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作為文化、政治和學術的“南北”

編者按：本文原刊《知識分子論叢》第15輯，后收入羅志田：《昨天的與世界的：從文化到學術》，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14頁，轉自“歷史學人”，在此鳴謝！

謝謝主持人林少陽老師！剛才許紀霖老師說主題報告要展現精彩的思想，我的思想一向不精彩，所以寄希望于思想精彩的科大衛老師（另一位主題報告人）。我要特別感謝瞿駿老師，我提交的提綱原來沒有題目，這個題目是他幫我擬的。這么器局宏偉的題目我就擬不出來，希望我講的不至于太讓瞿老師丟臉。

陳寅恪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很重要但一般似乎注意得不多的觀察取向，他稱作“以觀空者而觀時”。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嘗試“以觀時者而觀空”。這取向多少體現出“過去就是外國”的意思，大致也是中國“經學”的常識——“古今異言”是治訓詁者不斷重復的話，戴震后來說，“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千載后士人“求道于典章制度”，不能不依經師講授以通故訓，此“無異譯言以為之傳導”。可以看到，翻譯的“譯”字已經被戴震使用了。后來廖平更明說，經典皆由“翻譯而成”。使各地溝通的是“橫翻”，通古今語則為“豎翻”。這樣，經學就整體成為“譯學”了。

所謂“以觀空者而觀時”，就是用看空間的眼光來看時間，或用看時間的眼光看空間。實際就是把時間空間化，或者把空間放到時間里面來認識。“中國歷史中的南北文化”研討會的設想，我感覺就是一個以“觀空者而觀時”取向的代表。

這個取向以前也有不少人用，民初從王國維到徐中舒、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都用過類似的方法。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從地理區域的視角去看原來認為一脈相傳的上古朝代，把它們轉換成空間的方位，如先秦的魯、齊、晉三區域文化或夷夏東西兩區域等。這批學者的研究使我們對上古史的認識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我想許老師和東京大學共同創辦這個會議，通過把空間和時間結合起來思考，把中國的南北文化放到歷史中去理解，也會給我們的史學帶來很多類似的推動。

梁啟超曾經提出，中國從很早開始，“已漸為地方的發展”，故若要“了解整個的中國”，必須“一地一地分開來研究”。上一次許老師和東京大學共同召開的地方史會和這次討論歷史中的南北，體現出一個延續的脈絡，因為南北也可以看作具體一些的“地方”。所以這次研討會的取向，和陳寅恪、梁啟超他們的主張都是相通的。

梁啟超對“地方”的理解是很有特色的，他說的可以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例如他曾經說春秋的五大戰役，規模就和他們家鄉的械斗差不多。要知道《春秋》可是我們孔夫子用來說歷史和人類社會的一本大書，里面最大的五大戰役，居然跟梁啟超在廣東家鄉的械斗差不多，一方面可見廣東人有多厲害，同時也告訴我們廣東到清末還和先秦的歷史那么貼近。

真要像梁啟超提倡的那樣把整個中國“一地一地分開”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很不一樣的現象。歷史上很多事，尤其到了我們現在稱為基層的地方，很多事情的邊界不是那么清楚的。要把地方的事都弄得非常清楚，得出一個“定于一”的結果，可能會發現到處都是無比多的例外。蕭公權先生有一本講中國鄉村的書(現在有中譯本：《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寫得非常好。如果你認真讀，會發現注釋里講的往往和正文內容不一樣。蕭先生是一個很講究分寸的學者，他在正文中提出自己的見解，但在注釋中盡量標出歷史上不一樣的記載。那本書注釋的分量很重，如果我們不要正文，而把注釋組織成一本書，那就可以看到另一個鄉村形象。

剛才說到邊界，這很重要。我們中國的傳統，邊界從來是波動的。南北的邊界也一樣是波動的。南北從字面上看就是一個空間的區分，我想這是一個大概的說法，更多是以空間為基礎的一種非空間區分，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區分。我認識的東北人就自居北方，對他們而言北京、華北都是南方；如果到廣東去，可能韶關以北就都是北方了(當然這是口語中這么說，書面語也許不一樣)，所以南北從來是一個相對的觀念。

現在有些人一說到不絕對，馬上想到“虛構”。然而南北雖是一個大概而相對的說法，卻是非虛構的。因為它們不僅存在于歷代人的認知中間，也實際表現在“生活樣法”(這是梁漱溟喜歡用的詞，據說可能是來自日本的漢語詞)上。現在因為有高鐵和快遞等新事物，生活樣法的區分已經越來越小了，以前南北人的生活樣法長期不一樣。用勞動人民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一邊吃面、一邊吃米。吃米這邊的文化通常被認為是南方的，吃面(不一定是小麥面)的文化就是北方的。

用生活樣法來區分和判斷區域性的族群特性，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孔子很早就說“性相近、習相遠”，晏子也說“習俗移性”(又作“習俗異性”)。這里的習和俗，都表現了地方性。《禮記·王制》就曾經從“習”這一生活樣法來界定區域性的民之“性”，并據之以區分夷夏：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這是一段很重要的話，里面講的都是頭發的樣式、吃飯的方式等生活樣法。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中國古人很早就具有后來文化人類學的眼光，關注的是人生最根本的衣食住方式，以此作為一個文化基本的特征。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文化人類學具有中國古人的眼光。這看起來有點兒西學源出中國說的味道，其實近代人類學本是以研究所謂“文明程度低”的土著起家的。晚清我們中國一些有“落后”表征的事物出現在日本博覽會的“人類學館”里，中國人還提出了抗議(或許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多是人類還不怎么人類的初民階段，他們也喜歡把“他人”說成“他者”，兩皆隱約體現一種“去人化”的意味)。當然那是早年的現象，今天的人類學已經很不一樣了。

我們史學界的“科學派”朋友或會認為《禮記》是較晚的一本書。《禮記》成書的確是晚一些的，不過講的內容一點不晚，基本可以肯定是從很早的時候傳承下來的(古人對口耳相傳的注重及其實際效果，遠超出我們的認知)。如果說《禮記》是漢代的書，漢代已經大一統了，南北已在中國之內，哪里還需要說什么“中國戎夷，五方之民”(即“四方”在“中國”之外)呢?反過來，我們從《禮記》思考和處理的并非大一統的問題，就可以知道那是一本很早的書。

以上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習俗，顯然被視為文化的符號或象征，成為區分族類認同的根本標志。《王制》以為這些習俗是受環境自然條件型塑的，族群認同也因此和區域掛上了鉤。這樣一種“五方”的區分，提示了我馬上要談到的一點，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南北”和“中國”在空間上是并列的關系，差別主要體現在生活樣法之上。換句話說，我們討論的“南北”，有一個從中國之外到中國之內的過程。

這不是我的發明，早就有人注意到了。陳序經先生較早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根據上引《王制》那段話以及《左傳》上所說的“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指出那時南北文化是中國以外的文化，而不是中國本身的文化。至少在《王制》描述的那個時代(到底是哪一個時代我們現在不是很清楚，因為書上沒有具體的斷代)的中國，南北是在中國之外的，后來才慢慢到中國之內了(當然，古人所說的“中國”是否意味著我們一般意識中政治實體的國家，也要斟酌)。

陳先生的看法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可惜很多人都忽略了。例如我們近代很流行的一個說法，就是“天下”變成了中國，大概就忘了中國之外還有四夷。我比較傾向于認為天下更多是變成了“世界”。搞近代史的外國人古書讀得少一點，說天下變成中國，可以理解和原諒。不過讀了古書就知道，中國很早就是和四夷并列的，也始終承認還有“六合之外”，不過“存而不論”罷了。所以用后來的術語看天下的轉變，天下就不能只變成了中國，或許還是說近代出現了從天下到世界的轉變更合古義。

我們知道古人對方位也和上述地方制度一樣，邊界都是相對而不那么精密的，所以形成一種舉四方以定中央的認知取向。在先秦很長的時間里，言南北恐怕更多是指非我的他人。到春秋戰國時，南北慢慢地移到我們今天說的中國之內了。如孔子說的南人(就是關于巫醫的那段話)，那個南人還有一點異類之意，但不見得是外國人的意思，多半已經在中國里面了。到了孟子說得更清楚，他認為許行是南蠻舌之人，還代表南方的；可是同樣楚產的陳良不一樣，他北學于中國，就不是南蠻了。也就是說，盡管南人多少還是有一點他人的味道，文化已經比出生成長的地理區域更重要了。在孔、孟那里，“南”都還有一點非我的意味，但已基本在中國里面，不完全作為異類來處理。到秦漢大一統之后，人們說到南北，就基本不出今天所說的中國范圍了。我們今天討論的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就應該是后面的這個南北。

說了這么多，還沒有到瞿老師概括的政治、文化和學術。所謂南北差異，我想和自然環境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我們今天有了高鐵和快遞之后，南北的差距真是越來越小，住在北京完全可以吃到四川的新鮮蔬菜，所以感受不是特別強。但在過去，南北差異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是很密切的，時間越晚就越淡。可以說風俗的差別最明顯，政治的爭奪很常見，學術風格也多有異同。

不過學術是很難說的，梁啟超曾經以老莊、孔孟來分先秦學術的南北，后來就受到一些批評。因為他區分南北的一個自然標志是長江，而老莊好像在長江以北，即在梁啟超劃分的北方，但被他說成南方的學術代表。我想梁啟超的基本認識是對的，當年的楚確有很大一部分在長江以北，但在孔孟眼中，楚產的就是南人。如果梁啟超不隨口用一個后來明顯的自然標志來劃分南北，他所說的基本不錯。漢代的學術應該也有明顯的南北差異，淮南王所搜輯整理的文獻大概就偏南一點，學術風格非常不一樣。

如果連梁啟超說話都要被批評，我就更不敢說了。一般敢概括南北差異的都是大人物，像顧炎武論“南北學者之病”就說，南方學者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北方學者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現象應該是指受社會供養的讀書人，因為種地的勞動人民得出去干活，不太可能一天到晚群居飽食的。大概最南方熱帶的一些地區或許還有坐而飽食說話的可能，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要做很多事的。就這一點(生產和生活方式)來說，梁啟超以長江作為區分南北的一個自然標志，又是比較合適的。

古代中國的特點是政教密切關聯互動。從很早開始，南北就常常是政治與文化不同步，但又并未截然分開。尤其在南北朝以后，南北在政治上的競爭是很明顯的。南北朝時北方常常是“異族”政權，整體也更強勢。然而就像我們的近代史研究常受北伐后當權的國民黨影響，在很長的時間里相對弱勢的南朝似乎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關注。或因此，我們近些年的研究，特別是新起的學者，越來越偏重于研究北朝，不那么重視南朝。我猜將來還會多少返回來一些，因為北方雖然更強勢，衣冠禮樂卻主要在南方。

當南北處于政治、軍事競爭的時候，理論上不允許承認對方是正統，但北人內心還是承認文化重心在南方，自己在文化上軟一點。北齊創始帝高歡就說，江東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就是梁武帝)，“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這話很能表明北方還是承認文化正統在南方——“衣冠禮樂”所在即文化重心所在。而且“正朔”這個詞用得特別有意義，表明在今人所說的“國家”觀念中，中國古人很早就非常看重文化因素。文化、禮儀(這是在座的科大衛老師長期研究的)可以決定“正朔”，是界定國家的重要象征因素，這是很了不得的認識。

一般情形下，北人并不挑戰南方的文化正統地位。不過情況也慢慢有變化，陳寅恪說過，北朝各政權中，秦帝苻堅和魏孝文帝選擇了漢化，“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統所在之江東而代之不可”。但因為徹底干掉對方很困難，所以北周宇文泰就別創新途徑，不以武力征服南方，而是“就其格局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自己學古代重新搞一套，在文化上和南方競爭，也就“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了。不論這些取向具體有什么差異，大體都表現出一種在因應江左為文化正統的基本認知。

陳寅恪先生用“漢化之中心”的說法，大概做“新清史”的就不一定喜歡了。其實對清史和“新清史”，也可以參照陳寅恪提出的南北兩種文化競爭和政治競爭的關聯來考察——假如清把明滅了，而說是為了取得神州文化正統之所在，那就表明這個清朝是中原心態的；如果說不是，而是另有一套薩滿文化或藏傳佛家的文化作“正朔”的象征，那清朝就不一定是中原心態的了(不過佛家的情形較復雜，如隋唐也有不止一位皇帝被說成是轉輪王或菩薩轉世，或可以說他們帶有非“漢化”的色彩，似乎不便說他們的朝代是非中國的)。我的感覺，很可能是兩種傾向都存在。

到了宋代，科舉就形成了南北分取的模式。這除了適應學術文化的發展，也反映一種區域的代表性，因為得了科舉功名是要做官的，這樣的“計劃”性分配，展現出政治中區域性代表的意義。而從唐代開始，財賦以東南為重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再以后的一個重要現象，是明朝時有南北兩個京城，大概可以說是由朝廷帶動的南北差異。對我們討論的題目而言，或許比兩京更重要的是有南直隸和北直隸兩個行政區的設置。北直隸是否給北方帶去很多南方文化因素，我還要進一步考察(按唐曉峰老師此后的發言注意到京師和周邊地區有著斷崖式的差異)，但南直隸就確實處于南北文化的峰線之交。雖然清朝滅了明朝，可是在南方(今天的江蘇省域內)仍是寧蘇分治，各有實際的轄區。總督在寧，管的那一塊偏蘇北，就是后來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佬”所居的地方；巡撫在蘇，管的是屬于江南的區域(我們今天說江南往往指江浙，其實早前的江南還包括安徽、江西)。

明清這樣的設置，初意當然主要是政治的，并非遷就文化的差異，實際卻適應了生活樣法的不同。就生活方式而言，至少今天江蘇的江北和江南，除了江北緊挨著長江的稍微不一樣以外，離長江稍遠一點，簡直就是徹頭徹尾的北方，而江南則完全是南方。這樣一種政治與文化無意中的互動，強化了南北區分的認知。

到了清朝后期，南北之分又得到官方無意中的推促，卻是因東西因素而起。那時為了應對西潮東漸，有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設置，通常由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兼任，即北洋通商大臣駐在清代的直隸，南洋通商大臣就在原來南直隸的地方，無形中隱約可見明代南北兩直隸的影子(所謂通商，其實是管各種對外事務。那時候不像現在外交是由中央政府管，兩通商大臣在對外事務上很獨立，很多事情不用請示中央，或者可以做了再請示)。因此，在東西因素的影響下，政府的舉措進一步推動了南北之分，又仍與生活樣法等文化差異相吻合。

也因此，從晚清開始，南北與新舊(東西)就有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從東南互保開始，南北間又暗存一種中央和地方的模式。理論上督撫都是中央在地方的代表，但兼任南洋通商大臣使得兩江總督又比別的督撫更“中央”一些。這樣一種隱帶南直隸意味的存在，暗中影響是相當大的。晚清由于所謂“萬國公法”和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對中國政治造成一些特殊的影響。例如外國在中國領土上打仗，我們卻宣布局外中立，就是世界歷史上少見的現象。東南互保也類似，皇帝和太后被別人趕跑了，差點兒就抓來殺掉了，各地督撫本應紛紛殺上前線，活捉洋鬼子，讓二圣回京，也就是過去所說的“勤王”。然而東南這邊一大片的督撫聯合起來說我們自保，按過去的規矩簡直是大逆不道，按新的準則也是國家的一部分地方要獨立于中央，可以說于理于法都不合適。

但這樣的事不僅發生了，朝廷后來也以視而不見的方式不予追究，不過彼此大概都有些心存芥蒂。從那時起，中央和東南各自恐怕都有些“私見”存在，處理事情不容易“大公無私”了。辛亥鼎革后，由于原來的革命黨能控制的區域都在南方，南北那種中央和地方的色彩更明顯，并形成一種競爭性的關系，各自都有一點私心，不見得那么公，故不能“大公無私”是雙向的。由于彼此的不信任，南方的“私心”有時甚或重于北方，一度導致南北兩個政府的出現。不過因為史學界受國民黨影響較大，把南方政府說得更帶正當性，而得到外國承認的北方政府反有些“偽”的意味，相當意味深長。

民國的南北之間，在文化、政治和學術的三大板塊中始終存在緊張，后二者的變化更為常見。本來那才是我專門研究的內容，但發言時間快到了，所以無法展開說了。政治的競爭上面已略微提到，北伐以后還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學術方面，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開始，東南大學(以及后來的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的沖突，或許沒有一些既存研究所說的那么厲害，但雙方的風格是各異的，其間的緊張是明顯的。這些方面可以深入研究的內容還有很多，相信在許老師和東京大學共同提倡的取向之下可以得到很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