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讀楊聯陞日記｜華裔學者心情可能多少還是有點兒壓抑

本文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公眾號，原載2014年11月10日《東方早報》，作者系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一

要問我今年暑假讀什么書，我實在不好意思，因為前段時間趕寫兩篇演講稿太累，所以，暑假里沒讀什么書，只是重讀了過去讀過的兩部日記。暑假的前半段在哈佛，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讀楊聯陞先生日記（復印本），后半段回國，又開始重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的《顧頡剛日記》。這兩部日記都很好看，其中，楊聯陞日記2009年就匆匆看過一遍，也零零星星復印過一些斷片，但這一次重讀，看到感興趣的段落，還是要用紙把它抄下來，我的記性不好，要抄一遍才記得住。

我讀楊聯陞日記，當然是為了了解學術史。不過，往往也被里面一些學界軼聞、名人趣事所吸引。里面故事很多，很多人也看過，比如余英時先生，不過他可能沒有那么多時間，所以不會看那么仔細；王汎森兄也看過，因為日記原件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看的是復印本，為什么有這個復印本？據說，是因為楊聯陞的學生陸惠風，當過他晚年的助手，原本打算寫楊聯陞傳，所以復印了一份放在哈佛，但后來陸惠風因故離開哈佛，日記的復印件就一直擱在那兒了。后來，陸陸續續也有人看過，但我看的重點是“人”，因為當年劍橋的楊聯陞家是個學術大碼頭，我想看看他那兒來來往往的人，當然主要是學者，通過他們來看看學術史，還有美國的中國學界的一些情況，也可以看看學者之間的互相影響和彼此關系。

半個暑假在美國，半個暑假在上海。回國以后又再看《顧頡剛日記》，也一樣是為了通過顧頡剛了解現代中國的學術史。重讀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從學術上看，顧頡剛及古史辨派在深層旨趣上，其帶有深刻懷疑性的歷史研究，原本有點兒瓦解“中國”同一性歷史淵源、同一性文化認同以及同一性中華民族，但他在抗戰的時候，為什么又好像放棄了過去的立場，變成了一個極端捍衛“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維護“中國”的同一性完整性，甚至還會撰寫獻給領袖的九鼎銘文這樣一個人呢？另外一個是，我想看看，他的這種觀念，到了解放后又有什么變化，為什么？他在民國年間已經進入主流，成為著名學界領袖，那他在解放后是怎么過的？他怎樣適應變化的時代環境？這里面當然還有別的故事，有時讓人看得很傷感，無論在單位、在學術圈文化圈、在家里，“靈臺無計逃神矢”，你看他的家庭生活，日記里面常常出現被“掌摑”、“批頰”……那么，在這種社會、文化、家庭的種種矛盾里，他是如何被改變、被轉變的？或者說，他可能并沒有改變，只不過籠子太小，必須得在思想上蜷起身子來做順民？

二

關于《顧頡剛日記》，我會另外寫一篇讀書筆記，這里就主要說楊聯陞日記吧。剛才我說，我看這兩部日記，原本是把它們當學術史的。不過人之常情，有時候看著看著，也被八卦和軼事吸引，不免留心到教授的生活、彼此的糾葛、他們的情感、各自的趣味等等。記得我當時跟哈佛教授們講，你們現在生活太“苦”了，被全世界的學者關注，不得不成天飛來飛去，忙得要命。我3月初到哈佛，一個熟悉的教授都見不著，教授們都在全世界各處飛翔，到處演講，忙于會議。可是，你看楊聯陞那個時代，學術沒那么全球化國際化，除了上課，教授們沒有那么忙碌，楊聯陞就總是宅在哈佛，倒是可以天天吃好的玩好的。他也忙于教課，忙于寫作，但在日記里看，好像另外有三件事兒，更像是他生活的重心。一是唱戲，我聽余英時先生說，唱戲大概是楊先生最頂尖的業余愛好，他唱老生戲的水平極高，是可以灌唱片的；第二是打麻將和下圍棋。麻將經常打，圍棋下得不錯，他和當時很多中國學者都下過棋，也和日本學者甚至留學生下棋。像1957年他到日本訪問，日記里還記載了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和京都大學的一些名教授下棋。其中，有中國歷史教授貝塚茂樹（二段）、科學史教授藪內清（初段），而梵文教授足利淳（三段）最強。

順便可以說一下，作為楊聯陞的學生，余英時先生也有很高的圍棋水準，不僅與林海峰、王銘琬等圍棋超一流有交往，也和沈君山、金庸這些業余圍棋界熱心人有很多交往；第三是吃飯，他隔三差五記錄自己吃了什么菜，要么是下館子，要么自己在家做。我感覺，好像楊先生那個時代，波士頓的中國館子還行，可能比現在好，現在是越來越差了。今年我在波士頓住了五個月，至少在劍橋地區好像沒有太高明的中餐館。而楊先生日記上記的菜，看起來倒是都挺不錯的，他那時候常常請客吃飯，來的都是現在想起來就很著名的學者，像高友工來，還會親自下廚。要是小輩來了，也會做個三明治便餐招待。

讀他的日記，看到好多有意思的事兒，也看到好多過去不知道的事兒。比如章太炎的兒子章子杭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據他說，是興趣廣博而膚淺；又比如日記里面還記有老舍和曹禺在美東的情況，如1946年老舍和曹禺在哈佛曾經有演講，據說曹禺有英國風格，而老舍講得清晰，但喉音太重，有些資料也許現代文學研究者還沒有用到過。最好玩兒的人，據我看是何炳棣，楊聯陞日記里面記了他好多事情，比如他曾為當選中研院院士緊張活動，比如他得到研究獎章后的炫耀，比如他邀請楊聯陞去芝加哥大學任教時那段“煮酒論英雄”故事，讀來都很有趣。何先生做人，那倒真是豪氣干云，絕不扭捏小氣，楊聯陞記了這么一件小事情，1964年6月何炳棣到Cambridge來，住在一個老太太家，“房租每日三元，（何）自增為四元”，然后自豪地向楊聯陞夸耀說，芝加哥大學為他特別“加薪四千五”，這真是個活脫脫的何炳棣！另外，里面也有不少當年訪問哈佛的朋友的軼事，我曾經跟邢義田、葛劍雄講，在楊先生日記里，都有你們的名字，也記得有你們的議論。比如1976年邢義田兄與楊聯陞關于羅馬錢幣和漢五銖錢的談話，1986年葛劍雄與楊聯陞談陳寅恪詩和統一分裂問題等等，看日記就是這些特別好玩。還有一件事兒，可能是大家熟知的公案，就是趙儷生曾經撰文抱怨，他到美國訪問不順，曾電話求助于老同學楊聯陞，但楊聯陞卻很冷淡。是否這種冷淡有政治歧視？其實，并不是這么回事兒，后來周一良先生曾經為楊聯陞解釋，說楊聯陞處在病中，根本不知道電話那一頭是什么人。這是真的，因為1987年4月9日他的日記中就記載“不知所云之某君，由旅館來電（71歲，可能認識蔣福華），不能啖外國飯，旅館75元一天太貴（應來三個月，已去NY，想退款回去，想去Washington），（認識山東大學某公）（此間某是地主，令一女士照應不得力）”，旁邊批了四個字“愛莫能助”。顯然，他根本沒想起這位老同學來，特別是過了若干天，他的夫人在日記里記下一筆，說他“言語開始不清楚”，人也站不起來，只好由他的兒子把他送到醫院。

當然，我最關心的是學術狀況，特別是華裔學者在西方學界的活動和處境。因為楊聯陞家在當時美國華裔學者中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大碼頭，里面提到好多好多人，前輩學者像胡適、洪業、趙元任，同輩學者像劉子健、何炳棣、高友工、蔣彝，到訪哈佛的學者如李濟、錢穆、牟潤孫，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佐伯富，學生一輩如張光直、余英時、林毓生、張春樹、陳啟云、蕭啟慶、杜維明、張灝。讀者可能老想聽一些“隱私”，也許更想看一些“八卦”，不過，我可不想多談這方面的事兒，更關心的，應該是與東西方有關東亞和中國學術史，身在異國的華裔學者的家國情感，還有西方中國學界學術變化背后的思想背景等話題。

三

畢竟身在他鄉，雖然也有“夫子”，但看來華裔學者心情可能多少還是有點兒壓抑，這從楊聯陞的詩里看得最清楚。1963年7月他過生日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四十九歲初度》，里面有兩句“負笈誰期留異國，執鞭聊用解嘲誹”。兩年后的7月，他又有一首絕句《感時》，說到“書生海外終何補，未耀圓顱鬢已霜”。雖然生活安定，免于國內反右、饑荒、四清和“文革”的一波又一波折騰，但是總覺得有點兒寄人籬下。不光是他，蕭公權也一樣，1976年2月楊聯陞的日記里面，有年近八十的蕭公權寄來一首七律《兀坐》，最后兩句是“結伴還鄉天倘許，今生已矣卜他生”。楊聯陞讀后，不禁潸然淚下，日記里說，他拿起電話向余英時先生談及此事，不禁再一次老淚縱橫。

那個時代的美國學界，哪怕是東亞研究領域，華人學者其實多數也是很壓抑的，像何炳棣那樣的人畢竟少。后來劉子健、楊聯陞精神出毛病，恐怕就和這種壓抑的心境有一定關系。日記里面，楊聯陞自己記錄下來的病中困境，簡直不忍卒讀。說起來，他還算是順利的，但也不免受氣和慪氣，畢竟人在邊緣。比如，他日記里有時寫到費正清，說他用欺騙手段弄盧芳的書，“而盧芳不之信，雖五尺童子，亦不可欺也”（1948年），有時又寫到費正清這個人很厲害，耍權威而且有手腕，為了抬高史華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稱渠為佛教史專家，又稱渠學力過于賴肖爾”（1955年）；其實，費正清雖然居高臨下，但對楊聯陞還算照顧和關愛，只是美國主流學者習慣性的傲慢，讓習慣于謙退的華人學者，多少有些受不了。楊聯陞曾經與哈燕社副社長Baxter談起費正清對HJAS（《哈佛亞洲學報》）有“甚不客氣之諷刺”，不禁寫道，“此人有時太尖刻，今已高高在上，而猶如此，雖本性難移，亦是氣量不足”。相比起來，像黃仁宇那樣，處處受壓制，連教職都成問題，自然心里會更不舒暢。當然話說回來，跟那個時代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在美國，教授生活還是很優越的。楊聯陞的日記里面記載，1950年他作為助教授，薪水已經是五千美元；到1958年，楊聯陞當了正教授，那年，哈佛的正教授是一萬二千到兩萬美元，副教授是八千到一萬一千美元，助教授是六千五百到七千五百美元，講師也有五千五百美元。而1963年，何炳棣向楊聯陞不無炫耀地吹牛時，“自報年薪一萬四”，那個年代年薪一萬四千美元，應當說還是很豐厚的。

我更感興趣的，當然是楊聯陞和他周圍學者的學術研究。其實，楊聯陞不止是一個博學的漢學家，也是一個有見識的歷史學家。何炳棣只是強調他“漢學家”的一面，其實并不完全對。像1966年他對何炳棣AAS會上發表有關清代漢化文章的看法，其實就意識到了他“過于強調清朝之重視儒教”的問題，也注意到何有關清帝崇儒的史料疏漏，畢竟他有關清史的立場，不像何那么有固執的民族立場。讀他的日記，我常常很感慨，其實，楊先生的學術研究相當被動。他要上課，上課還特別認真；他又是個自負博學的人，不得不每個領域發言。因為戴密微說他是“年輕漢學家第一人”，費正清也抬舉他，要做“第一人”就得什么都懂，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定下心來認認真真做一個領域的專門學問。所以，他在寫完博士論文《晉書食貨志譯注》以后，就基本上沒有做過特別完整的專題研究，總是今天寫這個書評，明天寫那個書評，今天為了一個人的問題查資料，明天為了另一個人的問題查文獻，或者忙于種種雜務。我曾經仔細看他日記里面提到的書目，當他寫《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那一段時間，他會集中閱讀有關道教的文獻，為了助力趙元任編字典，也會多看有關語文語法的著作，但相當多的時間里，他的閱讀好像非常凌亂。雖然，這是一個博學的學者的習慣，也為此贏得“通人”之稱，但畢竟害得他專門著述較少。是幸或不幸？我也不知道。所以，晚年的楊聯陞對自己一生學問有這樣的評語，“說與鄰翁渾不解，通人本職是溝通。”（1987年9月10日）這“溝通”二字，與后來人稱他為“中國文化的媒介”，和他自己所說“接觸面廣可備顧問”剛好吻合。

四

我2009年時就讀過楊聯陞日記，不過，那一次在哈佛只待了一個月，而且是最后一個多星期，才請哈佛燕京圖書館馬小鶴先生把它調出來。日記有四十四本，有的地方字跡清楚，有的地方字跡潦草，還有一些地方是楊聯陞夫人繆宛君的筆跡，或許是補充，或許是患病時夫人的代筆。當時，我看到有趣的地方，只是匆忙記錄，后來還以此為基礎寫了一篇隨筆發表在《讀書》上。

這一次去的時間長，就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專門看日記，可以看得比較仔細。比如看到日記里記誰家住在哪里，有具體地址的，我就會出門去看一看，偶爾也會拍個照。我看過余英時先生當年讀研究生時住的房子，張光直先生剛剛任職哈佛的住處，也看過楊聯陞當年的舊宅（已經拆掉），還有錢穆先生到美國時住的Mellon St十號衛挺生舊居，其實都很近。Cambridge真是一個名人薈萃的地方，三步之內必有芳草。我在Harvard Street住的房子后門出去，隔壁十米遠的Trobridge街上，就是陳寅恪1920年住過的舊宅。這些房子，有的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也沒有拆，劍橋鎮上能找到許多有意思的故居。我跟余先生一次聊天，告訴他我在楊聯陞日記里看到了他當年住的地址，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后來他去翻箱倒柜找舊書，果然有一本書后面就是記著這個地址。

1938年起，楊聯陞擔任賈德納的研究助理。在哈佛求學期間，楊聯陞在學業和生活上都得到賈德納的關照，吃住都在離哈佛園不遠的康橋柏克萊街上的賈德納的寓所。

楊聯陞寫日記，不像胡適，甚至不像顧頡剛，大概確實是沒有打算公開給別人看的意思，所以，內容比較凌亂并且瑣碎，里面有一些私密的東西，如果公開，顯然會得罪很多人。如果一開始就是打算給人看的日記，或者準備流芳百世的日記，肯定會記重要的事情，會比較有條理。但楊先生日記里，很多重要的事情沒有寫，寫下來的也記得非常亂。對他自己的記載，也并沒有愛惜形象的意思，比如在他精神出問題以后，一些日記是他太太幫他寫的。她會寫，你要挺住啊，你要活下去，要相信上帝，學生們都希望你活下去。這些話，顯然不是留給他人和后人看的。楊先生幾次被送進精神病院，被捆綁還戴鐐銬，接受過電擊治療，真是很痛苦，他也記下來。從很早起，日記里就常記，自己夢見了什么，有時候會寫“夢中不安”，有時候會寫“身上發抖”，有時又寫“不能自制”，有時甚至還會寫“我要死了！”1958年，他還寫了遺囑，安排遺產分配，讓賈德納、任之恭、劉子健等人為監護人，寫完后交給他最信任的賈德納，可是剛剛轉臉，就后悔大哭，再要求賈德納把遺囑撕掉。真是非常非常可憐。當然，《顧頡剛日記》大概初衷也不是給人看的，因為他常常記自己的身體狀況，包括大便正常與否，還會記挨了老婆幾個耳光之類的事，也記載了一些愛慕譚慕愚之類的私人感情事情。不過，我總覺得，顧頡剛寫日記時，多少會考慮到一點兒將來有人看（不然不會后來重新補記和批注），他的這個意識要比楊聯陞強得多。因為顧頡剛是自期為學界領袖的，所以，他認為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都是史料，要進入歷史的，比起楊聯陞來，他的日記就比較鄭重。

正因為楊聯陞日記不那么鄭重，所以反而有一些記錄可能更有意思。隨便摘一段1948年的楊聯陞日記，“聶筱珊（崇岐）來談，涉及陳援庵、洪煨蓮、顧頡剛、張維華諸事，對翁獨健略示不滿。又說前輩不合，往往由后輩傳話欠小心，乃至有意鼓煽。又主張學者要立品，如吳其昌、吳世昌兄弟絕食請愿，有沽名釣譽之嫌。于余嘉錫之當選院士，亦有微詞。又聞，輔仁因有二院士，曾開瓊林宴云。”最后這句說的是1948年第一次選院士的事，這里面也許就有一些學術史的線索。又比如，之前我們不清楚陳寅恪的《論再生緣》是怎么流出去的，流出去的是什么樣的油印本，現在看楊聯陞日記就知道了。余英時曾把“友聯盜印的陳寅恪談再生緣”借給了楊先生，而這個友聯盜印本，就是余先生出的錢。他的日記里，這樣的記載特別多，當然，私人日記中很多是不宜發表的。比如，現在很有名的某國際學者，曾經給HJAS投稿，是一篇清代文獻的譯注，但楊聯陞一閱之后，便大為惱怒，指出其“多淺薄處”、“注釋尤差”等等。這些話都有。

五

1965年，即將回哈佛任教的余英時先生寫了一首七絕給楊聯陞，其中后兩句說，“如來升座天花墜，便是迦葉解笑時。”雖然這是學生對老師的客氣和贊揚，不過作為老師，博學多識的楊聯陞，確實常能給人很好的教誨和建議，即使在日記中，也常常能讀到一些益人神智的見解。

有一段話，我想不妨說給讀者聽。1967年8月，他和余英時先生談到王國維的學術貢獻，都覺得王國維用功不過二十年，但“出手即高”，為什么？楊聯陞日記里面記載，余英時先生說了一句話，是“似高手下棋無廢子”，楊聯陞大為贊賞，說“此喻甚佳”，因為這點出了王國維學術上“用力得當”。這些話就好像度人金針，教你怎么做學問。所以，有時我會跟人講，讀讀前輩大學者日記，不僅學術史或許可以重寫，沒準兒還能偷師學藝，從書目、方法和興趣上學到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