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少將被中統特務逮捕，蔣介石無奈親自出面營救：他是我的女婿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京下關碼頭的路燈剛點亮，一輛掛著“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牌照的吉普車被兩輛便衣車悄悄夾住。車門被猛地拉開，人未看清，槍口已頂在胸口——陸久之，這位在上海風光無限的國軍少將，就這樣被中統特務帶走。消息傳到上海，湯恩伯臉色鐵青，他清楚這事不對勁，卻又不敢直接干涉，因為抓人的是陳果夫那一路人馬。

陸久之被押進南京頤和路一處幽暗的小樓。中統審訊員擺出厚厚一摞材料，冷冷開口：“你辦《改造日報》究竟想替誰說話？”短暫沉默后，只聽他淡淡一句：“辦報是為讓戰俘知道戰爭結束了，除此無話可說。”審訊員并不滿意，連夜電告蔣介石，理由是此人“嫌共傾向明顯，且與左翼頻繁往來”。蔣聞訊皺眉：“這是我女婿。”幾個字，讓中統也摸不準該走到哪一步。

陸久之的“女婿”身份，要從一樁相差二十余歲的婚姻說起。1945年秋，湯恩伯秘書胡靜如的夫人周安琪閑談時提到，蔣介石前妻陳潔如的養女蔣瑤光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生活拮據；而陸久之四十出頭仍孑然一身。周氏從中牽線，二人一年內便完婚。外界更關注的是：蔣瑤光乳名“陪陪”，幼時常被蔣介石抱在膝頭。于是陸久之的名片忽然多了一行“蔣委員長東床快婿”。

這層關系，使他在上海官場進退自如，也埋下后來那場拘捕的伏筆。因為蔣介石不愿公開承認與陳潔如的舊事，女婿一說始終模糊，中統便覺得抓陸久之未必會觸動“核心利益”。沒想到動手后才發現蔣介石還真要保。

退回更早的年代，陸久之是“家學顯赫”的反叛者。父親陸翰出任孫傳芳部軍法處長，手握重兵，他卻跑到上海紗廠當工人，和地下工會廝混。1926年秋，周恩來在滬籌劃工人武裝起義，需要一個身份干凈又善交際的聯絡員，蔡厚叔把陸久之拉了進來。從那時起，他接受的任務并不比正式黨員少，唯獨一條——暫緩入黨。周恩來的解釋很直白：“你站在門外，做的事更方便，也更安全。”事實證明這條安排確實保護了他。

抗戰期間，日本海軍在長江口設立“海安公司”掩護走私軍需。陸久之借舊同學關系混進管理層，表面幫日方采買物資，暗地卻用海軍通行證，把蠟燭、布匹、火油大批送往新四軍蘇北根據地。憲兵隊曾將他關進憲兵司令部，連打帶嚇兩周沒撬開嘴，只得放人。有人說他命硬，他自己更愿意稱那是“身份模糊”的好處。

勝利后，他憑借湯恩伯的授權，在上海創辦《改造日報》日文版，專門面向戰俘宣傳反軍國主義。報紙不到一年就鬧得滿城風雨，左翼作家頻繁投稿，日俘圈內廣為流傳，有人譏笑這是“替共產黨洗腦”。這便讓陳果夫盯上了他。于是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蔣介石最終還是出面。中統特務接到手令，只能“以禮相送”。審訊室里，帶隊少校尷尬對陸久之說：“長官，誤會，您可以回家。”陸久之拍了拍衣擺走出大門，黑夜里看不出表情，只能聽見他輕哼一聲，像在嘲笑又像在嘆氣。

風波看似平息，卻攪動了湯恩伯的神經。1948年底，上海戰局日益吃緊，湯手握三十萬兵力，卻被李宗仁的命令晾在一邊，只聽重慶那位“委員長”。陸久之趕赴復興島，旁敲側擊地勸：“局勢已非一年兩年前，早點留條后路。”湯恩伯偏是猶豫不決。國府潰敗，解放軍百萬雄師南渡，京滬杭警戒線頃刻崩塌，湯終究帶著殘部狼狽出逃。途中他還客氣地問陸久之是否同走，被拒絕——這一次，陸久之不再做“說客”，而是干脆把上海大大小小的城防圖偷偷帶給了華東野戰軍參謀部門。

上海解放后，他低調留在原公館里，被街坊尊稱“陸先生”。因為“蔣介石女婿”四個字，他沒少挨調查。1961年，陳潔如進北京時，周恩來一句“老陸還好嗎”讓有關部門心中有數，幾年后便把陸久之請進上海文史館。那張寫著“特聘館員”的聘書，為他晚年生活添了些體面。

1983年，他獲批赴港探親，久別重逢的夫妻在尖沙咀海邊并肩而立。蔣瑤光勸他留下，他搖頭：“這里需要我做的事早做好了，還是回上海安心。”兩年后，他歸國，把妻子托付的補品分成幾大包，送給舊鄰，說是“替太太盡點心”。

1996年，上海市委再次核定其歷史功績：自1926年起為革命提供重要情報，貢獻顯著。老人聽完只回一句：“該做的做了。”此后他不再涉及公眾場合的發言。偶有記者登門，他也只談讀書、養生，談及蔣介石便揮手：“他是他，我是我，不必再摻和。”

陸久之終年百歲，戶籍表上職業一欄寫著“文史研究人員”。熟悉往事的人都明白，這個看似平淡的稱呼背后，是一次次刀尖起舞、一次次命懸一線。至于“蔣介石女婿”四字，他生前從未掛在嘴邊，身后也無人替他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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