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凱文：孩子自殺激增3倍，如何做好校園心理危機干預體系？

文章來源：大儒心理咨詢（ID：gh_00b7149c1788）

作者：徐凱文

原標題：房間里的大象：應對兒童青少年的抑郁問題 ——如何在學校建立起科學的心理健康和危機干預體系

01

房間里的大象

兒童青少年抑郁的時代背景

目前，教育部發文要求學校對學生進行普測，我總體上還是非常支持的，它確實能預防極端事件發生并降低自殺率。

這個決策有一個背景，就是全球新冠疫情持續到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都呈現出惡化的趨勢，聯合國兒童發展基金會對此也發表過報告。

我們不妨先來看今年的一系列研究數據：

國民心理健康調查（2021）：24.6%青少年抑郁篩出率。
國家衛健委（2021）：17.5%青少年心理障礙的時點患病率。
南京腦科醫院（2021），全國性多中心協作做的研究，發表在《柳葉刀·公共衛生》：
全球兒童青少年的非自殺性自傷的發生率約為19.5%。
中國中學生群體的發生率為27.4%。
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在我國精神科就診的患者中總發生率為6.8%（門診）和6.5%（病房）。
其中13~17歲發生率最高（15.9%），18~22歲其次（13.6%），其他年齡段較少。

很多地方兒童青少年自殺事件數量是往年的2-3倍，我們也不時地會在媒體上看到相關報道。

我覺得這些事情真的會直逼我們心靈的底線，那么多美好的生命就這樣斷送了，不僅是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未來，家庭也會因此蒙受巨大的痛苦。

02

為什么要做心理咨詢？

針對現在比較嚴重的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狀況，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急于解決這些問題。

我舉個例子，今年上半年有一位中學校長因為學校出了多起學生自殺事件而來向我求助，我和他說要給全體學生做心理測評。

之所以要給全體學生做，是因為自殺有傳染性。如果不能建設一個完善的自殺預防體系，那就可能導致一種崩盤的局面。

根據我這些年的經驗，自殺行為不會傳染給那些心理健康的人，而只會傳染給那些原來就有自殺傾向的人。

但自殺是一件特別重大的事情，想要自殺的人往往也會考量自己活下去的意義，或者考慮到愛自己的父母和自己惦念的事物；

然而一旦有與他相似的人實施了自殺的行為，他就會模仿。

所以預防自殺的一個基本方法就是到人群中去找那些本來就有自殺傾向的人。

比如一所學校里出了一起學生自殺事件，我們就要對原來就有自殺傾向的學生做評估，看這件事情對他們的沖擊和影響，這樣就可以用各種方式直接干預其自殺傾向以挽救生命。

想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通過對所有學生進行篩查和測評。

當我向那位校長提出這個建議后，他表現出一種猶豫，最后也沒做，他其實是擔心自己這么做會不會引發某些負面效應。

我覺得這種想法有些諱疾忌醫，因為現在問題已經很嚴重了，如果不解決，肯定會繼續惡化。

我也關注了上海市包玉剛實驗學校心理測評的后續輿情，大家大多關注量表中不恰當的部分，這當然是值得討論的，但我們要回過頭來討論為什么要做這件事。

我們之所以要做這件事，是因為現在問題已經很嚴重了，我們要想辦法解決。

而根據過去的實踐經驗，最好、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給學生做心理測評。

我們已經用這個方法挽救了很多學生的生命，只是過去因為媒體沒有報道，大家并沒有關注過。

03

中國領先世界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服務體系

據我所知，我們國內最早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在大學生中進行心理測評工作。

當時的測評并沒有特別針對自殺風險這種情況，更多是為了了解和研究大學生的心理狀況，只要同學愿意就可以測評。

如果從那時開始算起，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了。

目前幾乎所有高校在新生入學時都會給學生做心理測評。

做這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篩查出存在抑郁或極端情況的學生，所謂的極端情況指的是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的情況。

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2005年的馬加爵事件。2005年以后，教育部就要求每所大學都要建立心理咨詢中心，為學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做這些事情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積極地發現并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學生，挽救他們的生命。

至于這種做法是否有效，我這里有一個權威數據：

美國大學生的自殺率是10萬分之6.5，也就是美國每年每10萬個大學生中，有6.5人自殺致死；

而中國教育部公開發表的數據顯示，中國大學生的自殺率是10萬分之1.24，差不多只有美國的1/5。

美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其心理學已經發展了100多年，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心理學滿打滿算也就發展了40年，從2005年馬加爵事件后，全國高校心理咨詢中心建立到現在也不過20年，所以我們的專業隊伍和美國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然而我們的自殺率遠低于他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有科學的心理測評和完善的自殺預防體系，能夠提前發現危機并給予幫助。

危機干預、自殺預防這類工作最難的地方往往不是干預和治療本身，而是你不知道這個小概率事件會在何時、何地發生在什么人身上。

雖然10萬分之1.24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大，但是從全國大學生的絕對數量來看，也是不小的。

正因為生命無價，也因為我們有這樣一套測評與干預方式，我們才能有效地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我現在也知道西方有一些大學很有意愿學習中國的這套系統，因為拯救生命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

但由于疫情原因，交流受到影響，不然我相信國外一些大學應該會參考我們中國的模式，因為他們的大學生自殺率真的很高。

04

“自殺”這個詞該不該出現

一位專業醫師的經驗

心理學和精神病學都研究人的大腦，而大腦比人的其他任何器官都復雜，所以目前沒有任何一種儀器能直接測出抑郁或自殺傾向。

現在評估一個人是否有抑郁或自殺傾向主要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由受過很好訓練的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做面對面的訪談，他們依據的是診斷標準和臨床經驗。

第二種就是量表測評，它主要是用來篩查，而不是得出診斷結論，其目的是把有疑似問題的人找出來，最后的確診工作還是要由精神科醫生來做。

精神科醫生對于這個問題也只能直接問，如果問得含糊，就可能問不出來。比如我作為精神科醫生接待一個來訪者，我問他最近有沒有想不開，他說自己想得很開，我覺得他沒問題，但其實他“想得很開”的意思是他想去死，這樣我的評估就不準確了。

所以我必須直接問他：“你最近情緒比較低落，在你情緒低落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想要自殺？”

我會直接說“自殺”這個詞。

對于那些已經篩出來的有明確自殺傾向的人，我在和他面對面的時候會尤其明確地使用“自殺”這個詞。

因為只有我的評估是準確的，我才能給對方恰當的干預和幫助。

至于直接問會不會問出事情來，我可以打個比方。

比如你去醫院，如果大夫了解你的病情后變得驚慌失措，你一定會覺得自己沒救了；但如果大夫告訴你雖然你的病情比較嚴重，但我一定會幫到你，你就會心安不少。

評估者能鎮定自若地進行評估這件事本身就有干預危機、挽救生命的作用，因為沒有人是真的想死，他在最后一刻都會想自己可不可以不用去自殺。

在大學生群體中，我的測題會問“在你過去的人生當中，有沒有過嘗試自殺的經歷？”

如果他選擇“有”，我就要去了解一下這個同學的情況，因為我不知道當時導致他嘗試自殺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如果沒有解決的話，他有很大可能會再次實施自殺。

但如果不是面對面評估，我不會問細節。

對中小學生群體而言，因為他們的認知能力有限，所以我認為應該更加審慎，我們可以把問題問得相對模糊一些，這會導致的負面影響是假陽性偏高。

比如測題問的是“你有沒有過放棄自己的想法？”我沒有用“自殺”這個詞，因此這個問題是有歧義的。

如果孩子選擇“有”，那我會通過訪談問他那個想法是什么，他就說自己干脆不學習算了，這樣其實就沒事了。

這就提高了假陽性率。

05

怎樣能把心理測評做好

科學與倫理并重

測評是一件專業和科學的事情，它需要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因為中小學生是未成年人，因此需要有家長的知情同意。

在這方面我們不能怕麻煩，這是必須要做的。但一些學生以及家長對此可能會有顧慮，所以愿不愿意做是受試者的自由，我們不能強迫他做這件事情。

我非常鼓勵大家做這件事，因為它確實可以挽救生命并解決問題，這就需要我們給家長和學生做好科普工作：

第一，說明做測評的原因；

第二，要強調測評的結果會被嚴格保密，這種個人隱私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

第三，我們將保密原則講清楚，就要履行保密原則，如果測評結果不是法律與心理咨詢倫理要求突破保密的情況，那么結果就不能被第三方知道。

突破保密原則最常見的情況只有三種。

第一種是受測者有明確的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的傾向。

比如這個受試者有明顯的自殺傾向，這個時候我們要想盡辦法去保他的命，而不是出于遵守保密原則就讓他去實施自殺行為，因為生命權在倫理中是首要的；如果他有明確的想要傷害他人的意圖，那更要突破保密原則。

生命權是第一位的，隱私權是次于生命權的，為了拯救生命可以突破保密原則，這是全世界的共識。

第二種是中小學生作為未成年人，如果在測評或咨詢中顯示出受到性侵犯、虐待或傷害，那么出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原因，國家法律規定了老師、醫生以及咨詢師必須采用強制報告制度。

第三種情況是法律規定的其他情況，比如出庭作證，法庭有權突破保密原則來了解一些情況。

在這三種情況中，和中小學生關系最密切的就是第一和第二種情況，如果這兩種情況發生，就應該突破保密原則；

至于以上三種之外的情況，則應該嚴格保密。

另外，即便突破保密原則，我們也要注意只能有限突破，不能亂突破，要科學、嚴格地突破。

以上這些還是法律、倫理層面的問題，此外還有準確性的問題，這是更難的部分。

我們現在所用的方法基本都是自陳量表，像考試一樣，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回答量表上的問題。

然而這種測評無法保證絕對的準確性，因為它的前提是受試者報告的是真實情況。

如果受試者明明很糟糕，但他說自己很好，量表是測不出他的問題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指望測評能百分之百地解決問題。

受試者之所以不提供真實信息，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考量，比如你會不會告訴我父母，會不會覺得我是神經病、不正常，繼而使我被孤立、歧視、傷害，等等。

因此在測評前，我們必須細致、耐心地給家長和學生做工作，嚴格按照法律和倫理去操作，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不暴露自己真實情況的事情發生。

我們目前使用的量表都是國外的量表，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量表之間還有時代的差異。

比如我們現在用的很多量表都是上世紀80、90年代翻譯引進到中國的，現在已經過去三四十年了，這些量表可能已經無法準確測評出當代人的心理狀況，或者說準確率比較低，所以我們一定要設計出本土化的、適應時代的測評系統。

另外，我們這兩年在測評結束后給中小學生做訪談時發現，有些孩子其實并沒有理解一些測題是什么意思，這就會導致測評結果不準。

那么要如何讓孩子懂呢？

首先你要用孩子的語言，而不能用成年人的語言。

但如果他的認知水平就沒有發展到所需程度，比如小學中低年級的孩子，那我們就要換量表之外的其他方式，像投射、游戲的方式。

如果我們真的能把這些事情做周全了，那么我們才能算是把測評這件事做好了。

06

測評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到孩子

現在小學生也有自殺的情況，這也證明了做這件事的必要。

一個人絕不會莫名其妙地想自殺，除了極少數是因為生理因素外，大多數還是受社會心理的影響，比如學業壓力、家庭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篩查出有自殺傾向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幫助到他才是終點，而想要幫助孩子就要了解原因，把原因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徹底解決。

對于這件事，我覺得家長積極參與進去是一件好事情，因為確實有好多問題就是和家長、家庭、學業壓力有關系，這些因素解決好了，孩子的心理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

篩查只是一種應急措施，或者說是一種對癥的措施，我們還需要有對因的措施。

我們要在這方面做得非常細致。

比如我們和一所學校合作，經過之前的研究設計，我們給到學校一份量表讓學生測評。

測評結束后我們會搜集數據，如果發現高危的學生，我們會和這些學生取得聯系，進行訪談，并根據訪談的結果確認測評的有效性和準確性。

這些工作肯定要與學校合作進行。

通過這些工作，我們就可以做出副作用更小、準確性更高的量表，然后再運用到其他學校中去。以上只是第一步，也就是發現問題。

發現問題之后，我們要解決問題，所以我們還會開發一系列課程，所謂大醫治未病，我們要在孩子出事之前給到孩子幫助。

這種幫助可以是心理健康課程，針對家長的講座，針對老師的培訓，特別是針對一線老師的培訓，幫助他們提高心理學專業素養，增加他們幫助孩子的專業能力，讓他們能及時發現存在問題的孩子。

我們會通過這樣一些方式設計一整套針對中小學的心理健康體系方案。

此外，我建議教育部應該提供相關的工作指南，因為我們要在全國范圍做這件事情。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做的事情都是完美的。

面對這么大一個國家，我們就應該發揮我們的集體主義優勢，集中我們專家的力量，借鑒我們在大學中的經驗，制訂一個工作指南。

這個工作指南不用太復雜，要便于各地學校落實和執行。

各個學校要配有心理健康老師，這些心理健康老師應該去學些這些指導和規范，我們也需要對心理健康老師進行培訓。

只有家長、老師、學校與專業人士整合在一起，根據我們在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經驗，設計出一個針對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方案，我們才能真正有效地呵護孩子的心理健康，促進孩子的全面成長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