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憶商鴻逵師與鄭天挺先生的友誼

左二為商鴻逵先生

一

孟森先生是20世紀30年代北大史學系的老教授，也是先父鄭天挺(毅生，1899—1981)先生的師輩。鄭先生對孟老治學謹嚴，好學不倦，老而彌篤的精神異常敬佩，當時并與孟老時以學問相往還。同時，鄭先生繼孟老之后，也在北大和西南聯大從事明清史的教學和研究。1938年1月，孟老在北平去世。此后不久，鄭先生即在昆明西南聯大撰寫《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對孟老的清史諸多著述，予以極高的評價，特別提出孟老的《明元清系通紀》“最為巨制，用力亦最勤”。

1946年鄭先生由昆明回北平不久，即聞孟老夫人在抗戰八年中生活日窘，只靠將房屋一部分出租糊口。其中有一住戶為日本人，依仗權勢不按時交房租，弄得孟老太太極為焦慮，敢怒不敢言。尤其是當聽到孟老之《明元清系通紀》原稿已有丟失，鄭先生更覺不安，因之希望能將孟老的遺稿全部整理蕆事，盡早出版。

商鴻逵師系孟門弟子，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與鄭先生相識。孟老去世后，不僅已著手整理孟老的遺著,且對孟師母的生活等，多所關懷。鄭先生知此情況后，異常興奮，即于1946年4月在孟老太太家與商師見面，商議整理孟老遺著事，并表示可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從此，他們的交往日漸增多。

1950年，商師由中法大學轉入北大史學系任教。鄭先生時任系主任。于是他們交往更多了起來。商師對鄭先生非常尊重，輒呼之老師。事實上，他們之間都是互相敬重的。

二

1951年我考入北大史學系。當時商師已在系中任教。我曾旁聽過商師講的中國通史，其中講到東晉豪族的奢侈生活一節，至今印象深刻。當時商師舉例生動，材料翔實，聲音洪亮，極具吸引力，博得了同學們的好評。

1952年1月中，北大即已停課，開展“三反”運動。當時三、四年級同學及部分教師都去江西泰和參加“土改”,鄭先生也是校長打電報由江西催回來的。

2月中旬以后，學校又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教師逐個檢查思想，由少數年輕教師(含外系)領導同學(僅一、二年級幾十位同學)向老教師提意見。商師和一些老教師在這場運動(當時叫“洗澡”)中，都蒙受了不少的委屈。

當時商師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落得個“從來不老實”的“罪名”。處于那種情況下，他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記得在商師“洗澡”后，一位說話有分量的“觀察員”對商師說：“人民已是萬分寬大，不好好坦白，不是不能教書的問題……”少數不明真相的同學也對商師直呼其名。

事實上，在這次運動中，商師及其他老師從一開始就抱著誠懇的態度，表示應好好“改造”思想，“交代”一切問題。當時商師與鄭先生住得很近，兩人散會一起回家，談話中也是互相勉勵，希望共同進步。

這次運動之后隨即是院系調整。鄭先生奉調至南開大學歷史系。商師于三校合并后，一開始系中也確實未給排課。

1954年春節，鄭先生回京過春節，并去北大中關園等處看望歷史系諸先生。商師因去城內過節未在。次日，商師到城內來看鄭先生，并拜年。這在當時學校已極少。他們一起談了很多，如余遜師的病，商師編寫古代史教材的感受等，極為興奮。商師對當時系中未安排他教課事，亦毫無怨言。當然他們也談到孟老遺著之整理。這些年，商師一直孜孜不倦地在整理孟老遺著。

三

1958年初，商師已將孟老遺著整理完畢，約鄭先生寫一序言。鄭先生于3月5日高興地寫了序，其中對孟老著作的學術價值及其愛國思想予以充分肯定；并對商師的多年辛勞，表示崇敬。其中道：

(孟老)卒后，由商鴻逵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點查遺稿，想出版而沒有機會，封存起來已經十幾年了。解放后，政府關心先生的著作，出版社也想重印，先生生前好友陳叔通復囑商鴻逵先生校輯成編，在中華書局出版。

他在給商師信中是這樣寫的：

前奉大札，知《心史叢書》已由兄編校完成，即將付印，欣慰之余，益增欽佩。

但鄭先生仍有顧慮，他說：

近來出版諸書，頗少外人作序，若不需要或內容重復，即請見示……寄還。

不難看出，鄭先生的這篇序仍然持審慎態度，對孟老的學術成就不愿談得太多。因此在序言后僅談：“至于心史先生在史學方面的貢獻，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寫過一篇《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見《治史雜志》第二期),現在不重復了。”一帶而過。后來這篇序及信均未發。鄭先生在原信皮上寫道：“這封信由于學校事多，遲遲未寄。”

今天想來，當時正值“反右”之后，南開也正處于“整改”及批判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熱潮之時。當時學生批判老教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貼滿大字報欄，美其名為“西瓜園地”。北大的情況，當亦如是。在這種大的背景下，處事素來小心謹慎的鄭先生，他寫的序不愿發也不敢發，自在情理之中。

四

1977年，形勢已好，老知識分子又活躍起來。是年8月，鄭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小文章，提倡應更好地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發表后，引起一些人的回響。商師也在9月4日給鄭先生一信，表示要編撰一部《清會要》。信中道：

我讀到先生提倡研治清史和近代史的文章，頗受啟發。我在(北大歷史)系里提了一個建議，想編一部《清會要》,同志們多愿參與工作。擬就一個說明，特呈奉教正。南開明清史研究室有何專題計劃，極愿一聞。

鄭先生接到信后，非常高興，當即回信表示贊佩與支持。從此，他們二人的學術往還，又多了起來。

1980年夏，鄭先生在南開大學舉辦了第一屆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商師及許大齡先生參加。

五

1950年，商師由中法大學轉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副教授。但解放以后，商師就遭受不公平待遇；而北大和全國高校的職稱評定問題，由于歷史原因也停止了二十多年，所以到“文革”結束，商師還是副教授。到了1980年秋，商師為此事給鄭先生一信：

今北京大學辦理教授提職，專請吾師作我的推薦人，并審閱論文，寫出評語。此固屬我的衷心愿望所寄，同時北大歷史系也具此要求。于茲足見師與我學術傳授淵源為人所盡知。

接著商師又謙虛地說：

回憶卅年前(指1950年代)我轉來北大時，曾向師表示，此來愿作吾師助教。斯衷至今依然，每與同志道及，輒以為榮。(1980年10月26日致鄭先生信)

是年11月14日，商師收到鄭先生給他的推薦書后，給鄭先生的回信中又這樣寫道：

接到您對我的推薦書，即交北大歷史系提職評議小組。師對我過譽之處，實實不敢當，勉力以為，庶無愧師門而已。感激之情，非言可喻，容當后報。

1981年秋，鄭先生的三位研究生畢業，鄭先生也特約請商師及王鍾翰、戴逸先生參加答辯會。他們認真地閱讀了三位研究生的論文，提了不少問題，圓滿地完成答辯工作。

1981年12月，鄭先生去世，商師深感悲痛。他給我的悼信中說：

克晟同志禮次：握筆撫紙，曷勝悲悼!初傳噩耗，未敢即信……及曹貴林同志返京，方獲悉始末。老師身體素健，以偶感寒疾，竟致不起，痛哉!我史學界失去一位好導師!使再康強數年，對我等受益必更大也。惟望節哀持重，謹此慰唁!

商鴻逵拜 八一、十二、二八

尤其令人感動的是，鄭先生去世后，他的82屆及83屆畢業的兩位研究生的答辯工作，也都由商師及王鍾翰先生負責完成。當時王、商二師都已七十來歲，仍不辭辛苦由北京坐硬席火車到津。這種熱忱扶掖晚輩的精神，令人感動。當然這中間也包含兩位先生對鄭先生的情誼。

他們來后住在南開隔壁的天津大學招待所。一俟安排妥當，隨即來到我家，向鄭先生的遺像致意。

1983年夏，正值鄭先生生前最后一位研究生畢業。我不忍再讓商、王二老辛苦來津，于是建議商師，答辯最好在北大舉行。商師及北大歷史系都同意了，并順利地完成了答辯考試。

會后，原我們應請他們二老，以示謝意。不料商師反而請了我們南開的人，真讓我們心中不安。

商師對鄭先生的情誼是如此深厚，如此真誠，是我們晚輩應更好學習的。他平日對學生的諄諄教誨，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2006年7月5日于南開大學東村

來源：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中華書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