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周總理接見董竹君母女感慨：你們一家兩代人，都是國家功臣

1951年初夏的一個傍晚，西花廳燈光柔和。周恩來把大衣搭在椅背上，步子放得很慢，他想讓門口那臺剛停穩的轎車里的人先喘口氣。幾分鐘后，穿素色旗袍的董竹君和身著中山裝的女兒國瑛走下車。周恩來握住董竹君的手，輕聲說道：“等會兒再聊，先進屋暖暖。”語氣像久別重逢的親友。那頓家常菜吃了三個多小時，鄧穎超一句“隨便坐”拆掉了最后一點拘謹，飯桌上的客氣很快被爽朗笑聲替代。席間，周恩來感慨：“川軍副都督、錦江飯店老板、八一廠創業者，這樣的組合可不常見。”一句話，道出母女兩代人的不凡履歷。

很多人好奇，為什么總理要如此看重這位江南女掌柜。往前撥動時針，1900年陰歷正月，上海洋涇浜的破棚戶里，一個名叫阿媛的小女孩呱呱墜地。父親董同慶拉黃包車，母親李氏給人漿洗，日子緊得像冬天的棉襖。十歲那年，父親重病，家里舉債三百大洋，把阿媛送進“長三”堂子學唱。她磨破嗓子，一曲能換幾張局票，也換來永夜般的孤寂。

辛亥風雷掠過上海攤時，一位四川青年軍人常在堂子里與同志密議。那人叫夏之時，眉眼飛揚，說話帶勁。二人幾番私語后產生牽絆，阿媛當眾宣稱“一個銅板也不許贖，我自己走”。她絕食抗爭，終于逃出堂子，與夏之時在日租界旅館草草登記。十五歲的小姑娘改名“董竹君”，身份一變天地寬。

日本的租屋里，竹君對著四位家庭教師啃《東方雜志》，夜里常把燭芯燒到發黑。1915年底護國戰爭爆發，夏之時回川應戰，她留在東京完成女子高師課程。回國后，竹君本想與丈夫比翼，沒料到軍閥漩渦把對方卷得失魂落魄。熊克武整編川軍，夏之時被裁，終日鴉片麻將，脾氣暴躁。衣袖上一個褶皺，他都可拍案。夫妻裂痕越撕越大，竹君忍到1934年才辦妥離婚。

經濟斷線，她賣掉首飾，湊出幾千塊，先后開群益紗管廠與飛鷹黃包車公司，卻被一二八炮火轟成廢墟。債主催，捕房敲竹杠，父母病危，生活像被亂石圍攻。就在這當口，老友李嵩高送來兩千大洋“應急”，竹君把錢投進餐飲業。1935年3月，華格臬路的“錦江小餐”開張，門口爆竹聲蓋過電車鈴。伙計忙到只能從客人頭頂傳菜，這種火爆場面讓老上海至今津津樂道。

錦江的成功不是偶然。竹君講究細節：筷子要煮沸三次，辣油只選四川自貢七星椒。她還把西餐的分餐制融進川菜，外僑坐下能聽到熟悉的單詞，又能嘗到麻辣滋味。名流政客扎堆而來，杜月笙、楊虎、孔祥熙都在賬簿上留過字。抗戰全面爆發后，日偽勸降威逼都未得逞，竹君干脆避走菲律賓，帶著一本賬本和幾箱調料。太平洋戰火蔓延，她靠出售紅十字難民船配給的口糧才挨到勝利。一回到上海，她立刻重整錦江，還暗中幫地下黨創辦協森印務局印制進步刊物。

1949年解放軍渡江那夜，錦江飯店門外槍聲密集，竹君卻堅持讓廚師備好夜宵，說是“等革命的客人進門”。新政權接管上海后，錦江成了中央來滬工作組的臨時指揮部，竹君主動配合。1951年，她把估值十五萬美元的飯店交給政府，自己改任董事長。有人說她“傻”，她笑道：“賺情義，總比賺銀元踏實。”

國瑛正是在這樣的家庭氛圍里長大。北平電影制片廠復員到西影時，很多同行還穿棉軍裝，她已經帶領同事拍出了《南征北戰》的第一批素材。周恩來熟悉這段歷程，才會在餐桌上那樣由衷地稱贊。這頓飯散得很晚，走出廳門時北京夜風微涼，國瑛悄聲對母親說：“媽，您撐下來的每一步，讓我今天走得直。”竹君只是擺擺手，笑得云淡風輕。

后來，錦江飯店迎來無數外賓，竹君則把更多精力花在婦女參政和實業協會工作上。她記憶力驚人，九十多歲仍能清楚報出早年賬目的每一筆成本。1997年12月，生命最后一程只剩微弱呼吸，她叮囑護士把臺燈調亮一點，因為稿紙上還欠幾行回憶錄。幾行字寫完，她放下筆，靜靜合上眼睛。董竹君走了，留下的卻是一家飯店、一冊自傳，更留下一段在苦難與風雨中自立自強的傳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