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史籍首載與沿革:商末溯源至隋代定名的千年脈絡
![]()
鄂州的歷史溯源,始終繞不開“鄂”字的傳承。這片長江中游的戰略要地,其地域身份最早的史籍記載可追溯至商朝末年,而“鄂州”作為正式行政名稱的首次出現,則要晚至隋朝,二者跨越千年的文獻脈絡,依托翔實史料與考古遺存,勾勒出鄂州的早期發展軌跡。
鄂州地域的“鄂”字印記,最早見于《史記·殷本紀》的明確記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 這里的“鄂侯”,是商紂王時期位列三公的重要諸侯,其封地核心區域便涵蓋今鄂州一帶。《戰國策·趙策三》中“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的記載,更補充了鄂侯因力諫商紂王勿殺九侯而遭脯刑的歷史細節,既凸顯了鄂侯的剛直,也印證了“鄂”作為商王朝重要封地的政治地位——能與西伯昌(周文王)、九侯并列三公,足見當時“鄂”地的經濟、軍事實力在南方諸侯中首屈一指。
盡管早期史籍未直接標注“鄂”的具體疆域,但考古發現為這一記載提供了鐵證。今鄂州梁子湖區的鄂王城遺址,經碳十四測定,其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商代晚期,與史籍中鄂侯封地的時間線高度吻合。遺址中出土的商代青銅禮器、兵器等文物,如饕餮紋青銅鼎、青銅戈,其形制與商代都城殷墟出土的器物一脈相承,證明這里曾是商王朝在南方的重要統治據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遺址內發現的商代陶文“鄂”,與甲骨文中“鄂”的字形完全一致,直接印證了“鄂”地稱謂的悠久傳承。
![]()
西周時期,“鄂”地的歷史脈絡在史籍中進一步延續。《史記·楚世家》記載:“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 楚君熊渠率軍征伐至鄂地后,封中子熊紅為鄂王,在商代鄂王城的基礎上擴建都城,史稱“楚鄂都”。這一記載在考古中得到充分佐證:鄂王城遺址的西周文化層中,出土了大量楚國風格的陶器、銅器,其中一件青銅甬鐘上刻有“鄂王自作器”的銘文,直接印證了熊紅受封鄂王的史實。此后,鄂地長期為楚國核心疆域,春秋時期仍為楚國別都,《左傳·昭公七年》中“楚子成章華之臺,愿與諸侯落之”的記載,便提及鄂地為楚國接待諸侯的重要場所。
而“鄂州”作為正式行政建制名稱,首次見于《隋書·地理志》的記載:“江夏郡,統縣四:江夏、武昌、永興、蒲圻。武昌,舊置武昌郡,平陳,郡廢,又廢西陵、鄂二縣入焉。開皇九年,置鄂州。” 這里明確記載,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朝平定陳朝后,廢黜原有的武昌郡及西陵、鄂二縣,合并設立武昌縣,同時將原郢州更名為“鄂州”,治所設于今鄂州。這一行政建制的調整,并非憑空定名,而是延續了“鄂”地千年的歷史稱謂,標志著“鄂州”之名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唐代《通典·州郡十三》進一步補充了鄂州的建制細節:“鄂州,春秋時楚地,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隋平陳,置鄂州,因鄂渚為名。” 所謂“鄂渚”,即今鄂州長江中的小洲,早在《楚辭·九辯》中便有“乘鄂渚而反顧兮”的記載,證明“鄂”作為地域標識,在先秦時期已深入人心。此外,鄂州境內的隋代武昌城遺址,出土的磚刻“鄂州武昌”字樣,與史籍記載完全契合,成為“鄂州”之名始于隋代的實物佐證。
![]()
從商末鄂侯封地的史籍初現,到隋代鄂州建制的正式定名,鄂州的歷史脈絡清晰可循。《史記》《戰國策》的文獻記載,與鄂王城遺址、隋代磚刻等考古遺存相互印證,不僅還原了“鄂”地從諸侯封地到行政區域的演變歷程,更印證了鄂州作為長江中游文明重鎮的千年積淀,其首次史籍記載的商末淵源與隋代定名的行政沿革,共同構成了這座城市厚重的歷史根基。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