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歸時,已65歲的蘇軾身患重病,長期仕途坎坷、輾轉流放,晚年身患眼疾、肺病,身體機能持續衰退,理性認知與身體信號讓他預判到生命盡頭。他多次對家人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還提前整理詩文、與友人訣別。臨終前數月,他在《自題金山畫像》中寫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盡顯對生命終結的坦然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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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托爾斯泰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極度不滿,長期的思想矛盾、家庭糾紛讓他身心俱疲,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加上身體的隱性衰退,讓他產生了強烈的“終結預感”。1910年10月,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生命正在離我而去,必須在死前完成靈魂的救贖”。隨后他毅然離家出走,途中患上肺炎,臨終前對身邊人說“終于解脫了”,仿佛早已預知此次出行便是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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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魯迅長期被肺病折磨,體重驟降、咳嗽不止,常年熬夜寫作、積勞成疾,加上當時醫療條件有限,身體的明顯衰敗讓他理性感知到生命即將落幕。他在書信中多次提及“身體已垮,恐時日無多”,還提前整理手稿、安排后事,拒絕過度治療。臨終前寫下《死》一文,列出“七條遺囑”,對生命終結有著清晰的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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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愛因斯坦因腹部主動脈瘤破裂住院,拒絕手術時說“當一個人活到我這個年紀,該走的路都走完了,人為延長生命毫無意義”。他提前整理好相對論相關手稿,對秘書交代“無需為我的離世過度悲傷,科學的探索會繼續”,最終平靜離世。
科學家、藝術家等群體雖有強烈的精神追求,但長期超負荷工作(如居里夫人接觸放射性物質、貝多芬熬夜創作)會加速身體損耗,當器官功能出現不可逆衰退時,身體會通過疼痛、虛弱、代謝紊亂等信號,讓大腦形成“生命即將終結”的理性判斷,尤其對自身健康有清晰認知的人(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更能精準捕捉這些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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