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責任，排除事由

同一個14歲，有人殺人可能免罪，有人強奸卻要重判——法律到底在保護誰？還是說，它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年齡游戲”？更荒誕的是，有法官竟認為：15歲少年強奸13歲少女，不構成犯罪！這到底是法律的漏洞，還是我們理解錯了“責任”二字的真義？

“責任排除事由”到底是什么？說白了就是：什么樣的人，干了壞事，法律卻可能不罰？這背后，藏著的不僅僅是法條，更是人性、科學、社會倫理的一場大博弈。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說法：“14歲以下殺人放火，法律也拿他沒辦法”？沒錯，我國刑法確實規定：14周歲以下，不負刑事責任。但注意，不是“永遠不負責”，而是“到年齡才算賬”。

這就引出一個關鍵問題：“14歲”到底·從哪天開始算？

我們來看兩個極端案例：

案例一：張三，在14歲生日當天，裝了一顆定時炸彈。第二天，炸彈炸了，死傷慘重。很多人說：“他裝炸彈那天還沒滿14歲，不犯法！”錯！法律上的“周歲”，是從生日第二天零點開始算。也就是說，他裝炸彈那天，確實沒滿14歲，但第二天爆炸時，他已經“法律上成年”了。更絕的是，如果他在爆炸前明明有機會拆彈，卻故意不拆，眼睜睜看著人死。這時候，他的“不作為”，同樣構成犯罪！

案例二：李四，14歲生日當晚，情緒失控砍人，第二天被害人才死亡。結果呢？他可能不負責。因為法律看的是行為發生時的年齡。他動手那天還沒滿14歲，哪怕人死在第二天，法律也只認“動手那一刻”。

你看，同樣是14歲，差一天，命運天壤之別。這不是法律在玩文字游戲，而是法律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就像你不能要求一個幼兒園孩子去解微積分，法律也得給大腦發育留出時間。但問題是：這個界限，到底該畫在哪兒？14歲？16歲？還是該“因人而異”？

我們常聽說：“精神病殺人不犯法”。這其實是一個世紀謠言。法律上的精神病免責，沒那么簡單。

有這么一個真實的案件，德國的“鮮血陶醉案”。兇手在砍殺仇人時，看到血噴出來，自己突然“嗨”了，陷入短暫精神病狀態，越砍越瘋，最后把人砍死。

你說他有沒有責任能力？法院判決：有！因為他在動手時精神是正常的，只是在過程中發病。這種發病，并沒有打斷他原本的殺人意圖，所以照樣構成故意殺人罪。

再舉個例子：張三在打老婆時，突然發病，以為老婆是“大章魚”，于是把“章魚”殺了。他要不要負責？要！除非你能證明，他從一開始就精神不正常，而不是“打著打著才發病”。

這說明法律不認“臨時發瘋”，只認“行為時的狀態”。精神病不是你想用就用的“護身符”，法律的眼睛，比你想象中更毒。

有人說：“老人犯罪，法律都會網開一面。”是，也不是。法律確實規定：75歲以上故意犯罪，可以從輕處罰；過失犯罪，應當從輕。審判時已滿75歲，一般也不判死刑。

但注意，這不是“免死金牌”！如果手段特別殘忍，照樣可以死刑！比如曾經有個案子：一個80歲老頭，為了爭遺產，把親侄孫活埋在后院。法院判了死刑！因為手段極其殘忍，社會影響極壞。法律不會因為你是老人，就允許你無法無天。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期待可能性”。這個詞聽起來很學術，其實很簡單：在那種情況下，你能不能指望他做正確的事？比如，一個會計，為了救重病的母親，挪用了公款。該不該判刑？有人說該，有人說情有可原。

法律的標準是：如果是一個理性人，在同樣極端的情況下，很可能也會這么做，那就屬于“缺乏期待可能性”，可以減輕甚至免責。

但這不等于鼓勵你“情有可原就可以犯罪”。法律必須在人情與規則之間找平衡。就像一個人快餓死了，偷一塊面包，道德上值得同情，但法律上依然要審慎判斷：這是“緊急避險”？還是“故意犯罪”？

當我們討論“責任排除”，我們真正在問的，到底是什么？是我們能不能用醫學精準判斷一個人的心智？是法律如何在懲罰與憐憫之間找到那條艱難的路？還是我們這個社會，到底愿意給“人性的弱點”留多大的包容空間？

那個把妻子當成“章魚”的張三，那個在生日當天裝炸彈的少年，那個為救母親挪用公款的會計……他們也許都在提醒我們：法律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簡單地懲罰每一個犯錯的人，而是在捍衛正義的同時，依然為迷途的靈魂，留一扇可以回家的門。

我們制定規則，不是為了把人逼到絕路，而是為了讓每個人——哪怕是最迷失的那一個——都還能看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