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楊尚昆接到北京衛(wèi)戍區(qū)電話：當年你要求找的送糖人找到了

1985年初春的一個清晨，軍委辦公廳的電話鈴突然急促地響起。值班參謀接起電話之后，立刻沖出門去，小跑著敲開楊尚昆的辦公室：“首長，北京衛(wèi)戍區(qū)來電——田政紅有消息了！”

電話只說了三十多個字，卻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楊尚昆塵封多年的記憶閘門。那一年，他已年過七旬，文件堆滿桌角，可這個名字依舊能讓他停下筆：“田政紅，終于找到了。”

時間撥回1969年深冬。那段日子對楊尚昆而言格外漫長，單調(diào)、陰冷，最煎熬的是突如其來的低血糖。沒人允許他隨身攜帶食物，靠牢飯根本頂不住。一次夜里，他扶著墻壁才勉強站穩(wěn)，見崗樓下有個小戰(zhàn)士在巡邏，便輕聲喊道：“同志……”聲音輕到幾乎被風吹散。小戰(zhàn)士抬頭，猶豫片刻，還是應了一聲。

規(guī)矩寫在紀律條令里：不得與被管制對象私下交談。但小戰(zhàn)士聽得出楊尚昆話里的虛弱，終于還是在第二天悄悄塞進來兩顆方糖。他叫田政紅，河北張家口人，入伍沒多久，個子不高，人卻很結(jié)實。糖入口的一瞬間，眩暈感被壓了下去，甜味透過味蕾，生理與心理雙重的支撐同時回來了。

從那以后，只要四下無人，田政紅就把攢下的糖包用破紙包好，塞到柵欄縫里，兩人只匆匆交換一句“保重”。一次送糖時，楊尚昆低聲說：“把你的名字給我留個念想。”田政紅擺手：“留名做甚？”可經(jīng)不住對方一再請求，還是說了姓名與老家的大致地址。楊尚昆把這些信息拆成單字，分散寫進自己那本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里——一頁一個字，隔好幾頁才接下一筆。

1970年春，田政紅突然接到復員命令，被直接送往集訓隊，隨后回了地方。楊尚昆在轉(zhuǎn)押途中，所有個人物品被集中封存，連那本寫著線索的《毛主席語錄》也不知流落何處。兩人從此杳無音訊。

1978年，楊尚昆重返工作崗位，第一件私事就是要找回那本書。辦公廳、檔案局、倉庫翻了個底朝天，書卻像蒸發(fā)了一樣。失望之余，他改而請求北京衛(wèi)戍區(qū)：幫我找到田政紅，這件事他掛記太久了。

1981年9月，十萬大軍云集張家口，華北大演習鳴笛開場。觀摩臺上望遠鏡林立，別人看炮火轟鳴，他卻在人海里搜尋那張憨厚面孔，“萬一田政紅以前的老部隊被抽調(diào)來了呢？”可演習結(jié)束，仍舊空手。

好在衛(wèi)戍區(qū)一直沒放松。1985年初，他們終于鎖定了一個在礦上燒鍋爐、戶籍顯示“張家口涿鹿縣東溝村”的中年人。核對完當年入伍記錄、兵齡、復員批次，全都對得上——田政紅出現(xiàn)了。接電話時，楊尚昆放下手上的電報，用力按了按桌角，半晌才說一句：“麻煩同志們，無論如何把他接到北京。”

工作人員趕到涿鹿縣，煤灰滿面的田政紅先是愣住，隨后連連擺手：“我還得上夜班，走不開。”他妻子身體不好，孩子才上小學，家里指著這份工吃飯。駐地干部反復做工作，礦上領(lǐng)導拍胸脯：人走一趟，崗位給他留著。田政紅這才隨車進了京。

在北京西長安街的會客室門口，兩人相對那一刻，時間像是凝固。楊尚昆握著田政紅布滿老繭的手，聲音極低：“這些年苦了你。”田政紅靦腆地笑：“那幾顆糖不值一提，換成誰都會幫。”一句話，把當年的驚險與義氣輕描淡寫地帶過。

接下來的幾天，他被安排住進西郊干休所，三餐都有專人照應。楊尚昆抽空就來陪他，問家里缺什么、孩子學費夠不夠。田政紅只回答兩個字：“都夠。”楊尚昆沉默良久，從手腕上解下一塊用舊的瑞士表遞過去，“留個念想，按時給鍋爐點火也能準點。”田政紅接下，卻把表鏈攥得死緊。

返回涿鹿前夜，楊尚昆送他到門口，小聲說：“以后變成親戚，常來。”田政紅應聲點頭，沒有多話。他坐上吉普車，車燈在深夜的中南海影壁前拐了個彎，很快消失。

此后幾年，田政紅每逢進京體檢就會去看楊尚昆，一壺茶，幾句家常；楊尚昆再忙，也會抽十分鐘陪他。外人很難理解這層關(guān)系，但他們自己心里明白——一方欠的，不是人情，而是信任與良善；另一方守的，也不是回報，而是一句“同志”的擔當。

故事到這里并沒有戲劇化的尾聲。田政紅依舊在鍋爐房里值班，孩子讀完中專后進了機械廠；楊尚昆繼續(xù)在軍委做繁重的協(xié)調(diào)工作。唯一不同的是，兩個人的地址簿里多了一份聯(lián)系人，名字被標得很醒目：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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