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當眾質問：中國從未侵略日本，日本為啥三番五次揮刀相向

在2025年南非約翰內斯堡的G20峰會現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面對各國代表提出了一個刺痛日本代表團的問題：“翻看近現代史，中國在過去一千多年里從未主動對日本發動過戰爭，為什么日本卻一次次把屠刀揮向中國？”

這個提問瞬間讓會場安靜下來。是啊，為什么一個曾經多次派遣遣唐使來中國學習文化、制度、技術的國家，會反過來對老師舉刀相向？為什么中國強盛時沒有跨海東征，而日本卻在中國衰弱時屢屢犯境？這背后的歷史真相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東亞人深思。

中日兩千年的交往史上，中國的船只給日本帶去的永遠是絲綢、瓷器、漢字和典章制度。唐朝時期，長安是世界的神經中樞，日本像一塊求知若渴的海綿，先后十九次派出遣唐使，甚至不惜以幾百上千人的性命為賭注跨越驚濤駭浪。

中國給了日本什么？《舊唐書》里記得清清楚楚，是毫無保留的三省六部制，是影響京都寺廟建筑技藝的設計，是儒家的仁與佛家的善。即使是在宋元明清時期，從寧波港流向日本的依然是精致的折扇和漆器，而不是刀劍火炮。

而日本對中國的“回饋”卻是刀刃相見。早在公元663年，日本就在白江口集結千余艘戰船，試圖通過控制朝鮮半島來撬動大唐霸權。明朝時期，當中國東南沿海的漁民在修補漁網時，迎接他們的不是客商，而是揮舞著倭刀的浪人。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甚至連深處內陸的安徽，都被“倭寇”禍水漫灌。

更令人發指的是近代日本的侵略行為。借口琉球漁民被殺，日本就勒索清政府50萬兩白銀。嘗到甜頭后，發動甲午海戰，一口氣吞掉2億3000萬兩，相當于當時日本四年的財政收入。這些帶著中國百姓血汗的銀子，每一兩都變成了日后轟炸中國城市的炮彈。

從旅順到大連，從“二十一條”的政治勒索到皇姑屯的爆炸，每一步都是為全面侵華做的預演。731部隊在寧波和常德上空灑下的鼠疫與霍亂，不僅是對生命的摧殘，更是對人類文明底線的徹底踐踏。

面對這樣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日本選擇了“集體失憶”和系統性篡改歷史。如果你去翻看現在日本中學的教科書，會發現“南京大屠殺”已經被所謂的“南京事件”偷梁換柱。2014年，日本出臺了荒唐的教科書審定標準，要求對歷史有不同說法的內容必須標注“未達成共識”。

在這種教育體系下，超過80%的日本年輕人天真地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只是輸給了美國，而與中國無關。這種歷史觀的扭曲直接影響到日本對現實政治的判斷。

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政壇右翼勢力的囂張言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僅公開否認慰安婦制度，還將“臺灣有事”與日本的“集體自衛權”綁定。她乘坐的車輛甚至使用“37-77”車牌，暗指1937年7月7日全面侵華的開端。

日本一方面在距臺灣僅110公里的與那國島部署防空導彈，引進400枚“戰斧”巡航導彈覆蓋臺海全境，還將防衛預算提至GDP的2%，一步步突破戰后和平體制。這些舉動表明，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從來沒有改變過。

中日兩國行為方式的差異，根植于兩國文明基因的本質不同。中國文明植根于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核心特質是“守”——守護家園、捍衛土地、維系世代相傳的生存秩序。這種文明形態催生了儒家“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處世準則。

中國的“大一統”傳統始終圍繞內部整合展開，從秦漢到明清，政治與軍事重心始終聚焦于鞏固邊疆、維護內部穩定。這種“協和萬邦”的基因，讓中國即使擁有絕對的武力優勢，也不會對鄰國發動侵略。

日本則完全不同。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地理空間的局限性使其天然存在生存危機感，逐漸孕育出“向外索取”的生存邏輯。有限的土地、稀缺的礦產資源，讓日本形成了“弱肉強食”的強權邏輯，認為只有通過侵略鄰國、掠奪資源，才能實現國家崛起。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隨著中國實力強弱而搖擺。中國強盛時，日本謙卑遣使學習；中國衰落時，日本便露出獠牙發動侵略。這種投機心理使得日本在近代走上了“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擴張之路。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本可成為亞洲和平崛起的典范，卻選擇了“海外補償論”，將對歐美妥協的損失轉嫁給鄰國。吉田松蔭提出的“失之于俄國之土地，償之于鮮、滿”思想，成為日本的國策。

二戰后，日本未能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思想，與美國有直接關系。美國為了在亞太地區制衡蘇聯和中國，有意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和部分軍國主義勢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不僅沒有受到應有懲罰，反而當上了日本首相。這些未被清算的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從來沒有放棄過“恢復大日本帝國榮光”的迷夢。

日本將自己綁在美國戰車上，目的是借助美國霸權實現軍事松綁。美國需要日本在亞太地區牽制中國，因此不斷給日本“松綁”，例如2015年修改《安保法》，允許日本自衛隊海外作戰。

日本則一邊拿著美國的“安全承諾”，一邊以“中國威脅”為借口，不斷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美國要的是“棋子”，日本要的是“解綁”，雙方各取所需，而地區和平穩定則成為犧牲品。

面對日本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中國表現出了極大的戰略定力。中國堅守“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的原則，既要和平發展，也不懼怕任何挑釁。

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海警船每天都在釣魚島領海巡航，用實際行動宣示主權。在核污水排放問題上，中國率先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用法律手段維護國民健康。中國的回應既堅定又理性，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中國普通民眾對國際政治的理解深度，遠超歐美同收入群體。在中國，無論是城市咖啡館還是鄉鎮小茶館，普通民眾討論國際局勢并不罕見。這種“全民清醒”不是偶然，而是教育賦予的“認知底氣”。

相比之下，日本民眾正成為右翼政策的受害者。日本民眾在防衛省門口抗議：“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要和平！” 這表明日本普通百姓已經看清——對中國“揮刀”，傷的是日本自己。

東京街頭，日本民眾在防衛省門口高呼“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要和平”；而在中國城市的普通茶館里，老百姓們暢談國際局勢，對日本的挑釁行為嗤之以鼻。這種對比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薩克斯教授的問題不僅是對日本的靈魂拷問，更是對國際社會的警醒：歷史正義不會因為謊言而消失，那些被侵略戰爭奪走的生命、摧毀的家園，永遠是人類文明的傷疤。

日本唯有正視歷史，徹底清算侵略罪行，真誠向受害國道歉，才能真正卸下歷史包袱，與鄰國建立平等互信的關系。否則，那些試圖掩埋罪行的人，最終只會被罪行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