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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11 月 27 日 1 4 歲的朱健國在天安門留影
偉大教員S言S信
然而,“明年春暖”以后,偉大教員竟然“食言失信”,并沒有再接見一個紅衛兵——1967 年,偉大領袖已明顯厭惡紅衛兵,轉向依靠工人造反司令部“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實際上成為PQ紅衛兵的最后一別。我有幸搶上了這一“末班車”,見證了一個不可再現的W現代化經典場面,至今對我的人生和思想起著不可抗拒的作用——我今日勇于正視和研究一切權威,應該說與這近距離真實感受毛主席有極大關系。我在從“毛主席身邊”返回家鄉洪湖后,母親剛剛將我衣服上的“北京大虱子”捉完,我就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步行串聯”——我帶著哥哥和一個“籃球朋友”常登海,于1966 年 12 月 20 日,踏上了步行串聯到韶山和井岡山的“新長征”。
兩個月后我在廣州過罷春節,坐火車到九江轉輪船回到家,家鄉已因“一月奪權風暴”而開始出現“造反派”和“保皇派”,在縣委大院門口搭臺辯論,建立沿街幾百米的大字報欄,相互“文攻武衛”。“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洪湖老戰士造反團”一度查封縣公檢法,“保皇派”“洪湖無產階級大聯合總部”迅速支持縣人武部成立“洪湖縣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漢出現“7.20 兵變”后,7 月 23日起,洪湖縣進入歷時一年的“全面內戰”。此時我只是每天在家聽著窗外的槍聲,一邊欣賞我從韶山和井岡山領來的毛主席像章,一邊與朋友小海下象棋。在十五歲生日到來時,我已全然成了一個“靜聽槍聲、炮聲、哭聲、笑聲”,任何組織也不參加的“逍遙紅衛兵”。
1968 年 6 月 11 日,我在家里從窗戶中,親眼目睹了洪湖縣最大的武斗事件“6.11 血案”—— “保皇派”“紅旗造反總部”突然包圍了在縣大禮堂集會的造反派“鋼工總洪湖五湖四海造反兵團”,雙方激烈槍戰五小時,打死八人,傷 20 余人,軍代表王參謀也在調解時被打死。1968 年 7 月,洪湖縣在人武部新政委董瑞林的強力領導下,開始拉地毯式的“清理階級隊伍”,我的一些紅衛兵戰友于是或進監獄,或參軍。不久傳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識青年要到農村廣闊天地中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69 年 3 月,我在大批同學已“下放”后,自己一個人下放到了洪湖縣汊河區水晶公社甘寺廟大隊二小隊,與兩個先來的“本區土知青”結成一個“知青小組”,共住一間草屋,成為一個孤獨的“縣城下放知識青年”。我的“逍遙紅衛兵”生活至此完全結束。
附注:多年后,我又得知: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原來考慮過從通縣一直到建國門大街,路兩邊都站上人,讓毛主席從中間過。但馬上又有反對意見。車速慢了,出事怎么辦?就一直沒有采用,最后這一次接見為了更多地見紅衛兵,還是決定用環城這個方案,只是車速一定要快。這一次,幾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來了,各單位都有通知,只是沒說時間,人們在馬路上耐心地等著,良久,車隊才來。最前面是幾輛摩托開路,穿著軍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車上,繞城一周。車開得快極了,根本看不清車上的人,只覺得一陣風呼呼地過去。環城的路線基本上是現在的二環路,從天安門出發,走東直門。一路上飛快,過鐵路時車速慢了一些,群眾就立刻圍了上來,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車。然后由警衛開路,繞道到釣魚臺休息。第二天的接見安排在西郊機場,計劃天安門安排一部分,毛主席從天安門那邊過來再到西郊機場。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20萬人,頂多40萬人,沒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百萬人,大大超過了計劃,快把機場擠崩了。”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每一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長期這樣下去不得了。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跟總理匯報,天越來越冷了,25日這一天,氣溫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個小時,年輕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說上了年紀的中央領導人了。再加上后來毛主席也不再提讓他見群眾的事了。”
2006年4月17日于深圳“早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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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文家朱健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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