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才女凌叔華定居英國42年，89歲回到祖國，暮年歸宿如何？

“1989年12月的倫敦雨夜，秦乃瑞輕聲勸道：‘媽，咱們回北京吧。’”幾秒鐘的沉默后，凌叔華點了點頭。那一次微不可察的頷首，宣告了她與漂泊四十余年的異鄉(xiāng)生活作別。

凌叔華的人生常被分割成“作家”“畫家”與“外交官夫人”三個篇章，可她似乎從未真正停下過腳步。1920年代，北京燈市口的深宅大院里，她握著毛筆畫桃花，轉(zhuǎn)身又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小說，《繡枕》《寶菱小姐》接連見報，一舉躋身“五四后新女性寫作”的行列。年輕讀者叫她“叔華”，不加尊稱，足見親近。

抗日烽火蔓延，她隨丈夫陳西瀅輾轉(zhuǎn)香港、昆明、重慶，捧書燈下寫《酒后》，也畫冬青葉。1940年，她應(yīng)維吉尼亞·伍爾夫之邀撰寫自傳稿，《Ancient Melodies》的雛形就此誕生。遺憾的是，伍爾夫自沉奧斯河，鼓勵她的那雙手再也寫不出回信。

戰(zhàn)后局勢急轉(zhuǎn)。1947年夏天，陳西瀅受聘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夫妻倆在倫敦定居。對他們而言，這是一次賭注。1953年，自傳終以英文出版，英國媒體驚呼：“東方簡約的散文觸動了維多利亞之后的審美。”書商甚至推算她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然而，冷戰(zhàn)格局與海峽對峙，讓一切文學(xué)生涯化為奢談——津貼被停發(fā)，丈夫在巴黎辦公室進退維谷，全家日用得靠她賣畫。

有意思的是，拮據(jù)反而刺激了凌叔華的繪畫悟性。她研墨臨宋元，快意潑寫，1962年至1968年，相繼在巴黎、牛津、波士頓辦展。齊白石題詩的舊作掛在入口處，西方評論家卻更愛她的《雨后天壇》與《紅墻黃瓦》。畫室里，她常握著扇面低聲道：“字要瘦，墨要活。”那是一種自我安撫。

1966年，陳西瀅病倒。四年后，病榻上的他仍惦記陽明山，但臺北友人來信說公墓擁擠，凌叔華決定攜骨灰返無錫。埋葬那天，她站在惠山松柏之間，風(fēng)吹黑紗，旁人只記得她仰望天空的神情：平靜，卻帶倔強。

丈夫離世后，她先后參加臺北“古畫討論會”、新加坡畫展，偶與謝冰瑩閑談，也結(jié)識張秀亞、林海音。會場燈影搖曳，她卻感到隔膜。對大陸的念想愈發(fā)清晰。1972年和1981年，她兩度回京，曾在人民大會堂內(nèi)與鄧穎超敘舊。那一年春天，她背畫夾走遍宣武胡同，素描重疊著回憶——城根下賣糖葫蘆的小販、護城河邊冬日的雁陣，全被留在速寫紙上。

進入八十年代，她的乳腺癌反復(fù)。偏偏倫敦的居處又被房東轉(zhuǎn)手，她在病床上寫信給蘇雪林：“養(yǎng)老院絕非歸宿，若真無計，我回北平。”語氣決絕。1986年的那次搬家最為狼狽——窗框半夜被拆，冷風(fēng)灌入，發(fā)燒、傷寒、脊椎骨裂，接連而至。日記里留下一行潦草字跡：“窗外是泰晤士河的霧，我卻只想聽雍和宮的鐘。”

最終，她選擇回國。1989年12月24日，英航客機落地首都機場，機艙后排的輪椅被小心抬下。北京石景山醫(yī)院為她開辟單間，護士們好奇地圍聽這位白發(fā)老人的往昔。她談沈從文：“他愛寫湘西水。”談徐志摩：“那人太輕了。”回憶止不住，只是忘了剛吃過的晚飯。

1990年3月25日，病房里出現(xiàn)了四層蛋糕。小外孫學(xué)著唱《生日快樂》，凌叔華用英語、中文、日文三種語言回應(yīng)，末了又教護士唱《茉莉花》。她說北京的春天到了，窗外卻飄著殘雪。短暫的愉悅之后，癌細胞大面積轉(zhuǎn)移。她在斷續(xù)清醒里念念有詞：“燒白薯、豌豆黃、芝麻醬燒餅……”那是幼時味覺的地圖。

院方與家屬商量后決定滿足她最后的愿望。1990年5月16日清晨，救護車駛向北海前湖。天空湛藍，白塔在柳影間閃光。她被抬下車，視線緊跟那座塔尖，輕輕說：“白塔真美。”隨后車輛直奔史家胡同舊宅。門前灰磚尚在，她卻淚流不止，低呼：“媽媽等著我吃飯呢。”同行者無言，只聽院落深處風(fēng)吹枯葉。

6天后，5月22日傍晚，凌叔華離開人世。外交部、作協(xié)、故宮等單位送來花圈，鄧穎超與冰心亦致挽詞。骨灰隨后運往無錫，與陳西瀅同穴。墓碑刻了九個字：“凌叔華——文畫雙絕女子”。

回看這一生，文學(xué)成就曾被時局遮蔽，繪畫天分卻在海外綻放。她的山水與花鳥被波士頓美術(shù)館、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shù)館收藏，如今仍定期展出；而《古韻》《愛山廬夢影》里的漢語節(jié)奏，漸被研究者重新評估。不得不說，時代風(fēng)云讓她在“作家”與“畫家”間數(shù)度換軌，但未能抹去其“民國才女”底色。

關(guān)于暮年歸宿，答案或許并不復(fù)雜。89歲那年的北京清晨，冬陽照著北海白塔，她終于在熟悉的鐘聲里合眼。這座城市，給了她少年靈感，也給了她最后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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