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張愛玲：借銀燈

來自：明凈閱刊

有一出紹興戲名叫“借紅燈”。因為聽不懂唱詞，內容我始終沒弄清楚，可是我酷愛這風韻天然的題目，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銀燈》，無非是借了水銀燈來照一照我們四周的風俗人情罷了。水銀燈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許多不近人情的，發人深省的也未嘗沒有。

我將要談到的兩張影片，《桃李爭春》與《梅娘曲》，許是過了時了，第三輪的戲院也已放映過，然而內地和本埠的游藝場還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們不甚熟悉的一批觀眾，他們所欣賞的影片也有討論的價值。

我這篇文字并不能算影評，因為我看的不是電影里的中國人。

這兩張影片同樣地涉及婦德的問題。婦德的范圍很廣。但是普通人說起為妻之道，著眼處往往只在下列的一點：怎樣在一個多妻主義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義。《梅娘曲》里的丈夫尋花問柳，上“臺基”去玩弄“人家人”。“臺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愛做某一種噩夢，夢見他們自己的妻子或女兒在那里出現，姍姍地應召而至，和他們迎頭撞上了。這石破天驚的會晤當然是充滿了戲劇性。我們的小說家抓到了這點戲劇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會小說中常常可以發現這一類的局面，可是在銀幕上還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誘到臺基上，湊巧遇見了丈夫。他打了她一個嘴巴。她沒有開口說一句話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軌的行動，他的妻是否有權利學他的榜樣？摩登女子固然公開反對片面的貞操，即是舊式的中國太太們對于這問題也不是完全陌生。為了點小事吃了醋，她們就恐嚇丈夫說要采取這種報復手段。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總是拿它當笑話看待。

男子們說笑話的時候也許會承認，太太群的建議中未嘗沒有一種原始性的公平。很難使中國人板著臉作此項討論，因為他們認為世上沒有比奸淫更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強迫他們采取較嚴肅的評判態度的話，他們一定是不贊成的。從純粹邏輯化的倫理學觀點看來，兩個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個白的，二惡相加不能成為一善。中國人用不著邏輯的幫助也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們覺得這辦法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太太若是認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論上或許有這權利，可是有些權利還是備而不用的好。

雖如此說，這一類的問題是茶余酒后男賓女賓舌戰最佳的資料。在《梅娘曲》中，艷窟里的一個“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說的作風為她自己辯護著。然而我們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什么權利不權利的話。一個壞蛋把她騙到那不名譽的所在去，她以為他要創辦一個慈善性質的小學，請她任校長之職，而丈夫緊跟著就上場，發生了那致命的誤會。她根本沒有機會考慮她是否有犯罪的權利——還沒走近問題的深淵就滑倒了，爬不起來。

《桃李爭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誘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這特殊情形只有觀眾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終不知道，也不想打聽——仿佛一些好奇心也沒有。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內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興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點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為他生的。

《桃李爭春》是根據美國片《情謊記》改編的，可是它的題材卻貼戀著中國人的心。這里的賢妻含辛茹苦照顧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經過若干困難，阻止那懷孕的女人打胎。——這樣的女人在基本原則上具有東方精神，因為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是以宗祠為重。

在今日的中國，新舊思想交流，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頗占優勢，所以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婦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話，很需要一點解釋。即在禮教森嚴的古代，這一類的犧牲一己的行為，里面的錯綜心理也有可研究之處。《桃李爭春》可惜淺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與情婦的內心過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導演李萍倩的作風永遠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觀眾感到滿意的是妻子與外婦親狎地，和平地，互相擁抱著入睡的那一幕。

有這么一個動聽的故事，《桃李爭春》不難旁敲側擊地分析人生許多重大的問題，可是它把這機會輕輕放過了。《梅娘曲》也是一樣，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渾然不覺，只顧駕輕車，就熟路，馳入我們百看不厭的被遺棄的女人的悲劇。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處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顛躓，隔著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蘆中奄奄一息，終于死在懺悔了的丈夫的懷中，在男人的回憶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傳奇劇中一切百試百驗的催淚劑全在這里了，只是受了燈光的影響，演出上很受損失。

多半是因為這奇慘的燈光，劇中所表現的“歡場”的空氣是異常陰森嚴冷。馬驥飾臺基的女主人，那一聲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單調。嚴俊演反角，熟極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擺脫京戲的拘束。倉隱秋演勢利的小學校長，諷刺入骨，偷了許多的場面去——看得見的部分幾乎全被她壟斷了。陳云裳在《桃李爭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氣了些。白光為對白所限，似乎是一個稀有的樸訥的蕩婦，只會執著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沒有第二句話，單靠一雙美麗的眼睛來彌補這缺憾，就連這位“眼科專家”也有點吃力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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