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歸時，已65歲的蘇軾身患重病，長期仕途坎坷、輾轉流放，晚年身患眼疾、肺病，身體機能持續衰退，理性認知與身體信號讓他預判到生命盡頭。他多次對家人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還提前整理詩文、與友人訣別。臨終前數月，他在《自題金山畫像》中寫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盡顯對生命終結的坦然認知。
晚年的托爾斯泰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極度不滿，長期的思想矛盾、家庭糾紛讓他身心俱疲，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加上身體的隱性衰退，讓他產生了強烈的“終結預感”。1910年10月，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生命正在離我而去，必須在死前完成靈魂的救贖”。隨后他毅然離家出走，途中患上肺炎，臨終前對身邊人說“終于解脫了”，仿佛早已預知此次出行便是訣別。
1936年，魯迅長期被肺病折磨，體重驟降、咳嗽不止，常年熬夜寫作、積勞成疾，加上當時醫療條件有限，身體的明顯衰敗讓他理性感知到生命即將落幕。他在書信中多次提及“身體已垮，恐時日無多”，還提前整理手稿、安排后事，拒絕過度治療。臨終前寫下《死》一文，列出“七條遺囑”，對生命終結有著清晰的預判。
1955年，愛因斯坦因腹部主動脈瘤破裂住院，拒絕手術時說“當一個人活到我這個年紀，該走的路都走完了，人為延長生命毫無意義”。他提前整理好相對論相關手稿，對秘書交代“無需為我的離世過度悲傷，科學的探索會繼續”，最終平靜離世。
科學家、藝術家等群體雖有強烈的精神追求，但長期超負荷工作（如居里夫人接觸放射性物質、貝多芬熬夜創作）會加速身體損耗，當器官功能出現不可逆衰退時，身體會通過疼痛、虛弱、代謝紊亂等信號，讓大腦形成“生命即將終結”的理性判斷，尤其對自身健康有清晰認知的人（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更能精準捕捉這些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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