就像它們對待所有身處險境的經濟體一樣。這份溢價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日本政府和企業未來需要支付的長期融資成本將悄然上升，這相當于在國家的財政脊梁上又增添了一副沉重的枷鎖。

于是，一場規模浩大且方向清晰的資本遷徙便上演了。

那些能夠建造先進潛艇、導彈和傳感器的軍工巨頭——自然成為了最直接的受益者，股價飆升，訂單紛至沓來。

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

具有更深意義的，是資本向“泛安全”領域的全面滲透。

布局一切能夠保障國家與經濟命脈安全的環節，將會成為資本炒作的對象，包括但不限于將供應鏈從依賴單一國家的脆弱網絡中剝離，向東南亞、印度甚至回遷本土進行分散化投資等等……

實際上，這是在為可能的沖突購買一份“產業保險”，也是圍繞未來技術制高點的無聲戰爭，故而，資本瘋狂涌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半導體等關鍵領域，目標直指技術主權，確保在極端情況下不被他人扼住咽喉。

甚至連遠在非洲和南美的鋰礦、鈷礦和稀土礦，也成為了日本資本競相爭奪的戰略要地，因為現代經濟的血液——能源與資源——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

資本運動，從底層開始，重構日本經濟的基因，將其從一個追求效率和利潤的商業巨人，重塑為一個時刻為生存而戰的戰略堡壘。

但是，日本的所有投資決策者，都無法繞開的現實是，中國市場本身，就是最強大且無時不在的反制杠桿。

哪怕我們無需直接主動地發起轟轟烈烈的“經濟戰”……

你想下，當政治關系的持續惡化傳導至民間，中國消費者完全可能自發地用購物選擇來表達他們的態度。屆時，從資生堂的化妝品到優衣庫的服裝，從豐田的汽車到任天堂的游戲機，無數深耕中國市場的日本品牌將瞬間感受到寒意。

市場份額的萎縮、營收利潤的暴跌，將不再是遙遠的風險，而是切膚之痛。

3. 說在最后

日本的戰略轉向，無疑是亞太地緣政治演變中的一個重要變量，它深刻地反映了舊有霸權體系面對新興力量崛起時所產生的深度焦慮與本能抗拒。

然而，它一定不會成為決定亞洲未來命運的決定性力量。原因，我前面已經闡述足夠清楚了。

而中國的應對之策，其核心精髓在于“戰略定力”這四個字。

我們不會因為別人的挑釁而輕易打亂自身和平發展的節奏，也不會因一時的風聲鶴唳而陷入恐慌性的軍備擴張。

從短期來看，地區內的摩擦與緊張態勢確實可能加劇，各種言論與試探性動作會頻繁出現。

但爆發大規模軍事沖突的概率極低，因為所有相關方，尤其是主要戰略力量，都清醒地認識到全面對抗將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這種相互確保的毀滅前景構成了最現實的威懾。

從中期展望，一個“競合共存”的新常態將逐漸成型。

在安全領域，博弈將日趨激烈，規則與界限的爭奪會成為常態；在經濟領域，部分產業鏈的調整與“選擇性脫鉤”將持續，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紐帶決定了完全切割既不現實也不可能；而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反恐等全球性議題上，必要的合作仍將繼續。

這是一種復雜而矛盾的共存狀態。

而從長遠的角度揣測的話，決定亞洲最終走向的，歸根結底仍是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與民生改善這場更為宏大、也更為根本的競賽。

誰能為地區乃至全世界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先進的技術、更穩定的發展預期、更可靠的公共產品，誰就能真正贏得未來，贏得人心。

中國的崛起是歷史積淀與人民奮斗的必然結果，不會因任何外部的圍堵與干擾而逆轉。

我們對這一歷史進程抱有充分的信心，也具備足夠的戰略耐心。

今日東海之上的波瀾，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一片轉瞬即逝的浪花，它無法改變大河奔涌向前的既定方向。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未經允許，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