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 | 網絡動員（Cyber Mobilization）

網絡動員的概念

網絡動員（Cyber Mobilization）是以互聯網作為媒介，在缺乏專業領導者的弱組織化狀態下所進行的一種社會運動，行為人在動員中一般需要有“實際”的付出( 金錢或者行為主體的物理集結與在場) 。大部分動員活動以網下規模不等的群眾活動為終點，實現網絡動員與現實動員的對接，其效果和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網絡動員具有“雙刃劍”效應，一方面，網絡動員發揮信息優勢引領國家主流思想凝聚、增益現實社會行動，在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助力社會治理創新、創新應急處置操作流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網絡動員具有加速沖突擴散、導致沖突升級的消極作用，如推動鄰避項目社會穩定風險的演化升級、滋生網絡民粹主義并激化社會矛盾。

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

網絡動員作為新媒體環境下的一種重要社會現象，其作用機制復雜而多樣，深刻影響了社會動員的方式和效果。

①敏感話題構建出的“我們”意識是動員發生的心理基礎

網絡動員往往圍繞敏感話題展開，這些話題契合當下社會主題與民眾心理，觸動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例如，在涉及愛國、維權、救助、反貪反腐等議題時，網絡動員能夠迅速激發網民的共鳴，形成“我們”的集體認同感。通過提煉各類母題和構建相關的話語體系，網絡動員在網民中建構了集體認同感，并進一步形塑了集體行動的框架。這種框架為后續的動員活動提供了方向和動力。

②熱點平臺和富有感染力的表達在動員初期迅速聚集人氣

微博、抖音等知名平臺成為網絡動員的首選之地，這些平臺流量大、人氣旺，為動員初期的人氣聚集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時，網站積極配合與支持，如置頂、話題加熱、設為頭條等操作，進一步提升了動員帖子的可見度。

網絡動員中的帖子往往采用悲情敘事、蒙冤敘事、苦難敘事等手法，結合夸張的表達方式和圖文并茂的內容，迅速吸引網民的注意并激發其情感共鳴。這種富有感染力的表達為動員活動的持續進行奠定了基礎。

演員王星星被騙到境外電信詐騙園區后，國內網民和微博大V相繼轉發拯救

③“群體極化”現象成為動員持續進行的“助推器”

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中定義群體極化為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終形成極端觀點的現象。網絡動員中的應用：在網絡動員中，群體極化現象成為動員持續進行的“助推器”。支持者、輿論領袖和聲援者等角色通過不斷交流和互動，強化了原有觀點，吸引了更多旁觀者的加入，形成了滾雪球效應。

④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共同構建網民議題

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在網絡動員中的介入先后主要有三種情形，包括齊心協力報道、網友爆料吸引傳統媒體關注和傳統媒體報道引發網友熱議等。這些情形共同營造了網民議題的框架，規定了網絡動員的走向。傳統媒體在議題設置和輿論引導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報道往往能夠引發網絡媒體的跟進和發酵，形成議題聯動效應。這種聯動效應進一步擴大了網絡動員的影響力和覆蓋范圍。

⑤網絡輿論風暴向現實事件演變進一步擴大動員影響力

當網絡輿論達到一定高潮時，部分活躍的支持者會發起倡議帖，組織規模不等的活動，將虛擬空間的輿論動員轉化為真實世界的強烈訴求。這種轉化動因包括泄憤、調查澄清真相、給予弱勢群體救助以及以行動壯大輿論聲勢等。

網絡輿論風暴向現實事件的演變進一步擴大了動員的影響力。例如，在維權運動中，游行、示威、靜坐等現實行動往往能夠引發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參與，推動問題的解決。

網絡動員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的挑戰

網絡動員作為新媒體環境下興起的一種社會動員形式，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戰。

①信息權力的崛起與再分配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公眾和網絡意見領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權力。這種權力不再局限于虛擬空間，而是能夠產生實實在在的現實影響。例如，網絡意見領袖通過微博等平臺發布的信息，能夠迅速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進而影響公眾意見和行為。這種信息權力的崛起，打破了傳統政府對信息的壟斷，使得政府在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方面面臨更大挑戰。

網絡動員使得來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資源”得以凝聚，形成舉足輕重的強大力量。這種基層力量的上行，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自上而下的動員和決策機制構成了挑戰。基層社會力量通過網絡動員，能夠更直接地表達利益訴求，影響政府決策，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推動政策改變。

②社會認同的轉變與多元化

互聯網促進了建構性認同的形成，社會成員不再僅僅被動地關注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階層歸屬，而是主動表達價值判斷和意愿訴求。這種建構性認同使得社會認同更加多元化和內化，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基于統一社會認同的治理方式受到挑戰。

網絡動員通過構建“我們”的共同體意識，增強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和行動力。這種共同體意識在網絡空間中得到強化，并可能向現實社會延伸，形成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屬地管理和條塊分割的挑戰。

③政府權威的相對弱化

網絡社會的崛起促使社會治理模式從政府對社會的“全景監獄”管理向社會“共景監獄”治理轉變。在“共景監獄”模式下，管理者與公眾之間的信息分配更加對稱，公眾對管理者的關注和監督增強，政府的絕對權威地位受到削弱。

網絡動員帶來的強大主動性和現實權力，進一步摧毀了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獨斷專行的空間。基層社會力量通過網絡集結，直接影響政府行動和決策，政府必須與社會公眾進行更多互動和協商，以贏得公眾信任和支持。

④空間變化與管理困境

網絡社會具有流動空間特性，信息、資本和人員等要素的快速流動打破了傳統地域界限。這種流動空間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基于屬地管理和條塊分割的管控方式構成了挑戰。政府在面對跨地域的網絡動員時，往往難以進行有效管理和調控。

網絡動員中的成員關系松散與自發分工并存，這種非組織化的動員方式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基于組織化和層級化的管理方式構成了挑戰。政府在面對這種自發形成的動員體系時，往往難以找到有效的管理切入點和調控手段。

⑤上下溝通不暢與治理需求

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群體性事件頻發，表明有效的上下溝通非常缺乏。網絡動員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表達機制，往往成為公眾表達利益訴求和不滿情緒的重要途徑。然而，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中缺乏有效的上下溝通機制，導致政府難以及時了解公眾需求和社會動態，進而影響治理效果。

面對網絡動員帶來的挑戰，政府需要與社會全體成員建立合作與共治的關系。這要求政府轉變治理理念，從單方面的管理轉向多方參與的協同治理。通過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參與平臺，政府可以更好地引導網絡動員朝著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方向前進。

新聞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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