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如何愛這個世界？｜阿倫特逝世50周年

界面新聞記者 | 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1975年12月4日，在度過69歲生日不久，漢娜·阿倫特在公寓突發心臟病離世，留下打字機上未竟的標題——“論判斷”，這個詞與她的其余著作一起，在思想界激起漫長的回響，也使阿倫特成為了少數在學界之外產生廣泛影響力的西方思想家。阿倫特的學生理查德·伯恩斯坦曾說，阿倫特1975年去世時，美國和德國以外的知識分子圈中很少有人知道她，但今天世界上遍布著阿倫特的讀者。

2019年，阿倫特的學生、紐約大學教授修海樂（Harold P. Sjursen）來到上海，他主動聯系當時在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任教的王寅麗，后者是中國最主要的阿倫特研究者之一，在幾部專著之外，她還翻譯了《人的境況》《過去與未來之間》等阿倫特的重要著作。在會面中，修海樂問王寅麗：阿倫特的社會政治哲學著作完全基于歐美經驗，為何會在中國普通讀者當中引起廣泛興趣？

在王寅麗看來，從九十年代《極權主義的起源》譯介到中國，激發中文世界對權力和不同政體的思考，到21世紀初人們對公共領域迸發熱情，再到近幾年圍繞“平庸之惡”以及身份政治、女性主義的爭論，阿倫特的思想總能在不同時代激發人們對當下世界的思考。這些問題吸引著王寅麗與她的學術同伴，并最終結集為《阿倫特在中國：五十年后》這本書。

《阿倫特在中國》
王寅麗 劉文瑾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11

今天，借著紀念阿倫特逝世五十周年的機會，界面文化邀請到王寅麗以及本書的另兩位作者張念和梁曉涵，以圓桌的形式回顧阿倫特給我們留下的思想遺產。這場對話沒有過多涉及“平庸之惡”——自提出以來，它就被無數人引用乃至誤讀，并與阿倫特的形象緊緊綁定在一起。相反，回到了阿倫特思想的起點——“愛”，從博士論文開始，這一概念始終貫穿阿倫特的思考和寫作。這更像是三位女性學者對阿倫特的一次追問，關于如何進入公共生活，理解生命經驗的差異，以及在今天繼續“愛這個世界”。

01 忽左忽右的阿倫特

界面文化：阿倫特似乎一直是一個難以被定位的角色，各個人文學科都在研究她，但又都難以成為“主流”，這反映了阿倫特思想的什么特質或面向？

王寅麗：阿倫特反對稱自己為哲學家，她也沒有想要構建一套成體系的政治哲學。她的寫作更多還是基于對自身政治經歷的思考，早年作為猶太難民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參與艾希曼審判，以及美國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思想，是對當下生命經驗的思考，讓我們看到政治以及行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重要位置。讀阿倫特的書，你能感受到理論與經驗的不斷搏擊。

張念：我們不能把阿倫特定位在現代學術體制的譜系里。寫了《論革命》之后，很多美國學者攻擊阿倫特，覺得她作為歐洲人不夠了解美國歷史。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沖突？因為阿倫特的寫作和思考與學院學者是兩回事，她不是來處理美國歷史的，她是處理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阿倫特是20世紀純粹的思想家，這是思想和哲學的區別，哲學是概念的建筑術，她不在這里面。

阿倫特的寫作和思考來自她親身的創傷和痛苦，她把自己的傷口扒開來，她的傷口就是現代世界和現代人的傷口。阿倫特的思考不只關乎西方經驗，而是指向現代人的普遍處境，尤其是脆弱的肉身。你參加工作，或是從一個家庭出生，都會感受到體制化的權力對個體生命的壓榨、脅迫和勒索，當生命成為某個裝置的材料，生命不會感到痛苦嗎？阿倫特可以和現代人這樣一種真實的痛苦處境產生對話，這是痛苦對痛苦的回應。

漢娜·阿倫特（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梁曉涵：你不見得要全盤接受阿倫特的所有觀點，你甚至可以不同意她對某些概念的定義，但依然會被她在其它問題的深刻洞察打動。阿倫特思想的這種非體系性其實很契合當下思想和信息都高度碎片化的時代，我們從她的只言片語中就能獲得啟發和共鳴。

界面文化：但另一方面，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阿倫特又時常被左右兩派同時批評。

梁曉涵：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把自己固定在當下這種扁平、橫向展開的政治光譜中，其實很難真的理解她。因為阿倫特立足的坐標系根本不在這條橫軸上，而是在一個有縱深感的歷史性光譜中。所以無論是從今天的左還是右去界定她，都會產生某種錯位感。

對于自由和平等這兩個概念，阿倫特有著非常獨特、有別于傳統的理解。我們通常會認為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兼得的關系，仿佛處在光譜的兩端。但阿倫特不這么看，她在《人的境況》里寫：“平等正是自由的本質，成為自由的意味著擺脫統治者關系上的不平等，進入到一個既沒有統治也沒有被統治的空間。”阿倫特認為自由和平等本質上講的都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不再局限于內心的那種意志自由，而是關涉我們在公共空間當中如何共處、彼此聯結。我們一直被困在觀念的陷阱里，阿倫特指出了這一點。

張念：思想領域的左右之爭，很多時候是為了便利而做的話語包裝。如果靜下來想一想，在政治世界和經驗世界里，我們有資格、有能力去區分左右嗎？阿倫特的思想牽涉的是我們的經驗世界，社會和歷史風云詭譎，要有一個強悍的頭腦，對即時發生的事情下判斷，而不是借助既有的光譜和知識，這需要道德勇氣。

王寅麗：阿倫特在反思納粹極權統治的時候，指出當時很多體面的知識階層，其實在根據自己一套既有的判斷體系來行事，但很快又能輕而易舉地接受一個新的體系來替代舊的，她認為這種對教條無批判地接受，造成了后來的道德崩潰。

02 “愛這個世界”是一種罕見的勇氣

界面文化：從博士論文開始，“愛”都是阿倫特寫作的重要主題，她將自己的政治思想濃縮為一個短語“愛世界”，阿倫特是如何討論“愛”的？她所說的“愛”與我們在日常話語中對“愛”的不同表述有什么關聯嗎？因為今天似乎存在一種愛的危機或者說匱乏。

王寅麗：阿倫特在博士論文《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里特別區分了愛情和友愛。首先是作為激情之愛的愛情（love），阿倫特認為愛是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一個事件，二人的距離在愛情中徹底消除，他們被愛情穿透，所以她說愛是無世界的，非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因為激情之愛只關乎這個人，她用了奧古斯丁的一句話，“愛就是我愿你是你所是”。

相比之下，阿倫特更強調政治性的友愛（friendship），它關乎的是共同世界，人們朝向世界敞開，愿意與他人分享、談論其中的共同事物，這才是人與人共處的情感。也是一種政治性情感，在《人的境況》里，阿倫特指出，對希臘人來說友愛的本質在于言談，公民之間只有經常交換意見，才能聚集、形成城邦。

我們今天說愛的缺失、愛的匱乏，現代人談論愛情可能都不是關心那個人，而是關心自我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在阿倫特看來，如果我們不關心那個共同世界，不談論共同世界當中的事情，愛最終也會枯萎，就像魯迅的《傷逝》刻畫的愛情悲劇。今天很多問題也是這樣，家庭可能成為了逃避公共世界的最后一個避難所。

《漢娜·阿倫特：愛、思考和行動》
王寅麗 著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21-10

梁曉涵：現代人所謂愛的危機可能不是愛太少，或者人們不知道怎么去愛，而恰恰是一種愛的泛濫。更準確的說，現代人會將私人領域的情感投射到政治領域，這是阿倫特尤其擔心的，她始終對一種抽象的、宏大的、概念化的愛保持警惕，比如我們把祖國比喻成母親或愛人，在她看來是很值得懷疑的，阿倫特有一句名言，說她從來沒有愛過任何民族或集體，她只愛她的朋友，她唯一相信的愛是對具體的人的愛。

我認為“愛這個世界”在當下格外重要，尤其是在一個加速主義的時代，包括我和身邊許多人都容易感到灰心喪氣，有一種無能為力又無處發泄的心理狀態，但是阿倫特告訴我們，愛這個世界其實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勇氣，它不是對某個抽象概念的空洞情懷，而是一種頑強的信心，基于它，你不再會冷眼旁觀，或是去撕毀那些本就已經非常稀薄、脆弱的共識，相反，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你依然愿意通過言說和行動，與他人建立真正的聯結，去尋找一種修補、療愈的可能性。

張念：現代人的愛不是希臘所講的審美意義上的友愛，這種最本真的內在能力喪失之后，我們怎么去應對世界的chaos（混沌）呢？真實的戰爭在發生，我們不是全部活在網絡意義上的啊。現代個體是一種心理實存，弗洛伊德說這是一個破碎的主體，焦慮和焦灼，缺愛也好，糾結也好，這是阿倫特沒有注意到的面向。同時，更年輕這代人對現代經驗有非常肉身的體驗，他們天然地抵觸阿倫特經歷的那種意識形態機器轟鳴式的灌輸。所以，一邊是破碎，一邊是意識形態機器的失效，這時我們越是需要在更豐富的維度上理解和考量愛。

03 在荒漠中尋找微小的共同體

界面文化：阿倫特想象了一個人與人“彼此相愛”（diligere invicem）的共同世界，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今天我們離這個共同世界是更近還是更遠？

王寅麗：阿倫特確實有一種對“世界”概念的重建，她認為人的存在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復多性（plurality），一個是出生性（natality），基于這兩個條件，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來關心某個事情，并在其中形成一個共同空間。世界既是共同的，也有超越性，我們從上一代人那里繼承下來，還要為后來的人保留這樣一個世界。

現在年輕人面對一個快速變化、不斷碎片化的世界，覺得愛世界很難，因為共同世界本身是脆弱和危險的，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去維護它，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共同世界，你就沒有一個空間去學習所謂的人性、自由和尊重。在《政治的應許》里，阿倫特提到，現代社會的人們陷入了一種“荒漠心理學”，世界消失，變成了一個荒漠，人們之間共同的事物都枯萎了，而現代心理學的目標不是恢復世界，而是幫助人們調整自身以適應荒漠，假如我們不能適應，那一定是我們自身出了問題。

張念：愛世界，不是有一個現成的世界讓你去愛，而是以何種方式來重建你的世界，或者在這個世界中重生。像大衛·格雷伯這樣的人類學家，他們在倡導一種微小的共同體，它是自下而上的，嘗試是否可以避免家長和權力核心。這里并不是要回到希臘城邦，而是思考有什么珍貴的東西被我們遺失了。

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很多人會將它理解為人類中心主義，不是的，這句話說的是希臘人度量他的生活，是以身體感知的尺度，在我們的知覺范圍之內。為什么會有煩憂？因為離你最近的是你的自我，對他人也是，我們說的“友愛”，是對活生生的生命的感知。在古希臘，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廣場訴說，一個農民的牛被偷了，他到廣場上哭喊，蘇格拉底就跑去跟他聊天。在知覺范圍之內，我任何的愛恨都可以被看見，在他人面前顯現。微小共同體的前提就是在這樣一個知覺范圍內，我們彼此相互顯現，有句話說得好，“你的靈魂在朋友的眸子里面。”

《阿倫特：政治的本原》
張念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2-3

界面文化：今天這樣的空間可能轉移到了社交網絡。但它也會有問題，書里寫到，在晚期現代，人要么在千人一面的大眾里求得一體化的虛假“共同性”，要么躲入私人的內心世界和私人享受中求得虛假的“個性”和“真實性”。

張念：網絡會帶來遺失。技術再發達，網絡也只是保留了語言、圖像和聲音，通過這一介質，我們交流中的眼神、手勢都沒有了，你的圖像和語言表達有那么準確嗎？到最后就變成自己腦補。網絡不在意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顯現，實際上還是我在和我自己對話。

梁曉涵：其實阿倫特對公共空間的定義是非常嚴格的，她會進一步問：到底什么才是公共的，走在大街上就算公共了嗎？還是說我們在一個開放的社交媒體上發言就是公共了？顯然不是那么簡單。我覺得互聯網不是阿倫特定義的公共空間，它更像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私人領域集合體，我們雖然在微博上發聲互動，但大多數人其實并沒有走出自己的私領域，去面對與我不同的、有差異的他者。

阿倫特有一個很敏銳的判斷，她指出，每當公共空間消失，人們會變成孱弱的原子，因為他們失去了彼此聯結、共同行動的能力，這個時候往往就是強人政治粉墨登場的時刻。人們不想再去行動，甚至沒有行動的想象力，只是想要尋找一個大他者來庇護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呼喚的共同體往往也是有排他性的，不存在復數視角，因為他們太孱弱，沒有辦法容忍一個跟我意見不一樣的人。

04 阿倫特是不是女性主義者？

張念：阿倫特所說的復多性，實際上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對異質性的恐懼。在性別維度最大的沖突就是女性經驗和男性經驗的陌異化，在討論公共性的時候，她說，我們的復數性首先是男人和女人。這樣一種復數性背后，是兩個類屬存在意義上的差異，只有先理解它，你才可以接受異質性進來。

界面文化：阿倫特將家庭歸為私人領域，看似沿襲了西方思想傳統中“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這一區分，它與女性主義理論長期以來對“私人即政治”的論述存在什么關聯嗎？阿倫特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

王寅麗：阿倫特的一些概念確實會受到女性主義的批評，比如她認為女性的生育和家務勞動沒有生產性，只是一個周而復始的自然循環，不能彰顯人之為人的存在。波伏娃也說過類似的話。但這里面也有再詮釋的空間，阿倫特好像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間做了對立，但這種二元對立本身是男性社會既有的，男性要突出公共生活的榮耀，把私人生活遮蔽起來。過去批評家務勞動，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什么東西都要有生產性才有價值。我們剛才說到愛世界，從維護世界的角度來說，其實勞動也有價值，因為要靠勞作來保持世界的干凈，抵御自然的腐敗和對人為世界的侵蝕，她說勞動抵御世界衰敗的斗爭絲毫不算英雄業績，就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維護和更新。

《人的境況》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王寅麗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6

張念：阿倫特重新回到思想場域，其實得益于九十年代美國的一群女性主義者。在接受德國記者君特·高斯采訪時，阿倫特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的生物性特質（猶太人身份）會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這就打開了特別大的一個現代性面向的新維度。這啟發了女性主義對于身份政治的思考，于是她們也開始將女性這一身份引入政治。

在學術領域，公共與私人的區分最初是為了防止權力的過度，這在立法層面可以做到，但在生活經驗里面你怎么做得到？回到波伏娃的文本，她說，在一個妻子的眼里是沒有總統、將軍和銀行家的，丘吉爾很偉大，拿破侖很偉大，但只有妻子和情人知道，他們在什么時候耍陰謀，什么時候撒了謊，男性在父權價值系統里的榮耀和光環，在生活世界里是失效的。當這些私人生活的經驗，也包括女性的月經、更年期、生育痛苦被看見，具有顯著性，就免于羞恥了。阿倫特認為公共性就是敞亮性。

王寅麗：阿倫特的觀念里，進入公共領域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勇氣。今天的人確實越來越被卷入到哈貝馬斯所說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看到最近一席的一篇討論，講那些年輕的女工，她們剛進入公司工作的時候，還能體會到生活、愛情各個豐富的層面，比如去參加讀書會，可一旦結婚、有了孩子，就被卷入到買房、養育，不停勞作的過程。阿倫特可能沒有給出什么答案。

梁曉涵：阿倫特認為，如果身處一個等級森嚴、權力分明的地方，比如現代職場，或者父權制家庭，表達自我的意愿和勇氣其實是很難出現的。我們大多數人看似是離開家庭，走進了所謂的公共領域，但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展現獨特性的，我們只是面目模糊的勞動動物。現代的“公共空間”看上去是公開的，但其實里面人和人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它還延續著私人領域的種種等級秩序。

在《人的境況》里，阿倫特用“小確幸”這個概念來批評資產階級躲進自己的小世界里，滿足于私人生活，這是她對現代世界比較不滿的地方，認為人們沒有邁出家庭、進入公共領域的勇氣和決心，因為公共空間首先是一群走出家庭的人，以自由的身份面對面地相遇，結成一個共同行動、共同言說的關系。

張念：那是不是我們還得感謝女性主義？把這種溫馨的、玫瑰色小泡泡式的布爾喬亞家庭夢想給刺破了。

（感謝羅泱慈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