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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面對教育發展的重視從中央和地方兩級教育投入的不斷持續增長就可看出來,對支撐基礎教育的中堅力量也就是教師的重視從督促落實并逐步提高教師工資待遇就可看出來,2020年年底前各地必須完成和實現教師工資“不低于”的法律規定的目標任務以及執行聯動調整機制就是具體的例證。
盡管如此,但一直以來很多地方都存在著拖欠、克扣或挪用教師基本工資、績效工資、鄉村生活補助、鄉鎮工作補貼、班主任津貼、課后延時服務補助甚至是地方繳納部分的住房公積金和社保費用等等。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嚴重違規和違法行為,挫傷了教師從教積極性,影響了教師的生存和生活。
當拖欠教師工資和津補貼嚴重影響了教師的生存和生活時,對于教師群體自身來說,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損害就成了必然。對于不能及時落實教師工資待遇的地方,國家和地方都有相應的舉報和反映平臺,比如地方的領導留言板和國家層面的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以及教育部的微言教育等等。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平臺通常都要求舉報或反映問題的人實名制,盡管實名制有利于各種問題反映的真實性以及解決問題后的反饋及時性,但實名制本身也讓想通過相關平臺反映問題的教師有后怕,因為不少地方對于反映當地拖欠教師工資和各類津補貼問題的教師有著隱秘的懲戒措施。
這些懲戒措施包括解聘威脅、縣城教師被威脅調到邊遠鄉村、不準參加職稱晉級和評優、地方相關部門電話警告等等,這就使得敢于舉報和反映問題的教師越來越少,這也就直接導致拖欠教師工資和津補貼問題越來越普遍和越來越嚴重,很多老師最后只能在網絡平臺上述說和抱怨,不過,這樣做也有很大的風險。
雖然有反映問題的渠道是好事,但更應該讓這些渠道發揮應有的通暢作用。不少地方在問題反映后石沉大海或官方式應付回應或對舉報反映的人打壓威脅。實際上,越是如此,帶給地方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讓地方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投資或引資損失也隨之加大,因而拖欠教師工資和津補貼的地方都應主動作為補發補齊而不是打壓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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