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從突圍到尋路，“中國經濟”轉向“中國人經濟”

▲ 周其仁。（農健 / 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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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獨到”不是要彰顯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本領有多大，而是要創造新東西，去滿足那些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 成功概率越低的事情，獎勵就必須越大，一旦對了你就巨富。

• 內卷有貢獻，但對產業不利，也有企業選擇逢卷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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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記者 施璇

責任編輯｜馮葉

八年前，《突圍集》出版時，周其仁將中國經濟比作被夾在“三明治”中，上有掌握原創技術的發達國家，下有低成本的新興經濟體，中國企業進退兩難，正面臨“突圍”的考驗。

而在新書《尋路集：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中，這位北京大學博雅資深教授，已將目光從“突圍”轉向“尋路”，中國企業從被圍困中求生，開始在復雜世界里重新摸索方向。

周其仁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擅長實地調查的經濟學者之一。1980年代，他師從杜潤生，參與農村改革研究，長期關注產權、制度與企業活力。他的研究始終從真實世界出發，從鄉村地權到城市土地，從制度演化到企業組織，關心市場的生長邏輯，也關心個體的行動選擇。

過去幾年，他與企業家們一起調研，探訪眾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獨特企業，觀察尋路成功的樣本企業有何借鑒之處，探討全球變局是否有其不變的底層邏輯。以下為南方周末記者與周其仁的對話。

1

從“突圍”到“尋路”

南方周末：2017年你出版了《突圍集》，今年的新書叫《尋路集》。從“突圍”到“尋路”，你的觀察和思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周其仁：“突圍”是2017年的認識。那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事實上，從2012年達到頂峰后，增速就逐步放緩，我們需要理解這種變化。

當時的判斷是，這與中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民營企業等實體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有關。

早期我們長期封閉，要素價格很低，包括人工、土地、費用，唯一高的是制度成本。改革開放把制度成本降下來后，中國的成本優勢得以全面發揮。而發達國家收入高、物價高、購買力旺，這個市場向中國開放，有利于中國產品大量向發達國家出口，這是支撐中國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但三十多年高速發展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投資大量轉移到中國，原發性創新，也就是引領全球消費潮流的能力，仍掌握在他們手里。與此同時，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相繼開放，成本更低。全球競爭格局像一個“三明治”，中國夾在中間，“突圍”就是這么來的。

從經濟視角看，當時“突圍”的方向主要有兩條：一是要追求獨到性，也就是創新；二是要繼續推進體制改革，保持較低的制度成本，讓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更有優勢。

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跟著問題走，去經濟較活躍的地方，比如兩個三角洲（長三角、珠三角）的一線，看看有沒有企業在創造突圍的經驗。

1978年以來，改革政策到位一些，經濟進步就快一些；既得利益纏住了，進步就慢一些。原來這個邏輯還看得比較清楚，但到了2017以后，突圍還沒看清楚，國際形勢卻急劇變化，美國加征關稅、新冠疫情爆發等，令經濟的運轉邏輯和預期完全改變了。前路變得模糊，很難判斷未來的方向。

我始終認為，僅憑學到的經濟學知識，不能告訴別人如何解決問題。但一線企業總會在困境中尋求突破，我們要做的，就是跟蹤這些企業的表現，看看他們如何“尋路”。從“突圍”到“尋路”，其實就是一個重新認識世界的過程。

2025年8月12日，在江蘇省連云港港東方港務分公司碼頭，滾裝輪停在泊位準備裝載出口汽車。（視覺中國/圖）

2

“細處求精益，寬處謀布局，高處爭獨到”

南方周末：你觀察到的中國企業是如何尋路的？

周其仁：概括起來就三條：

第一條，細處求精益。高速增長時期，企業內部普遍浪費嚴重。這其實源于傳統農業思維，天不能改、地不能改、莊稼不能改、種子也不能改。

但現代工業的所有環節都可以改、可以優化、可以理性安排。最典型的管理實踐就是“精益”。很多中國企業學過豐田的經營方法，后來又發現丹納赫（美國以收購整合聞名的企業）的管理體系更嚴格，它假設客戶走進企業，凡是客戶不愿意付的錢，都是浪費。

尤其在困難時期，精益往往能救命。企業只要運轉，浪費就會同步發生。通過改進流程、節約成本，企業的存活率就會提高，對風險的抵抗力也更強。

第二條也是我們很受教的，企業開始在全球布局。美國提高關稅，是因為美國長期貿易逆差，中國有巨額順差。很多人把順差當作成就，其實是誤解。常識來講，你賣得越多，對方越沒有錢支付，這是不可持續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有很多，外匯體制、貨幣政策等改革是政府的事，但企業本身也可以做一些事。很多企業發現，在中國生產、出口受阻，到海外生產反而順暢。因為不少國家希望發展制造業，愿意引進投資，制造業能帶來附加值、就業和稅收。

事實上，很多中國企業很早就已“出海”。原因很簡單，中國成本在上升，而新興市場要素價格低，又是潛在市場。去發達國家也有好處，要素價格雖然貴，但質量優，研發能力強。像李書福（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把研發中心設在哥德堡（瑞典第二大城市），就是為了利用全球優質資源。

所以，第二條路是寬處謀布局。總結成兩句話：最大的市場是世界市場；世界工廠不可能只在一個國家，而在全世界。否則英國發動工業革命，為什么全世界工業品不都在英國生產？它生產到一定程度，就要考慮別人還有無購買力。

今天的中國也到了這個階段。經濟的發展不再局限于國界線之內，而是逐步從“中國經濟”轉向“中國人經濟”，即從GDP（國內生產總值）向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延伸。

其實這些經驗早就有跡可循，是我們不夠敏感。1990年我在溫州調研時，當地人就說，溫州有“三個經濟”，溫州人在溫州，溫州人在中國其他地方，溫州人在全世界。按這個思路看，中國也有兩個經濟，一個是中國經濟，一個是中國人經濟。

第三條路就是高處爭獨到。

如果企業長期停留在模仿階段，產品價格、質量即使優于原版，也難免會引發貿易摩擦。如今以仿制為主的產能過剩，恰恰說明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可再分配資源，完全可以把一部分力量投入到原創活動中去。

第三條路確實更難，關鍵在于如何定義“原創”。一種是0到1的創新，另一種是1到100的創新。真正從0到1的創新確實罕見，大部分創新是在模仿中實現的。

但近幾年，我們看到，一批具有獨到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和創造者已經開始嶄露頭角。

2024年9月26日，江西省撫州市廣昌縣工業園區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生產車間里，工人在加工出口的新能源鋰電池。（視覺中國/圖）

3

“以客戶為中心”

南方周末：這三條路是否存在一個共同的出發點？

周其仁：所有這些活動，都要有一個牛鼻子，就是以客戶為中心。企業出海的目的，是去尋找更多、更優質的客戶。“爭獨到”也不是要彰顯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本領有多大，而是要創造新東西，去滿足那些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這其實正是后發經濟的一個薄弱環節，就是生產能力超前，市場能力落后。因為當后發經濟模仿時，先發經濟已經找到了客戶。這讓我們忽略了尋找、理解和洞察客戶的本領。我前不久在佛山講，要抓這個短板，不要變成一輪無效創新。

最近，我再次訪問了硅谷。硅谷之所以強，不只因為他們有頂尖的技術專家或研究力量，更在于他們能看到未來市場的方向。實際上，就是他們的金融和市場能力特別強，是資本和市場在挑科學家，而不是反過來。

南方周末：像你書中所言，這些年不少中國企業都在向產業鏈上游攀爬。比如南方周末就報道過河南桑坡的隆豐公司，最初給UGG代工，后來收購國際百年制革企業，為LV等一線品牌提供皮革原料。（詳見2025年3月9日報道《從UGG高仿到直播間白牌：“毛皮之都”桑坡爬坡》）這類企業算不算突破了“三明治”困局？

周其仁：這類企業現在已經非常厲害了，但龍頭仍是LV等品牌方。LV為什么能發包？因為它掌握客戶。但能進入這種全球一流供應鏈，本身就是進步。

聽起來，安踏比這家企業又往前了一步，它把品牌也收了。現在安踏旗下有多個全球知名的服飾和運動品牌，用這些品牌去面對全球高端客戶、最高出價者，而另一頭是中國制造。這是令人振奮的經驗。

關鍵在于，中國企業不能只盯著“壓成本”。壓成本當然沒錯，但不是為了低價賣貨，而是為了找到更好的客戶，讓利潤更厚。利潤厚了，才有研發能力，也才能給工人更高的工資，內需才能旺。

當年日本最好的產品都賣給國內，因為國內購買力足。我們現在國內購買力還不夠，一方面，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另一方面是產業界習慣賣低價品。

我跟企業講，中國的成本賣到德國，就該賣德國價格，到英國就該賣英國價格，到天上就賣天上的價格。為什么到天上還賣地板價？這沒有道理。

南方周末：你認為創新需要一個特定的環境嗎？

周其仁：沒什么環境，就是有一個大獎原則，一旦對了你就巨富。成功概率越低的事情，獎勵就必須越大，否則沒人愿意去干。

現在很多人目光盯A股、香港市場，其實不能只在一個國家內看問題，要放眼全球。當年美國創投資本進來時，中國企業的關注點就并非局限于單一市場，而是找出了全球出價最高者。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氛圍維持住，保持開放就是這個道理。

南方周末：你一直關注制度成本，現在還有下降空間嗎？

周其仁：制度不改，矛盾難解決，這是自然結果。不必糾結于一處，而應全球布局，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

2025年5月15日，浙江義烏，國際商貿城一位商戶正在整理用于出口的圣誕帽。（視覺中國/圖）

4

“逢卷不入”

南方周末：對企業來說，你總結的三條尋路方法有沒有優先級？

周其仁：沒什么優先級。最精彩的例子還是一家佛山企業。它的產品全部出口美國，而且就在被加稅的那一類，再加下去就活不成。美國一宣布加征關稅，第二天他就去了柬埔寨看地。

這家公司以前從沒去過柬埔寨，只好去請教已經在那里的人。對方說，你先來，來了就有辦法。就像學游泳，有一種辦法，就是先把人扔進水里，他自然會為了喘氣而學會游泳。

南方周末：現在不少行業都陷入激烈競爭，俗稱內卷，你認為內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周其仁：我從來不批評內卷，內卷有貢獻。它讓消費金字塔底端的人，能享受到更便宜的產品。非洲人能用上成本價六十幾塊錢的功能手機，就是因為中國有華強北。不然全是蘋果、三星的天下。

但內卷對產業是不利的，因為利潤太薄，研發跟不上，不可持續。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越卷越深，就越容易陷入模仿的死循環，難以脫身。不過，也有企業選擇不卷。

我在佛山看到一家企業（經營PET保護膜），三年前18個工人，現在只多了兩人，產值翻了一倍。老板第一次參加競標時，發現同行把價格殺到幾乎沒利潤。他有點血性，站起來就走，不做了。他提出一個關鍵問題，這行業全是這樣做的嗎？有沒有不這么做的生意？

后來他找到了答案。這家公司不去搶大單，專做批量小、批次多、有技術難度的訂單，這類單子沒人搶，毛利率反而高。企業因此練就了不怕煩、不怕小、不怕難的能力，最后成為蘋果、華為等大品牌創新試單的供應商。這叫逢卷不入。

還有一家溫州企業（經營閥門墊片），做生意的原則是付現金拿貨，你可以不要，那我改善我的產品，增加產品的吸引力。如今做到7億元的營收規模，一分錢應收款也沒有。這樣他也不拖欠工人工資、供應商貨款，反而就有好的工人和好的供應鏈，這就是良性循環。

南方周末：這些經驗能否在行業里復制？

周其仁：不要指望可復制。我們太喜歡制造潮流，這是有問題的。把一個好經驗傳播出去，市場里有痛點的人，自然會反應。有人會學，有人不學。社會處理信息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

南方周末：你好像很少看AI這類非常熱門的行業？

周其仁：對，太熱鬧的我都不看，他們接待任務太重了，我等熱度退卻后再看。我不喜歡看“人咬狗”的事，就喜歡看“狗咬人”，在平常里頭發現真正有意思的東西。

總得有些潮流來推動產業前進，里面會有很多誤區。我理解這些現象，但不會把有限的時間用于跟著潮流走。我很喜歡段永平的一句話，“敢為天下后”。

《尋路集：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