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共和的衰落》：美國總統越來越“瘋”，到底誰能管住他

自特朗普出任美國第 60 屆總統以來，其一系列舉措屢屢引發全球嘩然。這不禁讓人發問：美國人向來引以為豪的美式民主，為何偏偏管不住本國總統？當初承諾的 “把權力關進籠子”，如今又何在？要解開這個謎題，還得從美式民主的源頭說起。

1787 年，55 位代表齊聚費城擘畫美國憲法，將三權分立確立為核心政治架構。所謂三權分立，即是將國家權力拆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分支，分別交由總統、國會與最高法院執掌 —— 三者各自獨立運作，又相互牽制制衡。除此之外，新聞媒體憑借輿論監督功能，被視作制衡權力的 “第四權”。三權分立搭配媒體監督，曾被奉為防范權力濫用的黃金法則。

美國開國元勛們的初衷固然良好，這套制度也確實運轉了兩百余年。但深究之下便會發現，其設計本身存在先天缺陷：三大權力分支掌握的資源與實際能力，從一開始就并非對等。

先看國會。作為立法機構，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議員分屬不同黨派，彼此的利益訴求與政治立場常常針鋒相對。這種格局導致國會權力高度分散，沒有任何一方能單獨掌控立法進程，自然難以對總統形成有效制約。以彈劾權為例，彈劾案需在參眾兩院均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支持方可通過，這般高門檻在黨爭白熱化的當下，幾乎淪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國歷史上，從未有總統因彈劾真正下臺。開國元勛們之所以如此設計，源于對國會的深深戒備 —— 北美殖民地曾飽受英國國會的壓迫剝削，制憲時便刻意限制國會權力，防止其重蹈橫征暴斂的覆轍。

再看最高法院。這個由 9 名大法官組成的機構，手握審查總統指令合憲性的權力。羅斯福新政時期，最高法院曾多次裁定總統政令違憲，阻礙了新政推進，而羅斯福也只能選擇服從。這似乎證明最高法院具備約束總統的能力，但這種約束并非絕對剛性。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并非憲法明文授予，而是源自 1803 年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這起案件確立了大法官的憲法解釋權，此后逐漸成為社會共識。1974 年，最高法院裁定尼克松必須交出水門事件相關錄音帶，尼克松最終服從裁決并辭職。但這一案例也暴露了制度漏洞：據披露，尼克松在裁決后曾考慮調動軍隊保衛白宮，只是經勸說后才放棄。這意味著，一旦遇到無視規則、敢于打破慣例的總統，最高法院的制約力便可能形同虛設。

那么，總統的強勢底氣究竟來自何處？核心在于三大優勢的加持。

其一，民意優勢的包裝。總統通過全民選舉產生，名義上代表著廣大選民的意愿，而大法官是終身任職，國會議員僅代表特定選區利益。這讓總統常常以 “全民代表” 自居，動輒拿 “民意” 當擋箭牌，對抗國會與最高法院的制約。民調更是常被總統當作工具濫用，通過挑選對自己有利的數據，為爭議政策披上 “民心所向” 的外衣。比如特朗普推出多項引發爭議的政策后，白宮總會及時拋出 “支持率上升” 的民調數據，以此堵住反對者的嘴。

其二，忠誠的官僚團隊。美國的官員體系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兩類：事務官需恪守政治中立，政務官則由總統直接任命。總統通過不斷擴大任命權，逐步掌控龐大的官僚體系。羅斯福時期，總統任命的政務官數量尚且有限，到了特朗普時期，這一數字已突破 1300 人。這些 “白宮嫡系官員”，首要品質便是對總統的絕對效忠。其中，法律意見辦公室與總統律師辦公室尤為關鍵 —— 這里云集了頂尖法學家，能為總統的任何行為尋找法律依據，甚至進行合法化包裝。小布什政府時期的 “酷刑備忘錄”，便是典型的例證，它為政府的濫權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

其三，軍權的實際掌控。總統身兼三軍總司令之職，能夠借助人事任免這一手段，牢牢掌控軍隊動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一職位至關重要，總統往往會安插親信擔任。克林頓曾破格提拔沙利卡什維利擔任要職，而拜登與特朗普上臺后，也都對軍方將領進行了大規模洗牌，這使得軍隊本應堅守的中立性遭到嚴重破壞。

面對如此強勢的總統，國會與最高法院已然難以制衡，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媒體 “第四權”，如今也已力不從心。美國媒體曾有過輝煌的監督戰績：上世紀 50 年代，愛德華?默羅通過廣播抨擊麥卡錫主義，喚醒公眾良知；1971 年，《紐約時報》曝光 “五角大樓文件”，直接推動了越戰的結束。

但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讓傳統媒體日漸式微，社交媒體順勢成為信息傳播的主流渠道。2024 年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憑借播客節目斬獲數千萬播放量，反觀哈里斯過度依賴傳統媒體，最終遺憾敗北。社交媒體的崛起也催生了嚴重的副作用：這些平臺不再追求專業報道的平衡性，反而將流量奉為圭臬，極易被總統操控成為個人宣傳工具。曾經被譽為 “第四權” 的媒體監督，在社交媒體時代早已名存實亡。

綜合來看，一位手握民意背書、擁有忠誠官僚團隊、掌控軍方力量且能操縱社交媒體的總統，在當下的美國政治生態中，幾乎達到了無人能制衡的地步。不妨做一個大膽設想：若某位總統下令將私人銀行國有化，即便國會啟動彈劾程序、最高法院裁定該指令違憲，但憑借精心炮制的民調數據、法律團隊的論證支持、社交媒體的輿論攻勢以及軍方的后盾，這位總統仍有可能強行推進這一違憲舉措。

從現實來看，美國的政治制度確實存在深刻隱患。問題的核心在于，制憲先賢當年過分警惕國會的權力擴張，卻恰恰忽視了總統濫權的潛在風險，最終導致行政權逐漸壓過立法權與司法權，形成 “一權獨大” 的失衡局面。可行的改革路徑，在于對現有制度進行修正 —— 比如通過修憲，切實強化國會與最高法院的實質制衡權力，重新校準三權關系。但如今的美國社會早已陷入深度撕裂，兩黨及其支持者在核心議題上嚴重對立，想要凝聚改革共識，無異于難上加難。未來美國的政治制度將走向何方，仍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