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璽獲獎匹配《小小的我》中扭曲的身體和無法言說的掙扎

當二十多歲的易烊千璽手捧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杯的那一刻，許多人和我一樣產生疑問——他配嗎？怎么是他？

當我看完《小小的我》之后，影片中那個二十歲的腦癱患者劉春和，瘸腿、歪脖、歪嘴、一只手像雞爪，走路時扭曲的身體搖搖晃晃、頭不停地擺動，看人時眼神迷離，說話含糊不清，吃飯、起床、刷牙都費勁的他，卻倔強地像正常人一樣有自己的尊嚴，不僅憑借刻苦考取了師范大學，還在咖啡店打工，在老年人歌唱團里當鼓手。如果說，這些情節似乎把腦癱患者的生活美化了的話，那么他單相思“戀愛”了，就在沉浸在美妙之中的時候，在大庭廣眾之下“女朋友”嫌棄地離開了他，甚至母親都嫌棄他，他偷聽到父母的對話“如果沒了他，生活會美得不可想象”，母親又生了二胎，他破碎的心，如刀攪，他選擇自殺，要把自己噎死，此時，我才覺得易烊千璽確實把角色演活了，他值得這個獎，他配這個獎。

據《中國循證兒科雜志》2013年，第8卷，第1期《中國十二省市小兒腦性癱瘓流行病學特征》一文介紹，中國腦癱兒童發病率2.48‰、患病率2.46‰。每400個新生兒中約有1個腦癱患兒，全國約有600萬腦癱患者，其中0-6歲患兒約31萬，每年新增4.6萬名。其數字看似不高，但背后是600萬家庭的沉重負擔。這些家庭面臨經濟崩潰、生活失控、社會孤立三重壓力，父母則長期處于焦慮、抑郁、內疚的心理狀態中。影片直面腦癱患者的社會隱痛，體現了電影人的責任與擔當。

電影是社會的鏡子，而要真實反映出腦癱患者和其家庭生活的真實狀態，并不容易。影片中劉春和的掙扎從未停留在“腦癱患者”的標簽化困境，而是貫穿于普通人都能共情的生命命題，呈現出層層遞進的撕裂感。

首先自我認同的崩塌與重建是核心掙扎。20歲的他懷揣師范大學的夢想，卻被母親的否定、社會的偏見裹挾——“沒有學校會要你”的斷言，像一把鈍刀割裂他的自我認知。寫遺書時的絕望，源于“我是否有資格活著”的終極叩問；咖啡店求職時的執拗，本質是對“我能否像正常人一樣創造價值”的倔強求證。這種在“自我否定”與“不甘屈服”間的搖擺，構成了角色隱秘的掙扎之痛。

其次是親情隔閡的刺與暖加劇了內心拉扯。母親陳露的忽視與過度保護，形成了雙重傷害：她既看不到兒子對尊嚴的渴求，又用“為你好”的枷鎖限制他的自由。劉春和對母親的情感始終在怨恨與渴望間徘徊——怒吼時“你們為啥生了我？”“是你們的過錯讓我痛苦地活著！”“你們不想我讓外人看到丟你們的臉，要我藏起來像老鼠活一輩子？”他的控訴是積壓多年的委屈，病床前的和解則是血濃于水的柔軟。這種矛盾，讓角色的掙扎跳出了個人層面，觸及原生家庭的普遍困境。

再其次是愛情與尊嚴的碰撞則將掙扎推向頂點。與雅雅的青春悸動，讓他第一次感受到被愛的可能，他第一次做了春夢，還羞澀地洗了床單。一次和雅雅去博物館，這是他第一約會，他想拉雅雅的手，對方卻退縮了，并逃跑了，丟下他一個人吞咽失戀的致命打擊。那份“我連被愛都不配”的自卑，讓他回家后做出吞糖求死的極端行為，那是他內心掙扎最慘烈的爆發。而這份掙扎的本質，是弱勢群體對“被平等對待”的極致渴求——正如他嘶吼的那樣：“我們活著不只是基本欲望，還有理想”。

客觀地說，易烊千璽的獲獎，絕非“毀容式演技”的表層勝利，而是深入角色骨髓的精準解碼。他與劉春和形神合一了。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腦癱患者都有寫詩、打架子鼓、或有考上大學的潛能，那只是極其個別現象。而更多的是這些家庭面臨經濟崩潰、生活失控、社會孤立三重壓力，父母則長期處于焦慮、抑郁、內疚的心理狀態中。《小小的我》呼喚社會對這一群體的重視，體現了社會關懷的溫暖。

而易烊千璽通過形神合一詮釋劉春和這個腦癱患者的故事，用細膩的演技證明：即便身體被禁錮，靈魂依然可以自由生長。當劉春和最終接過師范大學錄取通知書，當他的鼓點與合唱團的歌聲融為一體，雖然是對生活的美化，但是也使我們看到，社會對這一弱勢群體的接納，這不僅是一個角色的在困境中的突圍，更是演員用專業與真誠，為銀幕注入的永恒溫暖。（王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