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得去的故鄉成新趨勢，年輕人為何選擇返鄉？背后暗藏千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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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得去的故鄉”作為一個精神原鄉的概念，它回應了現代人怎樣的集體鄉愁與身份認同焦慮?

　　鐘冬全：其實“回得去的故鄉”這個命題，恰恰是對過去多年來社會共識中“回不去的故鄉”的一種回應和轉變。這背后是時代語境的變遷——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轉型、群體心智的成熟以及價值觀念的重塑，人們對“故鄉”的認知也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特別是在后疫情時代，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下行周期、城市生活的壓力加劇、不確定性增強等因素，都在促使每一個生活在都市中的個體——無論是創業者、職場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工作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狀態和精神歸屬。

　　“回得去的故鄉”之所以在當下能夠成立，正是因為它回應了現代人渴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的深層需求。它不再是簡單的地理意義上的回歸，而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返鄉，是在大城市快節奏生活方式與內心對安定、歸屬的渴望之間，尋求一種創造性的結合。這種結合既是對現實壓力的紓解，也是對身份焦慮的安撫。因此，“回得去的故鄉”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心理概念、文化概念。它標志著現代人開始嘗試在流動的時代中重建自己的精神坐標，在變革的社會里尋找恒定的價值依托。這一命題的重要性在于，它為處于轉型期的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化解鄉愁與認同焦慮的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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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認為“回得去的故鄉”這一命題的流行，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城市文明的內在疲憊與價值危機?

　　鐘冬全：“回得去的故鄉”這一命題的流行，恰恰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城市文明內在的疲憊與深刻的價值危機。這種危機，在我看來，核心在于城市系統的高速運轉與人類本質需求之間產生了斷裂。以我所在的深圳為例，這種“疲憊”體現得非常具體。整個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快到讓人無法停下，快到生活被擠壓得只剩下工作。這種“停不下來”的狀態，會把人推向一個極端，迫使人們開始反思：我所有的時間、精力乃至人生追求，難道最終僅僅是為了金錢嗎?

　　這時，一個根本性的價值危機就浮現了。人們會停下來追問：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工作本應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而生活本身，難道不就是為了實現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嗎?城市文明的困境就在于，它構建了一個難以停歇的系統，但人本質上是需要休憩、需要精神滋養、需要回歸鄉野與自然的。正是這種內在的困境與沖突，觸發了大規模的精神轉向。當物質條件達到一定基礎后，人們必然會回歸對生活本質的思考——我究竟想要何種生活方式?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應該如何平衡?而“回得去的故鄉”，正是當這個“平衡器”到達臨界點時，所產生的一種集體性的向往與解決方案。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的歸處，更是一種對失衡的城市生活的精神反撥，是對另一種生命節奏與價值實現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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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看來，除了文旅，還有哪些新業態能真正吸引年輕人、人才與資本回鄉并沉淀下來?

　　鐘冬全：除了文旅，一個潛力巨大且正在發生的業態是 “鄉村建設與消費升級服務產業” 。這并非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真實的“歸鄉建設”潮所催生的完整產業鏈。我可以用一個真實的案例來說明。我一位在深圳開了20多年茶葉店的安溪朋友，他幾年前在老家村鎮的宅基地上，推倒舊宅建了一棟三層別墅。由于他長期在深圳，具備前沿的審美和設計理念，他將自家房子建成了一個現代新中式的標桿——擁有落地窗、講究的燈光和軟裝。

　　關鍵點就在這里：當他的房子在2023年完工后，迅速成為了整個村鎮羨慕和模仿的對象。從2024年到現在，他們村乃至周邊區域掀起了宅基地自建的熱潮，這直接帶動了當地家居、建材、裝修行業的爆發式增長。當初幫他裝修的那家本地公司，如今已接單接到手軟。

　　第一，它證明了中國廣大的下沉市場正經歷一場“品質居住”的消費升級。新農村的自建房，不再是簡單的遮風避雨，而是對設計、建材、家居都有了更高品質的要求，這是一個龐大的增量市場。第二，下沉市場的品牌邏輯與城市截然不同。我朋友發現，當地百姓并不盲目迷信一線大牌，他們更認可那些通過“刷墻廣告”等本土化方式，真正滲透到他們日常視野中的品牌。例如一些門窗品牌，它們或許在城市并非頂尖，但通過這種接地氣的營銷，在鄉村市場建立了極強的信任和銷量。

　　這對我們(特別是家居建材行業)的啟示是：中國市場的深度超乎想象。當年輕人帶著城市的經驗、審美和商業嗅覺回歸鄉村，他們完全可以在“服務鄉村建設本身”中找到立業之地——無論是成為優質建材的本地服務商，一家有設計能力的裝修公司，還是一個整合資源的項目管理者。這不僅僅是回鄉，更是用新的商業形態參與并引領故鄉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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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得去的故鄉”這一命題，直面了我國長期城鄉二元結構下鄉村“空心化”的社會痛點。在您看來，這一趨勢是如何推動社會人口從過去的單向流出向雙向流動轉變的?

　　鐘冬全：我認為這是一種在時代條件與個人選擇共同作用下的自然演變。當前，隨著城市產業轉型升級迭加經濟周期調整，部分中年群體——特別是35歲、40歲以上，擁有豐富職業經驗與一定物質積累的從業者——開始重新評估自己的生活軌跡。對他們而言，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有限的職業空間與創業風險，使得“返鄉”成為一種更優的人生選擇。這批人的回歸，為城鄉間的“雙向流動”注入了新的內涵。他們帶回了在一線城市積累的專業技能、審美視野與商業模式，回到家鄉后往往能形成一種降維打擊式的競爭力。

　　這種人才回流不僅為個體找到了事業與生活的平衡點，更關鍵的是，他們將城市中成熟的商業理念、服務標準和審美意識帶回家鄉，從而提升了當地產業的整體水準。當越來越多的人帶著城市的經驗回歸鄉土，鄉村就不再是單向的“人口輸出地”，而有可能成為新業態、新生活方式的實驗場。這一轉變，正是城鄉融合發展在人口流動層面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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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選擇回鄉發展的青年群體，您認為這種選擇是如何重新定義當代年輕人心中“成功”的內涵的?

　　鐘冬全：我認為這種選擇正在悄然重塑“成功”的價值觀。當一個人決定回到家鄉，他所追求的已不僅僅是個人的職業成就或物質積累，更包含了一種對鄉土社會的責任與反哺之情。這些青年將在一線城市獲得的經驗、知識和視野帶回家鄉，在本地創業或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自然產生一種“造福于民、造福于鄉”的使命感。

　　這種使命感，讓他們在做事時不再僅僅著眼于短期利益，而是更注重長遠的社會價值——如何讓家鄉變得更好，如何為鄉村振興貢獻一份力量。當“成功”被賦予了這樣的內涵，它就不再只是個人地位的提升，而更是一種自我實現與鄉土發展的雙向成就。這也反映出當代青年正在尋求一種更具溫度、更有認同感的生活方式——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能回歸情感與文化的根脈。當這樣的選擇逐漸成為一群人的共識，它所推動的將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改變，更是一個地方、一片鄉土的整體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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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提到當前國家正出臺政策推動城鄉融合與鄉村發展。從您的觀察來看，設計師及相關創業者應如何精準把握并有效運用這些政策機遇?

　　鐘冬全：要精準利用政策，關鍵在于將宏大的國家敘事轉化為具體的地方商業機會。我認為，設計師需要成為一個“政策的翻譯者”和“本地化實踐的連接者”，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和行動：

　　第一，理解頂層設計：從人文經濟學中把握核心方向。國家在宏觀層面倡導人文經濟學，這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未來的發展必須以人為核心，注入文化內涵，關注精神追求。對于設計行業而言，這意味著一場巨大的機遇——社會資源將向能夠提升人民生活質量與精神滿足感的領域傾斜。而“回得去的故鄉”及其帶動的鄉村建設，正是人文經濟學最容易落地、也最迫切需要重構的領域。以前這可能是個體的自發行為，現在加上了國家政策的推動力，形成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歷史性合流。

　　第二，尋找落地接口：將宏觀趨勢與微觀需求相結合。在宏觀的“人文經濟學”之下，微觀的社會層面正在自發地涌動“情緒經濟學”的浪潮。人們愿意為文化認同、為鄉愁、為美學體驗、為精神愉悅付費。設計師的精準發力點，就在于用“情緒經濟學”的微觀解法，去實現“人文經濟學”的宏觀目標。具體來說，就是深入到一個具體的村落、一棟自建房、一個文旅項目中，用你的設計能力，將當地的文化特質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可消費的“情緒價值”。比如：將一個老宅改造為既能滿足現代居住舒適度，又能承載家族記憶的“精神空間”。為一個村莊做整體規劃時，打造出能引發游客共鳴與傳播的“文化打卡地”。

　　第三，采取具體行動：實現可持續的事業。研究地方細則：密切關注你目標回鄉地省市縣一級的具體配套政策(如宅基地改造規范、文旅項目補貼、美麗鄉村建設試點等)。參與示范項目：爭取加入政府主導的標桿項目，這是理解政策要求、建立信任背書最直接的途徑。打造可復制的商業模式：你的設計服務，最終要幫助客戶(無論是個人業主還是村集體)在物質創收與精神滿足之間找到平衡。只有讓項目本身具有經濟可持續性，你的回鄉創業才能成為一項“終身事業”。總而言之，政策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市場的風向標和資源的催化劑。善于利用政策的設計師，本質上是在為故鄉的進化提供一份既符合國家趨勢、又滿足個體情感的“綜合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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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認為國內鄉村審美落后于國外。您是否認為，設計師返鄉的潮流能夠切實推動中國鄉村整體美學水準的提升?

　　鐘冬全：我認為這是必然的。人們常感嘆國外鄉村的“好看”，其本質并非單純的建筑形式，而是一種完整的、由內而外的“在地文化”表達體系。打動人的是那個地方獨特的歷史、生活方式與自然環境，而建筑和裝飾只是這種文化的物質載體和最終呈現。

　　這種“在地文化”與“當代設計”相結合的方法論，是具有普適性的。當越來越多的中國設計師帶著這樣的認知回到家鄉，他們就不會簡單照搬“歐陸風”或“日式風”，而是會去深入挖掘本地的材料、工藝和空間智慧，用現代的設計語言重新詮釋在地文化。這種實踐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從量變引發質變，逐步形成屬于中國鄉村自己的、既有文化底蘊又符合當代審美的新風貌。這是一個需要時間的過程，但方向是明確的。設計的價值，正在于為鄉村賦能，讓鄉土之美被重新看見、被現代化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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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回得去的故鄉”從美好愿景轉化為普遍現實，您認為當前面臨的最大系統性障礙是什么?是觀念、資本、政策還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鐘冬全：這些問題確實都存在，但它們的權重不同。在觀念、資本、政策、技術這四者中，技術其實是最容易突破的環節。真正的挑戰在于前三個方面形成的系統阻力。觀念上，需要打破對鄉村“落后”的刻板印象，讓更多人看到鄉村的價值潛力;資本上，要建立能夠支持長期價值而非短期回報的投資機制;政策上，則需要更靈活的制度設計，為城鄉融合創造更友好的環境。這個系統要真正轉起來，需要的是推動力的共振。當有更多成功案例出現，當人們看到那些返鄉者真正實現了理想與現實的平衡，系統的改變就會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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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展望未來十年，您認為“回得去的故鄉”這一社會趨勢，將如何重塑中國的城鄉關系格局?

　　鐘冬全：我認為最深遠的影響，可能是催生城鄉二元結構之外的“第三元”社會形態。這批從城市返鄉的群體，他們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帶著現代社會的知識結構、管理經驗和審美標準回到家鄉。這種融合將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生態——既保留鄉土社會的親情紐帶和文化根脈，又融入現代城市文明的元素。在家庭結構、社區治理、產業發展等多個層面，都可能形成一種兼具傳統溫情與現代效率的新范式。這不僅僅是人口流動的變化，更是兩種文明特質的創造性融合，有望走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城市化路徑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從“回不去的鄉愁”到“回得去的故鄉”，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代人心態的轉變，更是一種新時代生活哲學的萌芽。當城市節奏快得讓人停不下腳步，故鄉成了許多人心中平衡現實與理想的支點。它不再只是記憶中的模糊背影，而逐漸演變為安放身心、實現價值的新土壤。越來越多的人帶著城市的經驗與視野回歸，用設計煥新老宅，以商業激活鄉土，在沉淀中尋回生活的質感。

　　這場“返鄉潮”悄然重塑著成功的定義——它不必是單向度的向上攀登，也可以是雙向的奔赴：在成就自我的同時，反哺一片土地的生長。當年輕人用創意點亮田野，當審美與溫度融入鄉村建設，故鄉便不再只是地理的坐標，更成為連接傳統與未來、承載詩意與生機的生命場。或許，我們終將發現：最好的生活，不是拼命逃離，而是從容歸來。

　　最后，感謝鐘冬全老師的分享，為我們勾勒出城鄉融合進程中那些具體而微的動人圖景，也讓我們更加堅信：每一次對故鄉的重新想象，都是在為我們的生活創造更多的選擇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