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傳》第四章——大師之路

合著/張榮芳 曾慶瑛

編者按：在中山大學原副校長張榮芳教授編寫的三本不同類型陳垣傳記中，中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陳垣的每章篇幅適中，詳略得當，適合網絡連載。陳垣孫媳曾慶瑛教授分工寫第一章、第十章、陳垣簡介和陳垣已出版的主要論著目錄，進一步增強了本書的權威性。紀錄片《陳垣》梅明導演為網絡版配視頻和圖片，形象立體地展現陳垣校長的風采。三人合力，以紀念陳垣先生誕辰145周年，弘揚勵耘精神，賡續中華文脈。

一自學成才的北京大學導師

1920年北京大學擬創立國學、外國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4個研究所。以“國學門較為重要，特先設立”，1921年11月正式成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由蔡元培、顧孟余、沈兼士、李大釗、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9人組成研究所國學門第一屆委員會作為領導機構，蔡元培任委員長，沈兼士主持日常工作。

此時國學門主要由特別閱覽室、歌謠研究會、考古學研究室等組成。研究科目分為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五大類，后發展為名稱相應的五個研究室。

此時期的國學門導師隊伍盛極一時，除本校教授沈兼士、劉半農、錢玄同、 周作人、胡適、陳萬里、林語堂、馬衡、馬裕藻、顧頡剛、常維鈞、單不庵等外，還聘請校外的國學大師王國維、羅振玉、陳垣等教授，以及俄國學者伊鳳閣博士、德國哲學博士鋼和泰等為導師。不到校的通訊研究員有國內四川、廣東、 福建等18個省的34人，還有丹麥人吳克德博士、日本人澤林專太郎、法國人伯 希和等人。可見此時國學門導師包括了國內外各個領域極有成就的學者。

二排拿扇子的就是沈兼士，一排左二陳垣

而陳垣就是這眾多導師中的一員。值得指出的是，陳垣是沒有正規史學訓練的背景，完全靠自己積累知識，刻苦鉆研而取得重大成就的、自學成才的導師。自此至1935 年，陳垣一直是北大國學門導師，并經常在北大三院聚會、教學與研究。這個時期，陳垣在國學門主要從事以下工作。

第一，首創“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兩門課程。陳垣在北大教課，因在五四運動之后，提倡白話文，青年在中學時念古文機會少了，作為歷史學的學生來說，應該學習文言文，會看原始資料。為解決這個問題，陳垣首創“中國史學名著選讀”這門課。

為了進一步了解史學古籍情況，又設立 “史學名著評論”這門課，他說這兩個課是姐妹課。 一個是介紹講解歷史古文， 一個是歷史學應讀的書籍，作為基礎的這兩門課都是必修的。新中國成立后高校歷史系的兩門必修課—— “歷史文選”和“歷史要籍介紹”，就是由陳垣的首創衍變而來的。陳垣任導師并親任這門課。

對“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一課，據學生王樹民回憶：“他是著重在每部書的內容，分析其得失優缺之點。如《廿二史札記》，便從史法與史事分別論述。又如新、舊《唐書》，特別指出《舊唐書》文字雖不如《新唐書》，其記事詳細具體，更符合史學的需要，是有勝于《新唐書》的。對于初學的人來說，這都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對“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一課，據學生傅振倫回憶：“以《四庫全書》史部提要為主，每論一史，輒敘其‘史源’（即史料）和文心、史心。”

右二沈兼士，右一陳垣

陳垣講課，并不只注意客觀事實的考訂，還會時刻對學生進行愛國思想教育，關心國家興亡。

學生朱海濤回憶，抗戰前夕，日本在醞釀“華北國”，北平政治空氣惡劣，“我們要求他對時局作一指示。他沉沉地說道：‘一個國家是從 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的。北平市商會主席到日本去觀光，人家特別派了幾位商業上的領袖人物來招待，傾談之下，我們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連談論的資格都不夠，像這樣憑什么去和人家競爭？憑什么能使人尊重？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就著個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干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在北大的集會上，陳垣經常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東京如何，沒有提中 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京。

第二，任明清史料整理會委員，領導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北大的國學門主要從事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金石、甲骨刻辭、民俗謠諺、方言方音等。陳垣等人領導史學系學生整理內閣大庫檔案。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和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石窒遺書一起，被稱為我國近世新史料的四大發現。

所謂 “內閣大庫”，就是明清的中央書籍檔案庫，所藏書籍占十分之三，檔案占十分之七。這批檔案，僅有幾千件是明代的，其余都是清代歷朝政府所奉行的朱諭，臣工繳進的敕諭、批折、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國的表章，歷科殿試的答卷，等等。史料價值極高。

但是由于人為的和自然的損壞，這批檔案已流失了不計其數；或作為一種特殊商品轉賣于私人之間，甚至一度被醞釀盡售于外國。在此存毀留棄關鍵之時，陳垣與北京學術界人士痛心疾首，為此奔走呼吁，既嚴詞斥責當局的不負責任，力阻盜賣販運于外國，又籌謀如何妥善將之長遠保存，與相關機構往來交涉研究歸屬、經費、人事等問題。使這批檔案得以保存。

1922年5月12日，北京大學呈文教育部，請求將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明末及清代內閣檔案，撥歸北京大學。陳垣時任教育部次長，于12月25日批準北京大學的呈文，北京午門歷史博物館所藏的這批檔案正式移交北京大學，教育部派專員監督移交工作。這批檔案，由北大國學門導師陳垣和朱希祖領導史學系學生整理，擬出整理辦法，分作三步，首先就其形式分類、統計；其次識別年代；再次 編號、摘要；最后研究考證。

第三，從事著述。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設有編輯室，其任務有三：一是影印本 所所藏的有關學術參考利用的器物、文獻、圖書；二是編纂學術研究的工具書；三是編錄有關重要典籍之專門參考書。陳垣認為古籍中的類書，頗嫌俗陋，其所引證，又不出典。因此他在國學研究所指導工具書的編輯時，編輯了《藝文類聚引用書籍》等十幾種工具書。

陳垣相當一部分論著由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出版問世，列入叢書的有《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史朔閏表》等。

由《國學季刊》刊載的有《火襖教入中國考》、 《摩尼教入中國考》、《摩尼教殘經一、二》、《元西域人華化考》前四卷、《記徐松遣戍事》。

載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者有《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

發表于《國學周刊》者有《一句成語在元曲中之發現并質疑(答鄭賓于)》。《寧遠堂叢錄》中的《奴才》《武科》《胡中藻詩案》等。

二、著錄敦煌，聚焦國學

敦煌，地處甘肅省西部，在魏晉時設有敦煌郡，唐代又屬沙州。此地是當時中國通向西域的門戶。因而在地上或地下，保留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物、遺書。加之西北地區氣候干燥，水分稀少，使得這些遺物、遺書，常保存千余年而不腐。

這些遺物、遺書，有的被密封在石窟藏經洞內，長期以來沒有被人們發現。直到1900年，道士王圓篆發現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洞內有四萬多卷古寫本文書，立即引起帝國主義的垂涎，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大谷探險隊等，相繼從這里劫走了三萬余卷。

這樣，我國的敦煌文書就流散到世界各地，如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藏的《斯坦因文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伯希和文書》、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的《敦煌特藏》、日本京都龍谷大學藏的《大谷文書》等，都是來自敦煌的古文書。

外國人將大量敦煌文書劫走，引起國人的震驚。清宣統二年(1910)，當時的學部責成甘肅官員，將藏經洞所藏的剩余殘卷全部運回北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使經卷得以保存。

1922年春，陳垣以教育部次長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他認識到敦煌經卷的重要性，開始查閱、著錄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經卷，編成《敦煌劫余錄》一書，這是北京圖書館館藏敦煌經卷的一部專題目錄，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陳垣在自序中說：“十一年春，予兼長館事，時掌寫經者為德清俞君澤箴，乃與俞君約，盡閱館中所藏，日以百軸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軸畢。”

《敦煌劫余錄》凡14卷。著錄寫經8679號，兼采中國傳統目錄與近代西方目錄索引的編制方法進行編排。

首著“總目”，著錄書名，譯撰者、卷數、軸數、頁次等；再著“檢目”，將原軸編號即排架號按千字文順序排列，以便查索；再次為各軸介紹，“略仿趙明誠《金石錄》前十卷體式，每軸著其原號、起 止、紙數、行數及內容。

原號者，由甘肅解部時所編之號。起止者，每軸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

每軸經卷著錄之后，又有“附記”，為各軸簡要考證與說明。讀者由此可知敦煌寫經概貌，從而大大提高了該書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1929年秋陳垣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等及蔡元培院長在北海留影

陳寅恪為《敦煌劫余錄》作《序》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會陳援庵先生垣，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就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八千余軸，分別部居，稽核同異，編為目錄，號日《敦煌劫余錄》，誠治 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國人獲此憑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究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

可見陳寅恪對此書評價之高。

胡適說：“敦煌石室所藏寫本， 凡數萬卷，三十余年來分散各地……巴黎的目錄最先出，但很簡略，倫敦的目錄開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錄，胡鳴盛先生主編，近年才編 完，雖然沒有印行。另有陳垣先生的《敦煌劫余錄》流行于世，其考訂之詳， 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了。”

可見該書為學界所推崇。據劉乃和記述，當時有的朋友曾勸陳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伯希和、斯坦因之名，因為他們會來中國，在學術界集會上彼此還常常見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稱。

陳垣說：“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可見陳垣對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以及對這些遺產被外國人掠奪之憤慨。

陳垣與胡適

三、 清點故宮文物，保護文化遺產

陳垣在1924年11月至1928年6月這3年多的時間里，在"清室善后委員會”（以下簡稱“善委會”）“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等機構任過重要職務。陳垣與清宮遺老和各種軍閥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為保護故宮、保護文化遺產、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及其早期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辛亥革命后，清帝溥儀在不廢帝號、年領400萬兩經費等優待條件下，宣布退位，但仍居住在皇宮內。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令其部將鹿鐘麟，驅逐溥儀出宮，并修改了清室優待條件。還成立以李煜瀛（字石曾）為委員長的“清室善后委員會”，聘請蔡元培、陳垣、沈兼士、俞同奎等社會人士和 知名學者10人任委員，另有寶熙、羅振玉、耆齡等5人為清室代表，并特聘莊 蘊寬等3人為監察員。“善委會”的主要任務是清理清宮內的公產和私產。

當時正值軍閥混戰時期，政權經常變動，當政者無不想占領故宮；清室也不甘心退出他們盤踞幾百年的紫禁城。因此，他們圍繞“善委會”的成立展開了幾年激烈的斗爭。

12月20日召開第一次“善委會”，清室代表五人拒不出席，以示不承認 “善委會”。會上討論并通過了《點查清宮物件規則草案》，決定23日開始點查。并決定于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成立故宮博物院。

“善委會”委員長李煜瀛經常外出，頻頻來信，委托陳垣代理會長職務，12月來信曰：“敬啟者， 竊煜瀛承乏本會會長，照章應兼常務委員，惟本會會務甚繁，一人實難兼顧，敬請先生擔任本會會長所應兼任之常務委員一席，以便辦理一切。又煜瀛其他事務亦甚繁頤，如值出京之時，所有本會會長職務，亦請先生隨時代理，以免有誤要公，是為至感。”這樣“善委會”的工作實際由陳垣主持。

在點查過程中，清室五人始終未到，并暗中進行頻繁活動，與“善委會”對抗，以圖恢復小朝廷。

12月31日，孫中山到京，臥病于北京飯店。清室遺老以為有機可乘，乃由內務府寶熙等4人出名，致書向孫中山“申訴”，要孫氏“主持公道”。孫中山以秘書處的名義復函，明確駁斥了“申訴”，并說“促清室移宮之舉，按之情理、法律，皆無可議”。

孫中山的明確答復，使清室的計劃未得逞。但是清室遺老與段祺瑞執政府有相當關系，他們多方活動，日夜奔走，繼續與“善委會”對抗， 破壞點查工作。

直到1925年7月，“善委會”在點查養心殿時，于密匣中發現遺老與溥儀往來的密件，他們準備陰謀復辟。“善委會”將此事檢舉，訴諸法院， 清室遺老才暫時收敏。

1925年9月底“善委會”開會通過故宮博物院的組織大綱和董事會、理事會名單。董事有嚴修、蔡元培、莊蘊寬、張學良等21人，理事由李煜瀛、易培基、陳垣等9人組成。

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按原定日期開幕，舉行開幕典禮， 李煜瀛以“善委會”委員長名義報告博物院籌備經過。段氏執政府對李煜瀛、易培基久已不滿，1926年3月19日，借故通緝李、易二人，二人潛離京師，故宮頓失領導。董事會、理事會聯席會議，推舉莊蘊寬為維持員。

這時一直駐守故宮的國民軍要撤退，故宮安全受到威脅。為了保衛紫禁城的安全，暫借調內務部 警衛隊接防。公推陳垣為“善委會”代表，辦理交接事宜。

4月4日，奉軍轟炸北京，在故宮南三所擲炸彈一枚。事后陳垣寫一題記，刻在現場拾到的一枚銅螺蓋上：“丙寅寒食，有飛機擲炸彈于故宮南三所前，余與莊思緘、沈兼士、俞晃樞、李玄伯、馬叔平、胡文玉、吳稼衣、吳景洲、李春圃諸君往觀，拾銅螺蓋、 鐵碎片各一，翌日植柏于其處。新會陳垣記。”

內務部某些人早有占據故宮的野心，借此機會準備進駐宮中。陳垣在交接會上，除談交接事務外，激昂慷慨，痛斥內務部派員進駐事，不平之氣，溢于言表。

1926年段氏執政府垮臺后，杜錫珪組織新內閣。清室遺老又積極活動，致書新國務院，要求將故宮收歸清室。

7月10日，新國務會議秘密決定成立“故宮保管委員會”，擬改組博物院。21 日在中南海居仁堂開會，由杜錫珪主持，出席人有清室遺老、親貴，內閣閣員和“保管會”委員，會上選舉了趙爾巽、孫寶琦為正副委員長。

8月2日趙、孫二人來故宮執行其委員長職權。故宮原負責人緊急研究，共同決定由陳垣、吳瀛、俞同奎、江瀚4人出面交涉。

會上陳垣代表故宮方面發言，提出“接收故宮必需做到三點：一、不能還給溥儀；二、不能變賣；三、不能毀滅”。并鄭重聲明：“如要接管，必需組織點交、接收兩個委員會，必需點完一處，移交一處，未點以前仍用舊封，由舊會負責，點完則交由新會封鎖，由新會負責。”“點交工作，是接收中最重要的關鍵，我們要清手續以明責任。”"如你們不同意點交，則可由接收人登報聲明，說明自愿負故宮的全部責任，此后凡故宮的建筑、文物、圖書有損失，都與舊人無關。”

趙爾巽、 孫寶琦聽了這理由充分、無法辯駁的發言，無言以對，只好說：“等我們商量商量再辦吧！”

北洋軍閥霸占故宮之心不死，8月8日上午，憲兵司令部王琦派人將在故宮工作的陳垣逮捕。經多方營教，于下午釋放，送回西安門大街寓所軟禁起來。

當時報紙報道：“憲兵司令王琦，則以委員會拒絕接收之故，遂令武裝憲兵傳拘陳垣問話，陳即據詞答復，王無以難，乃送至回家，猶命便衣偵探兩人，監其出入。”

那志良記述：“那些攀龍附鳳的人，大失所望，把這次未能接收的原因，都歸諸陳先生（陳垣）的堅持清點。8月8日的清晨，陳先生被憲兵司令部逮捕了。陳先生到了憲兵司令部，便問何事被捕？司令部的人也只能說是奉命辦理，究竟為何事，也莫名其妙。到大家把他營救出來的時候，他不肯離去，一定要問明白，究竟何事被捕？事后憲兵司令王琦還對人說：陳某太可惡，放了他還不肯走，一定要問為什么捕他。”

當時顧頡剛從廈門來信，譴責當局對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的破壞，說：“覽報，悉清室善后委員會競遭破壞，至憤。未知先生三年辛苦不至徒勞否？軍機處檔案仍繼續整理否？古物、圖書兩館仍可照預定計劃進行否？至念。時局未定而讒言已逞，使人憮然。”

1926年9月，軍閥政權又有變動，杜錫理內閣解體。奉軍入主京師，又想強占故宮。李煜瀛鑒于當時形勢，提議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名流學者重新組織維持會，并特邀當時政、軍、警有關人士參加，共同合力維護故宮安全。

10月中旬 成立“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由37人組成，當時著名學者柯劭怒、梁啟超、陳垣等被邀請，會上推定陳垣、沈兼士、袁同禮等15人為常務委員。至1927年1月8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故宮的局面，才大致安定下來。

陳垣在故宮工作時，主持正義，擔當風險，堅持斗爭。當他被逮捕、被軟禁時，一些人提出“打倒陳垣”的口號，到處張貼，以制造輿論，一時咒罵陳垣之聲不絕。

他曾寫過兩首詩，記下當時的感想和不平。

詩曰：

"滿城標榜倒陳垣，

五十年來此紀元。

受寵竟居賢者后，

鯫生也把姓名傳。”

“不聾不癡不作師，

古語翻新意更奇。

一處歡迎一打倒，

同門桃李各分枝。”

這是他于1926年所寫，其 時他47歲，“五十”言其整數。“賢者”句指李煜瀛等被通緝。“同門”句指反對者和故宮同人中某人，二人原是同學，而態度迥異，反對者要打倒陳垣，在故宮的那位則對陳垣極為歡迎。

因清點故宮文物工作繁重，故“善委會”約請了很多北京大學文、史兩系 的教職工和學生參加，此外還聘請了不少學者協助工作。當時聘請的有馬裕藻、 馬衡、董作賓、徐炳昶、楊樹達、蔣夢麟、徐森玉、黃文弼、容庚、單士元、魏建功、吳承仕等。工作分若干組，每組由“善委會”委員負責，組中人員各有分工。每組人員到齊，工作才能開始。查點完畢，各自簽名，以示負責。

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設古物、圖書兩館，圖書館又分圖書、文獻二部。陳垣任圖書館長，袁同禮、沈兼士任副館長，分理圖書、文獻事務。陳垣任館長數年，對故宮的圖書、文獻、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多有建樹。

（1）1925年1月，陳垣帶領北京大學學生清點了文淵閣《四庫全書》。

（2）1925年4月28日，陳垣在故宮摛藻堂發現塵封多年的《四庫全書薈要》。

（3）陳垣在點查武英殿刻書處時，發現了自《四庫全書》中撤出準備銷毀的書，有李清《諸史同異錄》、周亮工《讀畫錄》等殘本，都是極難看到的書。

（4）陳垣在故宮齋宮發現元刻《元典章》，并據此撰寫了《沈刻元典章校補》。

（5）陳垣為故宮博物院購買清末湖廣總督端方的檔案600余冊。這批檔案多關系清末軍國大政。原是北京大學教授倫明在琉璃廠所購買，后陳垣為故宮博物院買來。

（6）陳垣致函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許世英，要求將清軍機處檔案和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一并移交故宮博物院。這些檔案得以保存在大高玄殿中。

（7）陳垣在點查圖書中，遇不經見之書，擇其尤者亟赴印刷，以廣流傳。 又裒輯檔案為《文獻叢編》《史料旬刊》相繼問世。

關于陳垣對1924年至1928年故宮博物院早期的歷史貢獻，單士元評價： “溥儀被迫出宮后，當日清室皇族、清朝遺老以及雖在民國身為巨宦，而心仍眷戀前朝之人，聯合一起，日謀扼殺清室善后委員會和籌辦博物院事。如何保護這具有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業的大事，陳師首當其沖。在指導點查文物工作，籌辦博物院組織方案之外，還與上述惡劣勢力相周旋，因之觸怒舊軍閥，竟將陳師逮 捕，形勢危急，已臨險境。當日有關心故宮事業名流，從中斡旋，加之以陳師社會聲望，才釋放，軟禁寓所。故宮坎坷的局面，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統一始定。……上述博物院早期的經歷，非親見其事者，不能體會故宮博物院締造之艱難，陳師實為貢獻最大的人。”

四、轟動學術界的《二十史朔閏表》

1925年底，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了陳垣的《二十史朔閏表》。該書出版不久便被搶購一空，半年后即再版。全書盡是干支和數字的表格，為什么轟動了學術界？尤其是引起了研究文史的學者們極大的重視？

因為它是一部讀史不能 離開的極好的工具書，內容確切嚴密，使用方便。這本書出版前，我國從來沒有一部貫穿2000年，中歷、西歷、回歷可以互換的精確年表。

陳垣早年致力于古宗教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常常遇到中西回歷對比的問 題，深感沒有一本中西回的日歷，給研究造成極大的不便。

為什么要對照中、西、回三種歷法呢?因為這三種歷法各不相同。中西歷紀年，一年相差10多天至50多天，西歷歲首，一般都在中歷歲末，如不按年月日計算，而以中歷某年作為西歷某年，則在歲首歲尾之間，會有一年的差誤。

回歷與中西歷都不相同。回歷每月的天數固定，單月大盡，各30天；雙月小盡，各 29天。每隔兩三年有一次閏年，逢閏年12月末加1天，成為30天。所以回歷平年354天，閏年355天。

因回歷不設閏月，故每年歲首不定，與季節無關。回歷和中歷對算，每經三十二三年就差1年，即回歷每過三十二三年就比中歷多1年，每100年多3年多，每1000年多30多年。

所以，如不了解這三種歷法的差異，則必然會在歷史記載的運用上出現很多錯誤。

為了今后考史的人工作方便，陳垣決心寫一本2000年的歷表，表中包括中、 西、回三歷。

“稿凡五易，時閱四年”，終于編寫出《中西回史日歷》 一書，他說：“這是一人勞而百人逸，一時勞而多時逸的事情，再困難也要把它做出來。”

在《自序》中說：“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憚煩， 亦期為考史之助云爾，豈敢言歷哉！”

但因《中西回史日歷》 一書，“卷帙較繁， 一時不能付印”，所以先將《二十史朔閏表》先付影印，于1925年底出版。

《中西回史日歷》一書則是1927年出版發行。

這兩本書是相輔相成的，陳垣在《中西回史日歷》初版《序言》中說：這兩部書“繁簡不同，然實互相為用，《朔閏表》為此編之卷首，而此編則是長編也”。

《中西回史日歷》“以西歷為衡，中歷回歷為權”，就是用西歷的表格（即日序表）作為基礎，把推算出的中歷、回歷分別標記在西歷月日旁。全書用紅、黑兩色套版。

因為西歷每4年1閏年，所以日序表的版式是西歷4年為1個單元，每單元印成2頁，2000年都用這一種版式。每單元的末一年，即中歷逢子、辰、申之 年，都是西歷的閏年，這年2月為29天。

日序表分上下兩層：上層是紀年，包括西歷紀年、中歷甲子紀年即干支紀年、歷代帝王年號紀年、羅馬紀年（至西歷476年西羅馬滅亡）、回歷紀年（自西歷622年開始）幾項。下層紀月日，是按西歷每月日的次序排列的日序表。

書后附日曜表、甲子表、年號表。日曜表可查2000年間某日是星期幾，甲子表可查2000年間某天的干支紀日，年號表列出歷代帝王年號，按年號第一字筆畫多少排列。

《日歷》起于西歷元年即漢平帝元始元年。凡歷史上西歷元年后各朝中歷、西歷、回歷年月日的對比，以及每天的干支、日曜，隨手很快檢出。正像《日歷 · 自序》里所說：“此編不啻兩千年之中西月份牌，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齋期單也。”

《二十史朔閏表》可以說是《中西回史日歷》的姐妹篇。為什么不叫“二十四史朔閏表”而名“二十史”呢？

陳垣說，這本年表，最初只想寫自漢至清二十部歷史的年月朔閏，二十四史中除去其年代重復的五部，再加上《清史稿》, 共二十史，所以書名就用了《二十史朔閏表》。起于漢高祖元年。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歷，以中歷之朔閏可求西歷的月日。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歷，以回歷之歲首可求中歷的月日。西歷476年以前并注明羅馬歷。此書原寫至1940年，1962年中華書局再版時，重加修訂，改正錯誤50處，并增加了60 年，至2000年。

這兩部書是中國近代歷表編制的創舉，為2000年來中、西、回三種歷法提供了可靠的換算工具，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由傳統走向科學。

1925 年《二十史朔閏表》出版時，在學術界引起極大轟動。

胡適評論：“此書在史學上的用處，凡做過精密的考證的人皆能明了，無需我們一一指出。”“我們應該感謝陳先生這一番苦功夫，作出這樣精密的工具來供治史者之用。”“這種勤苦 的工作，不但給劉羲叟、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了一個總結，并且給世界治史學的人作一種極有用的工具。”

劉乃和說：“這部書是我國歷表的創舉，六十多年來，學人稱便。內容有其自己的特點，為目前其他歷表所不能代替。”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陳垣對年代學、歷表的重大貢獻。

五、“石破天驚”之作——《元西域人華化考》

《元西域人華化考》于1923年撰寫完成，共8卷29目。

元代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元代是大批色目人來華的時代。最初來華的多半是軍人、部族首領、工匠、商人等，他們與漢人雜居，居住既久，他們的子孫有不少人“舍弓馬而事詩書”,讀儒家的書，遵從中國的禮教，喜愛中國的文字，能寫詩、填詞、作曲， 生活習慣與文化如同漢人，并產生了不少文學家和詩人。他們以儒家自居，這就 是所謂“華化”。

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它不僅關系到元代文化的發展變化，也是元代民族融合的表現。著名元史專家楊志玖在《陳垣先生對元史研究的貢獻》中說：“這樣一個大題目，由陳先生首先發現、研究并寫成專著，說明陳先生不僅對元史有深厚的功底，而且有史學家敏銳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

該書引用典籍200余種，爬梳剔抉，提要鉤玄，匯集眾說，成一家言，是陳垣精心撰著的一部著作，也是他早年最為滿意的一部著作。

1964年2月4日，陳垣在致友人歐陽祖經的信中說：“茲送上40年前拙著一部（指《元西域人華化 考》—引者注）。此書著于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又值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在當時形勢之下，這種對中國文化發自內心的尊崇和重視、 自信和自豪，蘊含著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之情。

該文公開發表之后，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的轟動。

蔡元培稱此書為“石破天驚”之作。

日本著名漢學家桑原騭藏在1924年寫讀陳垣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說：“陳垣氏為現在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

“陳垣氏研究 之特色有二。其一，為研究中國與外國關系方面之對象。……其二，陳氏之研究方法為科學的也。”

“其本論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隨筆等一切資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題目，殆無遺憾”。

“非獨為研究元代歷史，即研究中國文化史者，亦有參考此論著之必要。”

1935年，陳寅恪為此書重刊本作《序》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脫。董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

“先生是書之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極具工力。”

“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夸誕經學家之所為者。先生是書之所發明，必可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然則是書之重刊流布，關系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者至大， 豈僅局于元代西域人華化之一事而已哉！”

白壽彝評論：“在援庵先生前期著作中，他比較重視《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它的規模宏大，材料豐富，條理明辨，是在國內外久享盛譽的著作；對于治中國民族關系史的學者來說，是一部必須閱讀的書。”

許冠三在《新史學九十年》中認為，該書材料豐富，論證謹嚴，文字精練簡潔，“論樸實，極類顧炎武；論簡賅，直逼王國維；論明白通曉，可敵胡適之”。“從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路向考察，《華化考》無疑是北大《國學季刊》出版以來第一部劃時代的杰作。”“是新史學摸索前進中罕見的佳構。”

李思純在《元史學》中曾專節介紹該書，譽為“精湛絕倫”。該書由美國學者錢星海和古德里譯成英文并加注釋，作為《華裔學志》專論第十五，于1966年在洛杉磯出版，《前言》中說他們譯注的原因是“由于輿論界對這書所給予的高度評價 ” 。

《陳垣傳》第一章—— 家世、家鄉與童年

《陳垣傳》第二章——熱血青年

《陳垣傳》第三章——經世致用， 著書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