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回憶白壽彝先生

我早聞白壽彝先生大名，然以為他是馬列主義學(xué)者。我們1955年從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畢業(yè)，分配到中國科學(xué)院歷史二所。11月初分組，傅同欽去明史組，組長為白先生，副組長為王毓銓先生，當時青年人有張兆麟、傅同欽、劉重日、周遠廉、安守仁、林鳴鳳六人。白先生每周來兩次或一次。其培養(yǎng)青年人的辦法，先讓年輕人看《明史紀事本末》,再讀《皇明經(jīng)世文編》,此書當時全國僅五部，讀時采錄其中要點，大家都覺得其內(nèi)容極豐富。次年初白老又讓我們剪一套《天下郡國利病書》,亦收獲極大。同欽認為白、王二老非常厲害，而所內(nèi)又以培養(yǎng)張兆麟、傅同欽為重點。當時我在隋唐組，又在譚其驤先生處研究《新唐書·地理志》,以《地理志》所述對照“楊圖”(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亦有收獲，并撰一文《試論《新唐書·地理志〉之根據(jù)》,提出一些異議，認為該志引用史料屬五代時期，不科學(xué)。而譚先生是年已回復(fù)旦。當時所內(nèi)學(xué)術(shù)秘書陰法魯先生亦是北大老師，我通過陰先生轉(zhuǎn)告白、王等先生，希望去明史組，得白先生批準，王毓銓先生又去所中查我及傅在大學(xué)之成績，認為都不錯，乃入是組。但此后白先生已不經(jīng)常來，來亦不主持會，專看《明實錄》。但白先生此時已認識我。我曾在1957年4月白先生主持的會上，談學(xué)明史看《明通鑒》之不足。以后跟白先生見面則少。1958年初，白先生在北師大很活躍，我大學(xué)同班同學(xué)馬壽千兄亦至北師大跟白先生學(xué)回族史。一次馬兄向白先生問傅及我之情況，白先生認為傅極努力而我不太用功，此事應(yīng)在1956年至1957年時。我在1958年初也曾去北師大研究班上聽過一次白先生上課，覺得結(jié)合形勢讓學(xué)生談體會之辦法挺好。此后與白先生見面更少。而明史組亦已名存實亡。傅同欽及我又在1958年5月至9月一度擬調(diào)南開搞清史，又未成。1959年傅同欽又下放河南，1960年又四出調(diào)動，直至1963年至南開，這段時間我均未與白先生接觸過。

20世紀50年代，歷史所圖書館入藏一批徽州文書，這批文書的入藏也與白先生有關(guān)。1956年，北京中國書店忽來大批安徽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數(shù)量極大，都是安徽土改時的遺存。當時書店也給歷史研究所圖書館送來不少，價格低廉。所圖書館見數(shù)量太大，乃詢問明清史(實僅有明史組)諸老的意見。白先生說，可以連買帶抄，抄的就不買了，多數(shù)有價值的要買，字數(shù)少的可以抄而留下來。于是組內(nèi)像我們這樣年輕人，就把簡單而易抄的抄了一些。除抄寫外，所圖書館也購藏了不少原件。這批徽州文書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歷史所圖書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也使歷史所成為重要的徽學(xué)研究中心。

1964年8月，白先生及鄭天挺先生去沈陽開滿族史討論會。我去送鄭老，在火車軟席見到白先生，白先生說一起去吧!沒幾天我真的去了。在會上我只能就邊界問題請主編傅樂煥先生注意，白先生在會上小聲對傅先生說：克晟所提，傅先生點頭。白先生似對我有稱贊意。當時白先生未帶筆，只在小賣部買一圓珠筆芯，在小本上記錄；又一次買一小西瓜捧著。會后不久我去北京，與馬壽千、曹貴林去西單武功衛(wèi)看過一次白先生。

我于1973年8月由農(nóng)村回南開。1974年春我已知白先生要編《中國通史》,又從老同學(xué)陳崧處知蔡美彪處亦需人。于是一次與馬壽千、曹貴林又去拜訪白先生，馬壽千還背后向白先生推薦過我。這已是1977年之事了。是年11月我知傅衣凌先生已退休至白先生處工作。又在11月初，在中山公園某處聽傅衣凌先生講演。是年12月傅先生回廈門開政協(xié)會議，并由退休恢復(fù)原職。當時傅先生住在人民出版社，一早白先生坐車去送傅先生。我與湯綱等人當時亦住人民出版社，并出送之。白先生客氣地說，只克晟送即可。后白先生一次與壽千說，有時約人來，人家單位不放。此后壽千兄因女兒賣牛羊肉，常送白老牛羊肉，他們關(guān)系比前更密切。1979年末，歷史所梁寒冰約鄭天挺先生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由胡一雅協(xié)助。胡一雅及梁寒冰讓我回歷史所。魏宏運說，白先生亦讓他去。以后白先生編《中國通史》,讓周遠廉、孫文良主持“清史卷”。1986年在大連召開清史討論會，我亦去參加，但論文未寫，在會上講明代重賦出于政治原因說，為跨清代，在報題目時加上“清初”。此會白先生似未參加，而是在大連休息，在閉幕式上去了一下，并與大家一起照相。由大連回津時，我與馬壽千同一車，白老亦在這趟車的軟臥。次晨，馬壽千陪我見白先生，先見其夫人。其夫人極客氣，說：“咱們這是什么關(guān)系呀!”(她先夫為孫人和蜀丞先生)。又見白先生，白先生說雖不常見面，但對我極關(guān)心，也知道我來參加這個會。又問我論文題目，我說了一下，他說土地與政治分不開，直影響到今天，對我之題目表示贊賞。我又向他推薦曹貴林參加《中國通史》“明史卷”寫作。他言與王毓銓先生談?wù)劇Ｓ终f知我來此，詢問過幾次。

1980年4月開全國史學(xué)界代表大會，白老亦當選為主席團成員。8月鄭老主持召開明清史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亦邀請白老參加。我還與白老通過電話，先問其來不來。掛后又想起問王毓銓先生回國否?他言不知道。當時能打長途，認為是大方便，可見當時之落后。此會給北師大一份請柬，師大原安排參會之人不合適，我還去京請白老改為換顧誠參會，由白老太太轉(zhuǎn)告白先生，顧誠也來參加會了。

1990年1月2日，我至北京大學(xué)古委會見安平秋等人，住北大一天，次日早打電話給白先生，欲去看望。其劉姓助理言下午4時為白先生見客時間，上午不行，我乃請其向白先生致意，以下午即回津矣。1991年11月古委會改組，8日開幕會，在會上見到周一良、鄧廣銘師及白老，但見白老已坐輪椅。他說極想與我聊聊，但我見他身體如此，未敢造次。1994年10月開會慶賀白老八十五歲壽辰，劉助理讓馬壽千通知我，我亦去參加。去前在東單南一紙行買一相冊。次日赴會，見白老坐輪椅與參會者見面。奇怪的是許多人如啟功及劉乃和先生均未參加。我會上發(fā)言述白老在1955年后培養(yǎng)我們之辦法，他指導(dǎo)我們讀書、搞分類索引、剪貼史料，這樣循序漸進地學(xué)習(xí)，使我們受益匪淺。白先生講課非常靈活，對人有啟發(fā)。上課前他總要問我們看沒看新發(fā)表的某篇重要文章，有什么想法，然后他再談自己的看法，使大家有深刻的體會。時白老已離席回家，在家聽我發(fā)言，讓劉助理問馬壽千我有講稿沒有，擬發(fā)表。我確無講稿，乃請馬壽千轉(zhuǎn)告劉助理辭之。是日會上我還見到何茲全先生，何先生告訴我有何仙槎(思源)先生給鄭老之信，不久寄來復(fù)印件。此信手跡后在紀念何思源先生的文集《一位誠實愛國的山東學(xué)者——何思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何茲全、丁嵐生、萬永光編，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中發(fā)表，亦此會另一收獲。

以后我即未再見過白老。2000年初馬壽千告訴我白老病危，后又聽說漸好了。但在3月白老即病逝。我收到劉助理寄來的訃告，王連升亦收到。又1985年左右白老謂我應(yīng)去同仁醫(yī)院看望侯外老，我亦去。白老曾助人于危難之中，如對何茲全先生、王毓銓先生等。但顧頡剛先生則非之，認為解放后白對顧落井下石。白老出身燕大，是顧先生的學(xué)生，由顧先生推薦至云南大學(xué)任教。1942年白先生至中央大學(xué)，解放后至北師大任教。

2013年6月17日

來源：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中華書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