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擊穿我的東西，也擊穿過其他人｜《世界的一日》

11月14—16日的“小紅書文學節”上，一個巨大的世界時鐘在上海魯迅公園鋪開，呈現來自全球各地的“一日”作品。明年春天，入選作品將結集成書《世界的一日》，由小紅書和單讀共同呈現。

這本即將出版的書源自小紅書發起的全民寫作計劃：世界的一日——它邀請全球寫作者記錄下9月19日這平常一天里發生的故事，以無數“個體的一日”拼湊出“世界的一日”。“世界的一日”特別單元受到近百年前一項全民寫作計劃的啟發。

89年前，1936 年 4 月，作家茅盾在《大公報》上向全國民眾發起征文，以5月21日為題，記錄這一天內身邊所發生之事。

茅盾通過報紙發起“中國的一日”寫作活動，與彼時相比，如今的媒介傳播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的一日” 具有社交媒體時代的獨特氣質。但從“生命寫作”的脈絡來看，它又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如何理解“生命寫作”在當下的火熱？《世界的一日》與其他的“生命寫作”相比，有著怎樣的不同？

撰文 | 張婷

“生命寫作”的傳統

《世界的一日》中的文章都有著“生命寫作”（life writing）的特質。生命寫作即是以敘述者自身或者他人的生命經歷為核心的寫作，它是對個體真實經驗的文學化記錄與表達。

從詞源上看，life 對應希臘語的bios（生命，人生），writing的核心語義則可關聯到希臘語的graphein（書寫，記錄）。可以看到，life writing與英語中的biography（傳記） 同源。作為一個明確的學術術語，“生命寫作”興起于20世紀70-80年代的西方學界，這一命名將自傳、回憶錄、口述史、傳記、家族史、自傳式小說等文體都整合到一起成為一個研究領域。

雖然“生命寫作”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在國內并未得到太多重視，但實際上，國內出版市場上的“生命寫作”實踐已經相當火熱。近年來引起廣泛反響的書籍，有許多都可以看作是“生命寫作”的范疇。比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長大的女孩》，亞力《我用中文做了場夢》等等。去年出版的《我不擅長的生活》——《世界的一日》的姊妹篇，聚焦的也是11個真實的生命故事。

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的作品也接續著“生命寫作”的傳統。她的作品《事件》聚焦一次墮胎事件，彼時法國禁止墮胎，女性對此沒有主動選擇的權利，作家本人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真實記錄下自己年輕時的經歷。《一個女人的故事》寫的是作家的母親，以及母親與女兒之間搖搖欲墜又堅如磐石的紐帶。《一個男人的位置》則描寫了作家父親的一生。《悠悠歲月》是作家個體經驗與集體記憶的融合。

《悠悠歲月》

作者：[法] 安妮·埃爾諾

譯者：吳岳添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年6月

但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到整個創作版圖、出版市場、學術研究，會發現：生命寫作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領域。在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百多位得主中，如同安妮·埃爾諾這樣將自身生命經歷作為直接寫作素材的作家，仍然是極少數。

文學內部常常有著自身的“鄙視鏈”，盡管大家諱莫如深，不愿承認，但許多作家與讀者都會或隱或現地觸摸到那個鏈條。在寫作中完全敞開自身，描繪自身的經歷，很容易被認為寫作的視野過于狹窄、局促。因而，袒露常常給不少寫作者帶來障礙，甚至是羞恥。刻板印象中的嚴肅文學似乎更青睞那些宏大而厚重的主題——這與我們對宏大敘事的偏愛如出一轍。

但這二者之間真的存在所謂“高下”嗎？抑或說，它們真的對立嗎？“自我”從來不是孤立的，人類也從來不是孤島式地存在。我與你與世界，本就是一體。

與傳統的生命寫作相比，《世界的一日》中的文字最初先行發表在社交平臺小紅書上，它們源自小紅書發起的同名寫作大賽。這些文字帶著小紅書社區特有的“筆記體”基因，每篇文字之后都有著更多同頻讀者給予即時反饋。由此決定了寫作者與讀者的高度互動與共情。

全球與附近并存

今年年初，由于美國頒發限制令，Tiktok出現了許多互聯網“難民”，他們集體逃向小紅書，用戶們經歷了一場久違的其樂融融的互聯網狂歡。本以為這是一場轉瞬即逝的聚會，但它的確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我們的沖浪體驗。《世界的一日》中，我們看到了當下互聯網寫作中不太尋常的一種現象：許多非母語寫作者也加入了這場生活寫作。

意大利作家、《我用中文做了場夢》的作者亞力用《和小鎖子的下午》記錄下9月19日，意大利北方的一個寧靜下午。亞力和媽媽帶著外甥小鎖子去公園玩耍，偶遇了公園里的酒鬼老頭，有些憤世嫉俗的老頭看著小鎖子說：他們以后可是完蛋了。如同亞力所說，“誰能理性、有底氣地去否定這位老人的觀點呢？氣候變化、多地戰爭，日漸跟不上AI的人類，未來到底有什么可期待。”經歷過“經濟上行時期的美”，當下的確難以忍受。

但是當事人小鎖子并沒有被這“判詞”打擾，專注地挑選著地上的樹葉，繼而又坐上秋千，望向天空。小鎖子以不完整的語言表示一個不能再簡單的愿望：他想飛得很高，和飛機一樣高。在老人的憂心與孩童的無邪之中，是生命的張力。這個意大利北方的寧靜下午，竟讓讀者讀到“環球同此涼熱”。

這種感受，也體現在法國人類學學生魏玉波（Victor）的筆下。他的文章《世界的一日——火車的一夜》寫的是中國的夜間火車。火車不僅可作為公共交通工具，更是某種審美體驗的媒介。魏玉波觀察到，有經驗的中國乘客，可以把火車當成一個臨時的家：準備好保溫杯、拖鞋、各種各樣的食物。與魏玉波同在一個車廂的天津旅客，打開一罐啤酒，送給他，在喝完一罐涼啤酒的時間里，他們分享了彼此的生命故事。

在交談中，魏玉波感受到與在法國乘坐TGV（高速列車）時諸多不同的體驗，但也有動人的共通之處：“這（乘坐火車）是一種無聲的、與法國土地產生共鳴的體驗，而這片土地本身就是我們最偉大的集體創作。”他乘坐中國的夜間火車時也喚起同樣的動情，他想把這種與土地產生共鳴的體驗分享給天津乘客，但不確定自己是否表達清楚。通過寫作與記錄，現在他把這種共鳴分享給了更多讀者。

如同魏玉波所說，土地本身就是我們最偉大的集體創作。這也是為什么生命總是有它自己的方式與世界互動。我們不只是被動地存在，也不只是原子化的個體。人類學家項飆提出“附近的消失”，他認為個人有時關心自己，有時一下子跳到大事件的宏大評論，卻對中間這一層沒有興趣，這是附近的消失。但在《世界的一日》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附近”。

“我是肖大妹”的文字，寫的都是她的附近。這是一位來自廣西桂北小鎮的70歲老人，務了半生農，磨了半生豆腐。65歲那年，她開始拿起筆，寫作和畫畫，記錄下自己的人生。她寫身邊的泥土和花草，勞作與飲食，還有鄰居的笑臉與天上的太陽。關于“人什么時候可以開始？”，肖大妹的答案是：從你喘著氣的那天起，就可以。“我六十二歲才重新拿起筆，就像我春天種下的瓜，它從不問現在是不是太晚了。”

“我是肖大妹”與她的創作。

在《世界的一日》這本書里，我們能夠讀到全球與附近的并存。全球化在當今世界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于政治、經濟、生活、文化與身份的不同觀點愈加分裂對立。但事實上，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一直是并行的。我們可能從未抵達真正“穩定”的全球化，但也難以回到前現代。全球化與附近，都是我們的生活。

寫下來：

為了自我，更為了連接

《世界的一日》并非志在發現下一個文學大家，抑或營造文學圈層，而是一次擴寬文學意義的嘗試，它注目的是細致而具體的個人。這種擴寬首先就體現在“連接”上。

這一點在《世界的一日》中的文章與小紅書文學節的線下活動中都有體現。阿丁丁是一位工人，同時也寫作詩歌。他在詩歌《暮色鍍層》中寫道：

洗手時水流變濁 手上粘著灰色的鋼珠 鏡子照見下頜處 防塵口罩壓出的溝壑 正慢慢坍縮成隕石坑 更衣室的鐵柜嗡嗡作響 鎖孔里積著多年金屬塵 突然一聲咳嗽 震亮廊燈 所有的影子驟然起身

與許立志、繩子等更廣為人知的詩人一樣，阿丁丁的詩歌也圍繞著工廠的流水線與機器的轟鳴聲展開。他在領獎時握著話筒的手在抖動，事先準備的獲獎感言無法“背誦”完全。他的沉默和無措，與對于談論文學駕輕就熟的作家群體形成鮮明的對照。或許，這種精神氣質正是動人之處。

打破所謂的“文學圈層”，創造屬于每個人的生命寫作，正是《世界的一日》傳遞給讀者的理想。阿丁丁的詩歌也是他的生活。而他筆下工廠生活所帶來的異化、壓抑，其實與都市“打工人”別無二致。工人詩歌在此時，正是我們連接彼此的力量。

在數千篇“世界的一日”作品中，《交易成功，五星好評》是被提及率很高的一篇作品。作者呂坦坦是一名新手媽媽，她寫下了自己經歷的一次泵奶器配件交易。作為賣家，呂坦坦回憶自己的母乳經歷，也共情著買家的感受。因為她們同為母親。“疼，惱，激素下降，尚未從生產的恐怖記憶中解脫，就陷入了母乳魔咒，所有顯性或隱性的付出，都被視作‘為人母’的通行證。母職是一種懲罰嗎？我們顫顫巍巍，不敢妄言。…… 擔心著未來的某一天，我會因為沒有在哺乳期盡全力而后悔。女性，時常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同胞們產生非凡的要求。”透過這樣一次二手交易，兩個素不相識的新手媽媽建立了珍貴的連接。而這個連接讓我們在心理意義上走出個體的困境，看到他人的生活。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袁長庚對《交易成功，五星好評》印象深刻，他提及女性的乳房很多時候被作為色情凝視的對象，但這樣一個新手媽媽的故事，還原了乳房的物質屬性。這個物質性是生活中本該注意到的現實。“很多作者試圖讓我們意識到，世界的一角，是什么樣子的。它既有抵御性、防御性的一面，又邀請你進入一個新的尺度。這可能恰恰是今天的素人寫作獨特的，不可被取代的東西。 其中的脆弱性，往往是連接我們和他人的起點。”

擴寬文學的意義，這似乎是一個理所應當的理想。但實際上，圍繞著“寫作何為”，一直有著激烈的觀念競爭。

一種觀點認為，寫作本身即意義，它不一定需要被看到、被傳播。這樣的觀點不乏名家擁躉。蘇珊·桑塔格曾表達她的寫作觀：“我寫作不是因為有讀者，而是因為有文學。”文學本身即提供了所有動力。

但《世界的一日》是一種介入世界的嘗試。它召喚對話與理解，試圖走出自身并抵達他者。或許它們本身就是寫作的一體兩面。《世界的一日》想做的，正接續了“生命寫作”一直以來的“傳統”。寫下我的一日，不僅是為了表達自我，更是為了建立連接。

這讓人想到安妮·埃爾諾的寫作理想：寫作從來不是獨自的快樂，“寫作是為了抓住曾經擊穿我的東西，而那些東西，也曾經擊穿過其他人。”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婷；編輯：走走；校對：柳寶慶。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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