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詠梅 等 | 參與學習還是參與生活？——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表現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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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詠梅，周威，& 李亞欣.(2025).參與學習還是參與生活？——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表現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中國遠程教育(11),39-58.

參與學習還是參與生活？——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表現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胡詠梅, 周威, 李亞欣

【摘要】本研究采用兩水平線性模型、分位數回歸和中介效應模型探究了父母參與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業表現的異質性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父母參與子女學習過程能夠顯著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關注學習結果則起到了反向作用；第二，父母參與對不同學段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小學階段學生更需要父母參與，尤其是對學習過程的參與，而初中階段父母參與帶來的成績效應較小；第三，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參與學習過程、文體活動與人際交往帶來的正向影響隨著學生認知水平的提升逐漸減弱，關注學習結果帶來的負向影響效應的絕對值隨著學生認知水平的提升趨于降低；第四，學業壓力在各種類型的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中都存在著顯著的中介作用，父母參與子女學習過程、文體活動與人際交往均能夠顯著降低子女學業壓力，進而促進子女學業成績的提升，而關注學習結果則會加大子女學業壓力，不利于其學業成績的提升。由此提出建議：引導父母開展高質量、差異化的參與；加強各主體協作，構建父母參與的多維保障體系；重視學生的學業壓力問題，多方面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等。

【關鍵詞】義務教育; 父母學習參與; 父母生活參與; 學業成績; 學業壓力

一、

問題的提出

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與全面發展是家庭與學校教育的共識性目標，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積極參與則是實現協同育人目標的重要支點。我國自古便有“至樂無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的認知，父母對于子女教育的關注程度可見一斑。隨著現代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家庭教育投入的競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薛海平, 2015），父母對子女的關注逐漸呈現出異化傾向，“參與教育”日益被簡化為對子女學業成績的投入與干預，而對子女日常生活的情感支持與陪伴逐漸邊緣化。

為了引導家庭科學有效地參與子女教育，我國陸續出臺了多項政策法規與指導意見。早在2015年，《教育部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就提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對于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教育部, 2015）。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頒發，提出父母應幫助未成年人樹立正確的成才觀，引導其培養廣泛興趣愛好、健康審美追求和良好學習習慣，增強科學探索精神、創新意識和能力（教育部, 2021），表明了國家在法律層面上對父母參與重心的指引。同年，我國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意在減輕學生的課內外學業負擔。但對于眾多家庭而言，“雙減”政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引發了新的焦慮：如何在“雙減”背景下仍保障子女的學習成效、避免在競爭中落后于他人，成為父母普遍關注的重要議題。

在這一背景下，學科類培訓的隱形變異問題、課后服務的質量參差問題以及學生課外的教育管理問題帶來了新的教育不公平（付衛東 & 郭三偉, 2024），父母群體的焦慮心理進一步被強化與擴大（余雅風 & 姚真, 2022）。然而，父母參與子女日常生活真的能夠提升子女的學業表現嗎？父母將關注點放在何處才能更有效地促進子女的成長發展？現有的循證研究并未給出確切答復。因而本研究通過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大規模調查和測評數據分析，探究不同類型的父母參與行為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并進一步識別不同類型的參與行為在不同學段與不同認知水平學生群體中的異質性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二、

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一）理論基礎

父母參與（parental involvement）也被譯作“家長參與”，當前學界對于這一概念尚無統一界定。從其意涵來看，可理解為父母加入子女教育活動的過程，進而引申為父母與學校圍繞育人目標所開展的協同與交互，是父母在促進子女發展過程中所承擔的不同角色以及一系列具體的行為、期望和觀念（周文葉, 2015）。亦有研究將其界定為父母在家庭或學校場域中，為促進子女成長而開展的各種有意識的支持性行為（Seginer, 2006）。本研究將父母參與定義為父母為促進子女成長和發展，對子女的學習與生活進行獨立干預或與學校進行交互、協同的過程。一般來說，根據父母參與行為發生的場域，可將其劃分為基于家庭的參與和基于學校的參與（鞠佳雯 等, 2021），部分研究認為兩者存在著本質差異，應當注意區分（Boonk et al., 2018）。梁文艷等（2018）將父母參與劃分為直接學習參與、情感參與和文化參與三類。溫迪?格羅尼克（Grolnick, W. S.）等從個體心理活動和過程的視角，將父母參與分為行為、情感與認知三個維度（Grolnick et al., 1997）。本研究則根據父母參與的關注重心，將其劃分為父母參與子女學習與父母參與子女生活兩個維度。

在父母參與的概念建構與測量上，喬伊斯?艾普斯坦（Epstein, J. L.）提出了“家庭—學校—社區”對教育的“交疊影響域”理論，認為學生在這三個場域中習得的技能與獲取的感知塑造了其學習態度與行為習慣，并影響著學生的發展潛能。基于這一論述，他從教育實踐者的角度構建了父母參與的六水平理論框架（Epstein, 1995），將父母參與的內容劃分為家庭養育、家校溝通、志愿服務、家庭輔導、決策參與以及社區協作六個方面（Epstein et al., 2002, p.12）。約翰?范圖佐（Fantuzzo, J.）等人以此為理論依據，進一步將父母參與劃分為基于家庭的卷入、基于學校的卷入和家校溝通三個維度（Fantuzzo et al., 2000），設計了父母教育卷入問卷，并被S. 安德魯?加巴茨（Garbacz, S. A.）和蘇珊?謝里丹（Sheridan, S. M.）應用于對新西蘭小學生的調查（Garbacz & Sheridan, 2011），進一步驗證了其結構效度與跨文化適用性。國內亦有研究從行為發生的場域與類型等維度將父母參與劃分為家庭監控、學業輔導與親子溝通等維度，并基于此進行測度（吳藝方 等, 2013）。但現有研究并未關注到父母參與內容的差異，即父母參與時所關注的是子女的學習還是子女的生活。鑒于此，本研究在借鑒已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將父母參與區分為“父母關注子女學習”與“父母關注子女生活”兩個維度，旨在從內容層面對父母參與的異質性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與測量。

在探討父母參與對子女成長發展的影響時，社會資本理論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Coleman, 1966, pp. 13-50）。該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嵌于人際關系網絡之中，能夠幫助個體實現目標的結構性社會資源。在人力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社會資本通過促進規范傳遞與資源共享發揮關鍵作用，并形成一種結構性的“社會閉合”，從而增強個體的發展條件。在社會網絡封閉性較高時，父母與子女、社區以及其他成年人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有利于子女獲取更高的社會資本（李佳哲 & 胡詠梅, 2023）。具體而言，社會資本的獲得可以通過兩種機制實現：一是父母參與，即家庭內部代際關系的緊密聯結，包括父母與子女日常生活的情感互動與教育溝通；二是代際閉合，即父母與教師及其他家長之間的穩定交流網絡能夠形成一個閉合的人際交往圈（趙延東 & 洪巖璧, 2012）。家庭的社會資本通過上述兩種路徑所構建的支持性社群，能夠對子女的學業成就帶來顯著正向作用（Coleman, 1990, pp.95-120）。相關研究多循著這一思路檢驗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帶來的影響，但研究過程中均未關注到父母參與的關注點差異對子女學業表現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通過對父母參與的概念進行辨析，并基于既有研究的測量框架，分別測量父母對子女生活以及學習的參與程度，進而循著社會資本理論的基本思路，挖掘父母參與子女學習和參與子女生活對其學業表現的異質性影響及其機制。

（二）文獻綜述

當前已有研究基于社會資本理論分析父母參與的總體狀況對于子女各項能力發展帶來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不一。有研究認為父母參與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子女學業成績（Pong et al., 2005），亦有研究得出相反結論（Israel et al., 2001），這一現象可能源自父母參與類型的異質性。高燕（2016）基于鄭州市整群抽樣的研究發現，父母的行為參與以及情感參與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子女的學業表現，認知參與則起到了負向的預測作用。其研究結論提示了父母參與類型的差異可能是解釋現有研究中結論分歧的關鍵因素。進一步講，在父母對子女的學習參與與認知參與上，現有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所得結論同樣不一。邢淑芬與劉伊寧（2023）研究發現，父母的學習參與并非“多多益善”，而是“過猶不及”，但相關研究尚缺乏對父母學習參與內部維度的進一步拆解。而國外一項研究表明，某一形式的父母學習參與（如與子女進行學習上的交流）可能會優于另一種形式的父母學習參與（如給子女布置作業）（Barger et al., 2019），國內現有研究并無針對不同類型父母學習參與的深入考察。在父母生活參與上，畢慧和王潔（2018）基于2015年PISA測試數據的分析發現，父母對子女各項日常活動的參與能不同程度地促進子女學業成績的提升，且父母在家庭環境中的參與效果相對較弱，在非家庭場域中的參與則表現出更積極的影響（Patall et al., 2008）。總的來看，現有研究從不同視角和測量方式證實了父母學習參與和生活參與對子女學業表現的異質性影響，但并未系統開展翔實的實證分析。

同時，父母參與對不同學段與不同認知水平學生的異質性影響值得關注。李佳哲和胡詠梅（2021）基于大規模的質量監測數據，發現父母參與對小學生的學業成績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與初中生學業成績之間則存在著“倒U”型關系，初中家長過多地參與子女學習并不能提升其學業成績，該研究雖然僅關注了父母學習參與的影響，但提示了不同學段之間的異質性影響。童星（2022）對29篇相關主題的定量研究進行元分析發現，在義務教育階段，隨著學段的提升，父母參與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逐漸減弱，而高中學生的父母參與對其學業成績影響不顯著。上述研究表明各類父母學習參與和生活參與在不同學段中帶來的影響可能各不相同。然而，既有的相關研究估算出的回歸系數大多為平均效應，難以反映父母參與條件分布函數的整體形態，即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的學生影響不一。比阿特麗斯?朗格韋德（Rangvid, B. S.）利用2000年PISA測試數據，分析了家長學業興趣以及社會溝通對子女成績的影響，結果表明隨著學生認知水平的提升，這一影響效應逐漸擴大（Rangvid, 2008, pp.179-208）。黃亮（2016）采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數據進行分位數回歸分析，結果同樣表明，父母參與能夠顯著提升初中生認知測試成績，且父母參與對于不同認知水平的學生影響存在異質性，雖然其最終得出的結論并未總結出統一的規律，但提示了不同認知水平學生所需要的父母參與可能存在差異。

此外，在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作用機制分析上，魯長風等（2021）利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親子關系在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上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梁文艷等（2018）則發現了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此外，未來自信心等因素同樣也被證實為父母參與影響青少年學業成績的中介變量（武瑋 & 李佳麗, 2021）。總體而言，現有研究對父母參與影響子女學業成績的路徑進行了廣泛的探索，但少有研究聚焦學業壓力因素。控制—價值理論指出，學生的學業情緒（如焦慮、壓力等）對其學習成就具有重要影響，而這一情緒源于學生對學習任務的控制感與價值評估（Pekrun, 2006）。父母參與行為的差異會導致學生學業成就情緒的變化，進而影響其學業行為與成績表現，因而學業壓力有可能是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產生影響的中介變量。現有研究基于數據分析發現父母參與中的高控制行為增加了學生的學業壓力，而適度的情感支持則有助于緩解學業壓力，進而提升學業表現（Wang & Kenny, 2014），證實了這一邏輯鏈條的合理性。因此，本研究將基于控制—價值理論，分析學業壓力在父母參與對學業表現影響上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述評

當前針對父母參與和子女學業成績之間關系的研究已較為充分。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父母參與概念的辨析與測量框架的構建，大多數研究以社會資本理論中的父母參與和代際閉合為研究基點，對父母參與進行了多維度的劃分，但尚未關注到父母參與的過程中是關注子女生活還是學習。因而本研究在理論上主要基于社會資本理論中的父母參與展開測量與分析，并將父母參與劃分為參與子女生活和參與子女學習兩個子維度，其中，父母參與子女學習又被劃分為參與學習過程和關注學習結果，參與子女生活被劃分為參與子女文體活動與關注子女人際交往。

在實證檢驗上，既有研究證實了父母參與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效用及其作用路徑，但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現有研究對父母參與維度的劃分較為抽象，對父母日常實踐的指導價值不足；二是現有研究估計結果多為均值估計，少有研究關注到子女認知能力的異質性問題；三是在路徑探索上尚未關注子女自身的壓力因素。因此，本研究通過系統測量父母參與這一變量，挖掘父母參與子女學習以及參與子女生活對子女學業表現的影響及其異質性，并分析學業壓力在其中的中介效應。本研究在理論上能夠豐富父母參與的測量框架，在實踐上能夠對不同學段以及不同學業水平的學生父母更為科學合理地參與子女生活或學習提供經驗借鑒。

三、

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分布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源自2023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實施的“2023年區域教育質量健康體檢與改進提升項目”。該項目通過嚴格的三階段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樣，旨在對我國基礎教育質量進行監測與評估，以服務地方政府改進和提升基礎教育質量的需求。2023年，項目組對我國中部2個省會城市進行了大規模評測。在測試中，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均參加了語文和數學的測試，并填寫了有關調查問卷，學生家長、教師及校長同時參加了調查。本研究使用A省會城市的21,659名小學生與11,912名初中生作為主要分析的樣本，B省會城市作為穩健性檢驗的樣本使用。

（二）測量工具的編制與信度、效度分析

1. 學業成績測試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學生的學業成績，由統一測試的語文與數學成績進行度量。學科測試以國家頒發的各學科義務教育課程標準（2022年版）在學科內容領域和能力維度上的要求為依據，由專門的學科測試組專家組織編寫，且項目組在測試完成后統一對試卷進行測量學分析，各學科測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結構效度。題目的特征曲線形態符合項目反應理論模型，各題項的信息量能夠滿足測量學的要求。在獲取測試成績后，項目組分別將測試成績進行標準化，模型分析過程中使用的數據為語文與數學標準化得分的均值。

2. 父母參與量表

本研究的自變量為父母參與，參照PISA、TIMSS等項目以及國內外已有研究的測量方式，本研究從學生視角來測量父母參與。但與已有研究不同，在測量過程中并未通過區分父母參與的發生地點來建構測量維度，而是根據參與的主要內容進行劃分，包含父母參與子女學習以及參與子女生活兩個維度，主要測量了父母參與子女學習和生活的頻率和強度，共11個測試題項。其中，父母參與子女學習由7個題項組成，如“父母關注我的分數是否提高”“父母鼓勵我養成獨立思考的學習習慣”等，可分為參與學習過程與關注學習結果兩個維度；參與子女生活則由4個題項組成，如“父母花時間和我討論如何與同學相處”“父母陪我去動物園、博物館、科技館等場所”，可劃分為關注人際交往與參與文體活動兩個維度。經檢驗，小學生與初中生父母參與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45和0.857，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小學模型擬合指標CFI為0.928、TLI為0.903、RMSEA值為0.100，初中模型擬合指標CFI為0.936、TLI為0.911、RMSEA值為0.087，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和結構效度。

3. 學業壓力量表

通過文獻梳理，本研究擬檢驗學業壓力在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就影響上的中介效應。一般來說，學業壓力可分為客觀學業負擔和主觀學業負擔。客觀學業負擔包括校內作業量和課外補習時間，主觀學業負擔是指自我感知的負擔情況。由于主觀學業負擔可能更容易受到父母參與的影響，因而本研究通過學生主觀學業負擔測度學業壓力，主要由“上周老師布置的作業太難”“上周校內各種考試太難”“父母對我的教育期望過高”等6個題項組成，得分越高表示學業壓力水平越高。經檢驗，小學生和初中生學業壓力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43和0.878，小學模型擬合指標CFI為0.973、TLI為0.955、RMSEA值為0.082，初中模型擬合指標CFI為0.972、TLI為0.954、RMSEA值為0.092，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和結構效度。

研究中的變量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

（三）計量模型設定

1. 兩水平線性模型

由于本數據為分層抽樣數據，具有學生、學校等多個層次，數據的嵌套特征適用于多層線性模型（HLM），以獲取更為精確的估計。在內生性問題上，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未包含先天能力、前期學習基礎等信息，只能通過對學生個體層面的變量進行控制，參照已有研究（胡詠梅 & 元靜, 2021），本研究將學生性別、是否獨生子女、是否寄宿、是否完整家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課外補習時長以及家長教育期望納入控制。在學校層面，將教育生產函數中常包括的學校層面的變量，如學生的平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教師教學策略等因素納入控制（胡詠梅 & 杜育紅, 2009）。最終設定的兩水平線性模型如下：

第一水平模型為學生個體水平，第二水平為學校水平。Scoreij表示第j所學校里第i名學生的學業成績；PIij表示父母參與的程度（連續變量）；GENij表示學生的性別（0=男生，1=女生）；ONLij表示學生是否為獨生子女（0=非獨生子女，1=獨生子女）；BOAij表示學生是否寄宿（0=非寄宿生，1=寄宿生）；CMFij則表示學生家庭是否完整（0=非完整家庭，1=完整家庭）；SESij則為學生層面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連續變量）；EXTij表示學生每周用于參加課外補習的時間（連續變量）；EDEij則是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連續變量）。在學校水平的模型中，SESj表示學校水平的學生平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連續變量）；TTSj表示學校平均水平的教師教學策略（連續變量）；GRAj則表示學段（0=小學，1=初中）。

2. 分位數回歸

由于線性回歸模型的本質是一種均值回歸，蘊含著單位父母參與對不同學習成績水平的子女所帶來的影響具有一致性的前提假設。但在實際生活中，這一影響極有可能不同，對不同成績水平的子女，其父母參與的程度和策略應當存在差異。為了放開這一假定，進一步探究父母參與對于不同認知水平的子女學業成績帶來的影響，在兩水平線性模型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構建了條件分位數回歸模型，考察在不同分位水平上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

如式（3）所示，q表示不同的分位點，Scoreij表示j學校學生i的學業成績水平，PIij為其父母參與的程度，CONij則表示一組控制變量的集合，包括多層線性模型設定過程中學生個體以及學校層面的主要控制變量。

3. 中介效應模型

為了進一步挖掘父母參與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路徑，本研究通過對理論與實證文獻的梳理，擬檢驗學生學業壓力在其中的中介效應，設定的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Scoreij仍表示j學校學生i的學業成績水平，PIij為其父母參與的程度，SABij表示學生的學業壓力水平，CONij仍表示一組控制變量的集合，具體包含的變量與多層線性模型中的設定保持一致。

四、

實證分析結果

（一）零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在兩水平線性模型中，零模型（null model）是模型分析的前提。通過對零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其卡方檢驗p值小于0.001，表明該兩水平模型顯著有效。而零模型分析得到的組內相關系數ICC=0.2274，表明學生標準化測驗成績的總變異中有22.74%來源于學校之間的差異，即學生的學業成績在學校層面是存在顯著差異的，因而本研究適合采用多水平模型進行分析。

（二）各類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

表2呈現了不同類型的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的HLM估計結果，模型1和模型2為父母參與子女學習的估計結果，分別呈現了父母參與學習過程與關注學習結果帶來的影響效應；模型3和模型4為父母參與子女生活的估計結果，分別呈現了父母參與文體活動與關注人際交往帶來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父母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能夠顯著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關注學習結果并不能有效提升子女學業成績。父母參與子女生活時，無論是與子女一同參與文體活動還是關注子女的人際交往，都能夠顯著促進子女學業表現的提升。

表2 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的效應

注：Level1和Level2 pseudo R2計算方法參照Snijders & Bosker（1994）；*、**、***分別表示系數在0.1、0.05、0.01水平上顯著異于0，下同。

這一分析結果與部分已有研究類似，如何塞?卡洛斯?努涅斯（Nú?ez, J. C.）等人的研究發現，5—10年級學齡兒童感知到的父母家庭作業控制與學業成績之間呈負相關（Nú?ez et al., 2015），南希?希爾（Hill, N. E.）和戴安娜?泰森（Tyson, D. F.）的元分析得出的結論亦是如此（Hill & Tyson, 2019）。本研究推測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是父母在參與子女學習的過程中，如果過度關注學習結果而忽視了學習過程，父母學習參與則異化為“只關心結果，不關心過程”的強制性控制與要求，不僅會增加子女的學業壓力，更無法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因此本研究將在后續分析中進一步檢驗其異質性與作用機制。父母對子女學習過程的關注能夠有效推動子女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培養其自主學習能力，并在學習過程中發現子女在課業上存在的不足，進而有效促進子女學習的進步。父母參與生活時無論是關注子女的人際交往還是文體活動均能夠顯著提升其學業成績，這可能是由于父母在參與子女生活的過程中能夠給予子女一定的鼓勵與支持，引導子女形成健康的心理狀態，進而提升其學業成績，這與2015年PISA測試數據的結果一致（OECD, 2016, p.108）。

（三）各類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的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數據分析結論的可靠性，本研究對上述分析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主要使用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替換樣本，二是更改因變量。數據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模型4為替換樣本后的數據分析結果，由于項目組在兩個省會城市進行了大規模調查，本研究使用B省會作為樣本進行分析后可以發現，數據分析結論與A省會分析得出的結論保持一致，顯著性與影響系數變動情況不大，證實了本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模型5—模型8則是對因變量進行更改后的數據分析結果，原有的模型分析中使用的因變量為學生語文與數學測驗的平均成績，本研究將其替換為語文成績后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仍與原結論保持一致，即父母參與子女學習過程、參與子女文體活動與關注子女人際交往能夠顯著促進子女學業成績提升，而關注子女學習結果與子女學業成績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綜上來看，無論是對于不同學科的成績還是在其他地區，本研究分析結論都較為穩健。

表3 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效應的穩健性檢驗

注：本研究結果呈現中省略了控制變量的系數及標準差，但在數據分析中均已將控制變量納入。

（四）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的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的異質性，本研究主要對以下兩個維度進行探索：一是學段異質性，即分別探究不同類型的父母參與對小學與初中樣本學生的學業成績的影響；二是樣本認知水平異質性，采用分位數回歸探究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子女成績影響的差異，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1. 不同學段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的影響

表4為小學及初中學段不同類型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的估計結果，其中模型1—模型4為小學樣本數據分析結果，模型5—模型8為初中樣本分析結果。數據分析結果表明，無論是小學還是初中，父母參與學習過程與文體活動均能顯著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關注學習結果均對其學業成績帶來了負向影響，父母關注子女人際交往能夠顯著提升小學階段學生的學業成績，但對初中階段學生的影響不顯著。

表4 小學與初中學段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效應

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一是無論對小學生還是初中生，父母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與子女一同開展各類文體活動都能夠引導子女形成良好的學習與日常生活習慣，進而促進子女的學習成績提升。二是父母如果對學習結果關注程度過高，往往會使得父母參與的方法異化，不利于學生的健康成長。尤其是在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學業負擔“低齡化”的背景下，普職分流政策以及“雙減”政策等給父母帶來了更多的焦慮情緒，強烈的目標性導向無疑會加劇焦慮情緒，最終適得其反（朱新卓 & 駱婧雅, 2023）。三是初中學生正在步入青春期，對于父母在人際交往上的干預通常持抵觸態度，故父母關注子女的人際交往對初中樣本無顯著影響。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學段中各類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本研究分別對全樣本、小學與初中樣本的數據分析結論進行夏普里值分解，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類型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影響的夏普里值分解

注：模型分析中均已納入各類控制變量，但此處僅呈現核心自變量的夏普里值分解結果，故相加不為100%。

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各類型父母參與對小學樣本學業成績帶來的影響都顯著高于初中樣本。在參與學習維度，父母參與小學生學習過程帶來的正向影響幾乎是初中學生的3倍，父母關注學習結果帶來的負向影響也是初中階段的2倍有余，這表明了小學階段父母參與子女學習的重要性，父母應當在子女小學階段多關注其學習習慣的養成，且盡量避免過度關注子女的學習結果。在參與生活維度，小學階段父母參與子女的文體活動能夠解釋其學業成績變異的6.58%，幾乎是初中階段學生的6倍，關注子女人際交往則能夠解釋其學習成績變異的2.29%，表明小學階段父母在參與子女生活的過程中應當更加注重參與到子女的各類文體活動中，同時在日常生活中適當關注其人際交往，而初中階段父母應適當參與到子女的文體活動中，盡量避免對子女的人際交往做過多的干涉。這一結果可能是因為，和初中生相比，小學生年齡更小，對父母日常生活中的關愛與陪伴需求更高，因而父母參與對其產生的各項效應更為顯著。

2. 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

由于此前的研究大多為均值分析，為了進一步探求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帶來的異質性影響，本研究通過分位數回歸進行探究，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對于不同認知水平的學生而言，父母參與子女學習過程、文體活動與關注子女人際交往對其學業成績始終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一影響存在著“天花板效應”，即父母關注上述維度對于認知水平較低的子女帶來的正向影響更大，隨著子女認知水平的提升，影響效應逐漸削減。而父母參與時關注學習結果始終會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的成績帶來顯著的負向影響，且隨著學生認知水平的提升，父母關注學習結果帶來的負向影響效應的絕對值趨于降低，具體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此外，本研究還對不同分位上的回歸系數進行檢驗，不同類型的父母參與檢驗系數p分別為0.012、0.001、0.027、0.003，即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帶來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

表6 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

圖1 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的異質性影響

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是認知水平高的學生學習自主性較強，對父母參與的要求更低，因而父母參與對其學業成績的影響較小。而認知水平較低的學生，學習能力與學習自主性均低于高認知水平學生，父母參與帶來的邊際效應更為卓著，父母無論是關注其學習過程，還是關注其人際交往或文體活動，均能更顯著地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

（五）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的機制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父母參與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機制，本研究根據文獻梳理結果，將學業壓力視作中介變量納入分析。其在不同類型的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中存在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圖2所示。結果表明，學業壓力對學生的學業表現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無論是哪一類型的父母參與，均通過學業壓力顯著影響了子女的成績。父母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人際交往與文體活動均能夠顯著降低子女的學業壓力，進而推動子女學業成績的提升，而父母關注學習結果對子女學業壓力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不利于其學業成績的提升。

圖2 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影響的路徑分析

學業壓力在父母參與對學業成績影響中的中介作用表明了父母參與方式的重要性。這一結果可能是由于當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業壓力較大，父母參與過程中若過度關注結果，其行為往往具有較強的心理控制導向，即通過懲罰性或控制性措施，迫使子女達成家長的目標與期望。此舉將會弱化子女的自主性，并引起不良的適應動機（Li et al., 2019），使得子女產生厭煩與被約束的心理，進一步加大了學生的心理壓力，導致父母過度關注子女的學習結果并不能夠促進子女學業成績的提升（羅良 等, 2014）。而高質量的父母參與能夠有效發揮父母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的陪伴與引導作用，減輕子女的學業壓力，進而推動子女學業表現的提升。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我國中部某省會城市的義務教育階段大規模學業監測數據，綜合運用兩水平線性模型、分位數回歸以及中介效應模型等方法，系統考察了父母參與子女學習和生活對其學業成績帶來的異質性影響與作用機制，分析得出的主要結論與對策建議如下。

（一）主要結論

其一，父母參與子女學習過程能夠顯著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過多關注學習結果則并不能有效提升子女學業成績；而父母參與子女生活時無論是關注子女的人際交往還是參與文體活動，均能夠顯著促進其學業成績的提升。其二，父母參與對小學階段與初中階段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存在一定的異質性，父母參與對小學生帶來的成績影響效應更大，且對學習過程的參與尤為重要，而初中階段父母參與帶來的成績效應較小。其三，父母參與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成績的影響具有異質性，父母參與時關注學習過程、人際交往與文體活動對子女學業成績始終起到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一影響存在著“天花板效應”，即對于認知水平較低的子女帶來的成績影響效應更大，隨著子女認知水平的提升，影響效應逐漸削減。而父母參與時關注學習結果始終會對不同認知水平學生的成績帶來顯著的負向影響，且隨著學生認知水平的提升，父母關注學習結果帶來的負向影響效應的絕對值逐漸降低。學生認知水平越低，父母越應當參與到學習過程中去，加強對其生活的參與程度，且降低對其學習結果的關注度。其四，中介分析結果表明，學業壓力在各種類型的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中存在著顯著的中介效應，父母參與時關注子女學習過程、人際交往與文體活動均能夠顯著降低子女學業壓力，進而促進子女成績的提升。父母關注學習結果則會加大子女學業壓力，不利于其學業成績的提升。

（二）對策建議

首先，父母應當正確認識教育與子女成長發展規律，為子女提供高質量的參與和支持。在我國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僅強調學校教育的高質量并不足以保障學生的高質量成才，父母也理應樹立正確的觀念，提供高質量的父母參與，共同推進子女發展。一般來說，高質量的父母參與應當具備結構化、日常化、過程化與自主性支持等特征。本研究的數據分析結果同樣表明，父母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與生活能夠顯著推動子女學業成績的提升，關注學習結果反而會起到負向作用。因此，父母應當積極為子女提供高質量的參與和支持，具體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在關心子女學習的過程中避免“只關心結果，不關心過程”的做法，子女良好的學習習慣不僅由教師引導形成，更是父母日常沁潤的結果，父母應當在日常的學習中鼓勵、支持、引導子女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耐心陪伴子女完成課后作業或開展課外閱讀，支持子女形成自主解決問題的意識與能力；二是加大對子女日常生活的關心，父母與子女關于學習或生活的溝通能夠幫助父母感知子女的情感與學習狀態，并及時疏導子女學習生活中的壓力，父母應當在日常生活中多與子女溝通其在校學習情況及其人際交往狀態，閑暇時間多陪伴子女開展多樣化的文體活動，為子女提供多維度的高質量父母參與。

其次，各主體應當加強協作，構建父母參與的多維保障體系。政府應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相關配套政策，制定父母參與的制度規范，強化父母在教育中的主體責任，并給予父母參與應有的支持與幫助。社區與學校應當發揮應有的作用，積極引導父母有效參與子女學習和生活，組織開展常態化的父母學校，向父母提供教育支持，傳授父母參與的要點與訣竅，引導父母更多地關注子女的日常生活與學習過程。父母不僅應當積極參與社區和學校組織的培訓活動，努力提升參與子女學習和生活的技巧，更應當及時關注子女的變化與發展，為子女提供適合其需求的差異化的關心與支持。本研究數據分析結果發現，小學生更需要父母的生活參與，學業水平較低的學生則更需要父母參與其日常生活并關注其學習過程，因而子女在小學階段，父母應當更多地關注其日常生活，關心子女的人際交往與文體活動，通過日常活動中的交互引導子女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與品格，在潛移默化中提升子女的學業水平。當子女認知水平較低時，父母應當更多地參與子女的學習與生活，減少對子女學習結果的關注，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子女日常學習與行為習慣的養成中。若子女認知水平較高，父母則應當適度減少對子女學習與生活的參與，賦予其更多的自主性支持。總的來說，政府、社區與學校應當共同構建父母參與的多維保障體系，而父母應當提升參與能力，適時調整參與策略。

最后，應當重視學生的學業壓力問題，多方面著手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本研究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學業壓力始終會對學生的學習成績帶來顯著的負向影響，而父母關注學習結果會增加子女的學業壓力，關注學習過程與生活則有利于減輕子女的學業壓力。因此，父母在參與子女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應當注意子女的學業壓力問題，一方面避免過度關注學習結果帶來主觀學業壓力的增大，另一方面加大對子女的陪伴與指導，紓解子女的客觀學業壓力。此外，父母應當正確認識“雙減”政策推行帶來的變化，通過實際行動與高效的參與緩解教育焦慮，避免將自身的教育焦慮直接傳導至子女。以“雙減”政策的推行為契機，理性參與子女的學習與生活，利用閑暇時間陪伴子女開展各項活動，做到減輕的是學生的課業負擔與校外培訓負擔，而增加的是父母的日常關懷與學習引導。

（三）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試圖從父母參與的關注點出發，探究不同類型的父母參與對子女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為父母更有效地參與子女的學習與生活提供經驗證據。但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由于數據所限，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并無學生的前測成績，無法剝離學生的學習基礎對父母參與情況及其當前學業水平的影響效應，使用的截面數據難以準確地估計父母參與和學生學業水平之間的因果關系；二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為中部省會城市的義務教育質量監測數據，盡管樣本量較大，但是研究結論若需要推廣至農村地區或其他類型城市，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檢驗。后續研究可擴大樣本范圍，即基于全國范圍進行抽樣調查研究，并開展父母參與的行為實驗，進行更為嚴謹細致的因果推斷研究。

致謝：

感謝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劉堅教授，為此項研究工作提供了區域教育質量監測項目數據及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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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al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or in Life? A Heterogeneous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Hu Yongmei, Zhou Wei, Li Yaxin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using a two-level linear modeling,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mediation offect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whereas focusing solely on learning outcomes has a negative effect. Second,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vary across educational stage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enefit more from parental involvement—particularly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le the impact is weaker for junior. Third,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lso differs by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process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peer interactions weaken as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s increase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tcome-focused involvement gradually declines. Fourth, academic pressure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all type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process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peer interaction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hildren’s academic pressure and enhance performance, whereas focusing on learning outcomes tends to increase pressure and hinder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recommends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differentiated parental involvement, enhanc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mong stakeholders to support multidimensional engagement, and addressing academic stress through diverse strategies.

Keywords:compulsory educatio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life; academic performance; academic pressure

作者簡介

胡詠梅，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未來教育學院教授（北京 100875）。

周威，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博士后（通訊作者：zhouwei@pku.edu.cn 北京 100871）。

李亞欣，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碩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基金項目

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2023年度重點項目“‘雙減’背景下北京市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的測評及治理路徑探究”（項目編號：23JYA005）

責任編輯：單玲 陳鳳英

期刊簡介

《中國遠程教育》創刊于1981年，是教育部主管、國家開放大學主辦的綜合性教育理論學術期刊，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A刊） 核心期刊、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RCCSE） 核心期刊、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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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中國遠程教育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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