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張楊剿共之后

大家都知道歷史上著名的西安事變，但是在這之前，有很多因素，事情不是突然這樣發生的，這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的。

在這之前光頭政府一直都是攘外必先安內，但是在日軍已經入侵東北5年，并且入侵華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形勢下，很多愛國將領還是希望和紅軍達成協議，停止內戰，聯合抗日。

蔣介石是一直讓他們剿共，他們已經有點兒不愿意了。雖然軍閥有軍閥的性質，他們也是愛惜自己的地盤和軍隊，但很多人仍然是有民族大義的，在這個形勢下還打內戰，他們也覺得太不像話了。當時很多地方軍閥也能看清楚，光頭的政策就是要求大家剿共，然后把自己的勢力安插到他們的地盤上，然后吞并他們。他們當時很多人也發現就算是和他是結拜兄弟，也仍然會打完交道就吃虧，但是和共產黨合作是不會吃虧的。和紅軍和共產黨接觸過以后，傅作義曾經也說，寧愿把地盤給紅軍，也不能給日本人啊。光頭的作風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他至少有12個軍閥當中的結拜兄弟，但是全把這些人坑了。

曾經，光頭把東北軍調到西部去剿共，以為能夠把我們打垮，結果被我們打敗了。但是他們損失的東西，蔣介石不管補償，也沒有撫恤，用俗話說就是打個白條，你回家領去吧。但是家在東北啊，多遠啊，回去哪有人管啊……并且也沒有給張學良面子，要10萬元的補償金都不給。很多人對他們失望透頂了。那個時候《松花江上》這首歌出版了，到處傳唱，很多東北軍的戰士聽得心都要碎了，他們也由于被我方優待俘虜的政策感動，說再“剿共”就不是人了。

張學良后來曾經表示說，“那個時候東北軍想回家鄉是主題，他們要同日本人打，他們不愿意同共產黨作戰失去力量。我有兩個最好最精銳的師統統打光了。我很痛心，除了個人拿出錢撫恤，兩師番號也予撤銷。中央不發撫恤，東北老家又淪陷給日本人，傷者又回不去原籍……我遭到來自東北軍的壓力之大與自悔自責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晝夜難安。”同樣的楊虎城也是這個遭遇，他就是在本地發展起來的西北軍，但是仍然打不過紅軍。他也感覺到再內戰真的是說不過去了。

為了勸蔣抗日，張也曾經多次前往蔣介石的住處，請他改變他的內戰政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當然光頭對這個事情是極其不滿的。因為在1935年的時候當時全國人民都積極組織抗日救亡運動。

他還在一直說攘外必先安內，他當時命令張學良，楊虎城率東北軍和西北17路軍為首打頭陣，去剿共，因為當時紅軍到達陜北了。但是當時紅軍補給和吃的東西都特別少的情況下，還是把他們給打敗了。這兩位將軍也確實是認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所以他們和紅軍也達成了一種協議，認為要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所以他們也想全蔣介石抗日。

蔣介石這個方面是非常不愿意的。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說真是一毛不拔，根據張學良的回憶說，蔣光頭他那里的說法就是親兒子和后娘養的區別，對待東北軍，那就不是親的。打輸了之后，番號直接撤銷，想重新招兵買馬自己想辦法去。并且仍然要求張等人繼續剿共。

在1936年的10月，就連很自私的閻錫山都答應好好抗日，而且答應聯合共產黨和其他軍閥，還有很多國民黨將領都說，剿共就像判了無期徒刑。29路軍的宋哲元說，“誰再相信蔣介石抗戰誰就是狗娘養的！”他本質也不想當漢奸，他在長城抗戰之后，損失非常嚴重，部隊也是被趁機取消番號，這是光頭在消除異己。

蔣于1936年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張、楊提出兩種方案，一是東北軍和西北軍進攻紅軍；二是東北軍和西北軍分別調往福建和安徽，陜甘兩省讓給中央軍。這就是把這兩個經營很久的軍閥，從他們的地盤上拔起來，扔出去，然后把他們的部隊剝光，讓他們當光桿司令，然后讓他們自謀生路，削弱他們的實力。這就是要了人命了，這是他們兩個絕對不愿意的，張學良就算再相信光頭內心還能抗日，也對他可以說一點幻想都不抱了。這就跟電視劇上經常傳說的流放寧古塔一樣，意思是流落在外再也回不了家了。東北軍和17路軍的利益如果被直接剝奪掉的話，他們很不愿意，第一個要求是要求他們打內戰和紅軍正面沖突，等于是用他們的力量來剿共，把他們打光，這樣很狡猾的。第二個要求就是調離他們自己的大本營，到一個不熟悉的地方，這讓他們經營起來的老本就沒了。這樣的強硬態度讓他們兩個感覺到自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脅。一個是民族大義和國恨家仇，另外一個再加上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脅，他們就要考慮使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來救國，當時也是自救。就在那個時代經營起來的各路地方軍閥都不只是一代人的力量，很多人在那個地方可能過了兩三代人，才能經營到手里有這樣一支部隊，如今光頭一句話就給他剝光了，他當然不愿意了。因為這是雇傭軍的制度，讓你當光桿司令，手里沒有錢，你就招不來兵，而且是在遠離家鄉的地方，你說話就更不頂用了。所以在12月4日之后，他們的矛盾就特別激化了。

這之前張學良確實還抱有幻想，不管是哭還是求，用各種方式請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12月4日的會談，讓他徹底看明白，這個光頭不僅一毛不拔，也沒有心思真正的抗日，而且決心用中央軍取代地方的勢力，徹底瓦解東北軍，他的大前提就是剿共，把其他人的力量剿光了，他也不管。頑固的立場就讓人意識到了和平的商談肯定行不通了。于是他和楊虎城等人開始籌劃兵諫。這就是用武力逼迫他改變國策，所以說12月4日這個會談就是張學良從忠心耿耿到所謂“變心”的心理轉折點。他一開始是勸，后來是逼，再后來就是捉。

所以就加速了東北軍和西北17路軍的聯合抗命，蔣光頭的這個攤牌式兒的命令，很不聰明，很不明智。他確實是強調徹底剿共，還說要嚴加處置違令者，這種高壓政策，不光是針對張學良的。這個也針對整個東北軍和17路軍和其他很多地方軍閥。所以就引起了大反彈，很多將領確實也厭倦了內戰，得了嚴重胃病的川軍的劉湘也帶病出來打算抗戰。這個時候，國民黨軍中反對光頭的情緒就升溫了，他們兩個人想干什么的話，也都有土壤了。很多國民黨兵當時也覺得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不對的，應該是打日本人。這就為后面的西安事變提供了堅實的內部支持。之后，兵諫行動可以迅速組織起來，并且迅速執行。

12月4日的會談本身還沒有涉及到共產黨，但是結果就是這兩個人被逼上梁山了，所以間接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契機。西安事變爆發之后在全國的輿論壓力和中共的積極斡旋之下，大家都知道結果是這樣的，也就是光頭咬著牙捏著鼻子，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由于他慌不擇路，穿著睡衣逃跑，這點仇他記了幾十年！所謂的領袖所謂的總裁，沒有半點心眼和胸懷，在這之后把楊將軍在解放前基本殺滅門，把姓張的關了幾十年……

本來蔣光頭是志得意滿，在會談的時候自信的宣稱說剿共已達最后5分鐘成功的階段，他在每一次重要形勢的時候對局勢都有點兒誤判。居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族矛盾已經上升成為主要矛盾。一直內戰是非常喪失人心的。他的話深刻暴露了他的中央軍和地方軍，國家和個人民族利益和黨派私立之間的深刻的裂痕。他的政策的合法性已經崩塌了。

所以不管后面怎么走，甚至可以說就算沒有張和楊這兩個人，西安事變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因為大家都看不下去了。事實上誰也沒有加害光頭的意思，最后還是給他戴了很多高帽子，并且把他放到了一個他本來不配的位置上。要知道他用集合軍閥剿共的力量都得不到的那種團結和領袖的感覺，到了國共合作聯合抗日之后，他才終于找到了。

直到那時之后，很多地方軍閥才真正聽他調遣，汪精衛也只能被他比下去了。但無論如何，他所謂“先安內”這個政策已經沒人看了。抗日就是當時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表面上，1936年12月4日的這個會談，是光頭對張和楊的最后通牒，事實上這是歷史對他頑固立場的最后警告。這根本就不可能帶來剿共的勝利，這成為了引爆西安事變的導火索。在這之后徹底改寫了中國抗日歷史的走向，這次會談的影響不在于促成什么，而是在于摧毀了什么。這是摧毀了蔣光頭個人獨裁的幻夢，也摧毀了舊中國繼續沉淪的可能，從這一刻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車輪已不可阻擋地開始轉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