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同居算“家人”：是保護傘還是量刑洼地？

去年夏天，我在社區工作時認識了小敏。這個24歲的姑娘手臂上總纏著長袖，直到有次她被男友推倒撞破額頭，才哭著說出同居半年來的遭遇——扇耳光、摔東西，還有“你離開我就活不了”的精神控制。

可當我們陪她報警時，對方卻以“情侶吵架”為由輕描淡寫，因為沒領證，連家暴告誡書都難開。11月25日，“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的熱搜彈出時，我第一時間想起小敏的眼淚。

最高檢這一司法界定，本是為了讓小敏這樣的受害者不再求助無門。可熱搜評論區里，一半是為弱者歡呼的聲音，一半是飽含顧慮的審慎目光——這份法律善意，正遭遇最尖銳的拷問：它究竟是為弱者撐開的保護傘，還是讓施暴者鉆空子的量刑洼地？

沒人會忘記三年前北大女生包麗（化名陳某）的悲劇。那個在戀愛中被男友牟林翰用“你是我的狗”“你不干凈”等話語反復凌辱的女孩，兩次自殺未遂后，最終還是在2020年永遠閉上了眼睛。放在十年前，由于兩人未領結婚證，牟林翰的長期精神虐待可能只被視作“情感糾紛”，連立案都困難重重。直到2025年最高法發布典型案例明確：“有共同生活事實的同居關系，屬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員”，牟林翰才以虐待罪獲刑三年兩個月。

牟林翰案的判決，讓我們真切感受到這種變化——從“管不了”到“能定罪”，這進步從來不是冰冷的法條修改，而是真能暖到人的溫度。

這讓我想起小區樓下開便利店的張姐，前兩年她女兒和男友同居被打，鬧到派出所時，對方一句“我們是情侶間的事”就想脫身。張姐當時紅著眼眶罵：“情侶就能動手嗎？”現在有了這個新規，張姐逢人就說“總算有說理的地方了”。

山東有一位女孩苗某，2022年服藥自殺后，她的家人也曾陷入“男友馬某某只是罵了幾句，不算犯罪”的困境。直到檢察機關調取兩人一年來的微信記錄——那些“你活著就是丟人”的辱罵、限制出差的命令、發現出軌后的極端指責，再結合苗某三次自殺的診療記錄，才最終以虐待罪將馬某某送進監獄。

這些故事都在說，法律修改的初衷，就是讓親密關系里的暴力，不再被“戀愛”“同居”這些幌子遮掩，不再躲在“家丑”的遮羞布后逍遙法外。

然而，歡呼尚未落地，現實的擔憂已從生活中破土而出。網友的焦慮并非空穴來風：當同居暴力從“故意傷害”轉入“家庭暴力”范疇，量刑標尺的落差，可能比我們想象中更大。

同樣是致人死亡，故意殺人罪起步就是十年有期徒刑，而虐待罪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二年以上七年以下”。牟林翰讓包麗在精神折磨中走向絕路，馬某某把苗某逼到服藥自殺，最終都只判了三年多；反觀2023年的馮某甲家暴案，因檢察機關認定其主觀有殺人故意，以故意殺人罪起訴，最終量刑遠超虐待罪標準。

這種量刑上的懸殊，更讓人揪心的是，它可能成為施暴者的“免罪金牌”。之前，我就碰到過一個反復家暴的男人，民警警告他時，他居然嬉皮笑臉地說“夫妻吵架，還能真判刑？”現在同居也算“家人”了，真怕有人抱著同樣的僥幸心態鉆空子。

網友翻出2024年的一則案例：男子伏某在同居期間多次毆打女友李某，首次被警方出具告誡書后，竟在人身安全保護令生效次日再次施暴，最終也只被行政拘留五日。“打外人是故意傷害，打同居伴侶是家暴，罰得更輕”——這種荒誕的對比，正在消解法律的威懾力。

就像有律師調侃的：“以前施暴者還怕把人打重了算故意傷害，現在反而可能覺得‘只要算家暴，后果就可控’。”這種心態，比暴力本身更讓人不安。

說到底，公眾的擔憂并非反對“同居入家”的界定，而是害怕法律只做了“加法”卻沒做“乘法”——只擴大了保護范圍，卻沒筑牢量刑的底線。

其實在最高檢2024年發布的“劉某虐待案”中，檢察機關已經給出了破局思路：劉某與女友王某同居期間長期家暴，致王某輕傷二級，檢察機關不僅以虐待罪提起公訴，還精準提出“應考量多次施暴、被害人輕傷后果”的量刑建議，最終法院采納建議對劉某從重處罰。

這提醒我們：法律的溫度，不僅在于界定“是什么”，更在于明確“怎么辦”。

真正的法治進步，不該是“顧此失彼”的選擇題。我們既需要“同居算家庭”的界定，把包麗、苗某、小敏們從“無人管”的困境中拉出來，更需要避免“家暴”成為施暴者的避風港。

因為法律該守護的絕不是冰冷的條文，是讓每個普通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底氣。

熱搜終會降溫，但親密關系中的暴力不會自動消失。所以，當我們為“同居入家”的進步鼓掌時，更該緊緊盯著那把量刑的標尺——法律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給施暴者找“從輕”的理由，而是讓每一個在親密關系中受傷害的人都能篤定地相信：無論領沒領證，你的痛苦都值得被看見，施暴者的惡行也必將被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