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樂
黃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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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梁《萬松山房詩文稿》
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噫,此老生之常談,而未足盡禮樂之用,亦未足知禮樂之原也。禮樂者,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必治定功成而后制作耶。
古帝王以禮治人,而或苦其繁縟拘束,故必輔之以樂。淑其性情,而怡其心志。悅其耳目,而寬其手足。是以樂典之命繼于秩序,司樂之官系于宗伯。其事則詩歌聲律,其義則直寬剛簡也。其語則興道諷誦言語,其德則中和祇庸孝友也。胄子、國子,合國子弟舍樂,無以為教。誠有見“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民性于是不知不和,則肇亂。使非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簫管,奮四德,動四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英花發外,豈能各安其位而不奪乎。此猶施之于教也。若施之于政,則更非文誥科條所可比者。
《虞書》協時月日,同度量衡,政之大經也。而皆本之于律(呂)黃鐘者。律呂之本,實萬事之根也。管埋密室,尚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灰沖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之,而時序正焉。以子榖秬黍中者,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而以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焉。以子榖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焉。以黃鐘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焉。
樂之關于政教者如此。后之人不明古義,以為瞽矇之司而不屑學,以為功德之像而不能學,短步繩趨拘拘,以禮自茍,豈知先王制禮作樂之意也哉。
“原樂”即關于音樂的考究。
“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出自《禮記 樂記》,認為“禮”能規范行為、區分等級,“樂”能調節性情、促進和諧,二者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手段,治定功成,政權建立之后都要重視禮、樂的實施。黃玉梁認為,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一直以來,人們沒有把禮、樂的措施用足、做夠,也不明了禮樂的起源、發展。禮和樂,不能等到“治定功成”、太平盛世之后才制作、實施,因為即使政權沒有了,人們也還要繼續生活,而生活就一刻也離不開禮和樂。學校、宗族這些基層組織的存在,也是有條件繼續實施禮和樂的教育。
音樂能為政權治理國家提供輔助,是因為音樂的作用:“淑其性情,而怡其心志。悅其耳目,而寬其手足”。所以,就設立專門負責的官員——宗伯。如果青少年放棄了禮儀、音樂的學習,那么教育就很難全面推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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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村鎮珊萃村黃紹竑故居,清代中葉由其父親黃玉梁所建。圖源:容縣博物館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這段話也出自《禮記 樂記》,意思是:外界事物引發人的欲望是沒完沒了的,如果人不對自己加以約束,被欲望所左右,方寸大亂,產生的行為就會破壞秩序的穩定。“民性于是不知不和,則肇亂”。因而,必須用禮儀、音樂加以引導、約束人們的情感、欲望、行為。“使非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簫管,奮四德,動四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英花發外,豈能各安其位而不奪乎。此猶施之于教也。若施之于政,則更非文誥科條所可比者”。若把音樂應用到普遍的社會管理,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些條條框框能比的了。
黃玉梁說,古代度、量、衡單位源自音樂律呂標準。“律呂之本,實萬事之根也”。那么律呂音高的標準又如何確定:“管埋密室,尚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灰沖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之,而時序正焉。”
總后總結,禮儀、音樂對于人們的思想教育、規范行為有重大作用,那些認為音樂“不屑學”“不能學”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根源是“不明古義”,沒有認識禮樂的巨大教化力量。
有清一代,容縣私塾很多,不少塾師有著較好的音樂素養,應該說,黃玉梁的對音樂的探究并不是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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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梁《萬松山房詩文稿》
本文作者: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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