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護法》：守護正義，而非罪惡的“保護傘”

2025年深圳14歲少年鐘某某因嫉妒持刀殺害同班女同學潘某某，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再次將《未成年人保護法》推向輿論漩渦。

“法律到底該保護未成年受害者還是未成年罪犯”的追問，夾雜著受害者家屬的悲痛與公眾的憤懣，直指法律天平的核心刻度——當未成年的身份與殘暴的罪行重疊，法律的溫度與鋒芒該如何平衡？

公眾對“《未成年人保護法》淪為罪犯保護傘”的質疑，源于對極端案件的痛心，更源于對法律初衷的誤讀。

從立法文本來看，《未成年人保護法》開篇即明確其立法目的是“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這一“未成年人”的范疇，從來都以無辜受害者為核心主體。

法律中專門規(guī)定，辦理未成年人遭受暴力傷害案件時，需采取同步錄音錄像、女性工作人員詢問女性被害人等保護措施，還應提供心理干預、經濟救助、轉學安置等全方位支持。

深圳案件中，法院要求鐘某某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正是對受害者權益的直接保障。那些認為法律“只保護罪犯”的聲音，實則忽略了法律對受害者的特殊關照，也混淆了“對未成年罪犯的懲戒適度性”與“對罪惡的縱容”的本質區(qū)別。

真正的爭議焦點，在于對未成年罪犯的懲戒尺度是否匹配其罪行，而非是否應該保護。

鐘某某案中，公眾質疑“無期徒刑實際服刑15年左右，出來仍屬壯年恐再犯罪”，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根據(jù)最高法司法解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服刑期間確有悔改或立功表現(xiàn)的，可減為15至18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xiàn)的甚至可減至10至15年。

但必須明確的是，這種減刑并非“法外開恩”，而是以“認罪服判、接受改造”為前提，且對罪行特別嚴重的未成年罪犯，假釋會從嚴掌握。

更關鍵的是，我國法律早已堵死“未成年即免罰”的漏洞：《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事責任年齡有條件下調至12歲，鐘某某因剛滿14歲且犯故意殺人罪被追責，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xiàn)；對于未達刑責年齡的嚴重施暴者，法律還規(guī)定了封閉性的專門矯治教育措施，通過限制人身自由實現(xiàn)懲戒與矯治的雙重目標。

否定“槍斃未成年罪犯”的主張，并非對罪惡的妥協(xié)，而是法治文明的底線堅守。我國《刑法》明確規(guī)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這一規(guī)定背后是對未成年人心智發(fā)育特點的科學認知——即便如鐘某某般精心預謀、事后撒謊，其認知能力、自控能力仍未完全成熟，仍存在教育改造的可能性。

將罪犯長期關押于監(jiān)獄并開展矯治，看似消耗社會資源，實則是避免“以暴制暴”陷入惡性循環(huán)的理性選擇。

英國政府2025年的研究報告顯示，52%的青少年重復犯罪者有童年行為問題，49%有嚴重的學校出勤問題，這些數(shù)據(jù)證明，未成年犯罪往往是家庭、學校、社會多重因素的產物，單純的死刑無法解決根源性問題，反而可能催生更隱蔽的暴力。

平衡保護與懲戒的關鍵，在于讓法律的標尺更精準地適配罪行的輕重，而非走向“一刀切”的極端。

面對鐘某某這類主觀惡性深、犯罪手段殘忍的案件，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的呼聲日益高漲。

這一源于英美法系的原則，主張對雖未達法定刑責年齡，但有證據(jù)證明其行為時具備辨別是非能力、主觀惡意達到成人水平的未成年人，可追究刑事責任。

中國政法大學劉艷紅教授建議，引入該規(guī)則需滿足嚴格的實體與程序條件，如通過社會調查、心理測評認定“惡意”，進行受審能力評估等，這既能避免刑責年齡下調的“一刀切”弊端，又能對極端惡性案件實現(xiàn)精準懲戒。

深圳法院對鐘某某判處無期徒刑，已是當前法律框架下對未成年故意殺人犯的頂格處罰，正是“寬容不縱容”原則的實踐——寬容的是其未成年的身份，不縱容的是其殘暴的罪行。

消解“保護受害者還是保護罪犯”的二元對立，更需要構建“懲戒+矯治+預防”的全鏈條體系。

鐘某某作案前曾上網(wǎng)查詢“14歲殺人需擔何責”，這種對法律邊界的刻意試探，暴露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缺失；英國研究顯示，27%的青少年慣犯集中在最貧困社區(qū)，48%易受犯罪同伙影響，這提醒我們，貧困、不良交友、教育缺位等社會因素才是犯罪的溫床。

《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完善，既要強化對受害者的權利救濟，讓“犯罪必擔責”的信號清晰明確；也要加強對潛在風險青少年的早期干預，通過校園心理輔導、家庭監(jiān)護干預、社區(qū)矯正等措施，阻斷“問題少年”向“罪犯”的滑落。

法律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懲罰，而是守護——守護潘某某們本該綻放的青春，守護鐘某某們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遠，更守護每個家庭免于暴力的摧殘。

當我們?yōu)槭芎φ吡鳒I時，不應遷怒于法律對未成年群體的整體保護；當我們審視未成年罪犯的命運時，更不能忽視其背后的社會病灶。

《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進步，正在于讓法律的天平既不向罪惡傾斜，也不向沖動的民意妥協(xié)，在懲戒與矯治的平衡中，為所有未成年人撐起真正安全的天空。

這既需要司法機關的精準裁判，更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共同發(fā)力，讓每個少年都能在陽光下成長，而非在黑暗中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