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喬冠華被撤職，喬的老友韓素音回國后寫道：也許他總是被迫的

1976年10月7日清晨，首都上空的陰霾剛散，喬冠華的專機掠過渤海灣向首都機場下降。此前十二小時，他仍在紐約處理聯大議案，外交部機要秘書的一句“最新電報，請喬外長立即回國”，讓這位慣于掌控場面的談判高手第一次感到手心發涼。

艙門打開時，迎接他的并非慣常的迎接隊，而是一輛掛著總參牌照的吉普。短短幾句交接后，司機只說：“喬部長，直接去京西賓館。”喬冠華點頭，沉默，車窗外的金黃梧桐快速后退，他明白一場突變就在前方。

當天下午，天安門東側彩旗獵獵，首都市民成群結隊，他們還沉浸在粉碎“四人幫”的狂歡。與廣場上激動的吶喊形成反差的，是喬冠華在賓館接過任免文件時那一聲幾不可聞的嘆息。從部長的位置被拿掉，用的是一句簡短的措辭：“工作調整，暫回二線。”

彼時外界只看到他被“打回原形”的結果，卻很少有人追問原因。外交部內部傳出的說法五花八門：有人說他在“四人幫”面前姿態過高，有人說他在七·二一口頭會上言辭過烈。真正的關鍵，后來才被黃華一句暗示點破——“耳朵長在別人那兒”。

喬冠華本不缺鋒芒。1971年秋，他帶團首闖聯合國，演講中痛擊霸權，兩千多名與會代表屏息聆聽。外媒第二天的社論用了一個詞——“Chinese thunder”，意思是：中國雷聲。他生成性格中的快意，就在那幾次掌聲中被無限放大。

輝煌背后是代價。自1970年龔澎去世起，他開始依賴烈酒。每當深夜歸家，常見他獨坐沙發，手捏放大鏡翻看舊照片。1971年夏，他因肺結核住進北醫三院，與同病房的陳毅談天說地，一度以為苦日子就此終結。

湊巧的是，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秘密訪華，周恩來欽點喬冠華陪同談判。從釣魚臺到首都機場的車上，喬冠華突然問基辛格：“中國進聯大，難道一定得等尼克松？”基辛格含糊其辭，他卻大笑：“未必。”三周后，第26屆聯大恢復中國合法席位，喬冠華站在藍色大理石講臺上，翻譯幾乎跟不上他連珠炮式的句子。

然而自在與張揚并非所有人都喜歡。1974年他成了部長，辦公室的電話鈴聲明顯增多，真正能走進書房閑聊的老友卻漸漸稀少。某個夜里，一位老同事敲門見他孑然對坐，只見酒瓶空了一半。問及緣由，他搖頭不語，淚痕未干。

章含之的出現一度讓喬冠華恢復笑容。1973年大年夜，兩人領了結婚證。章含之外向爽利，英語底子好，在釣魚臺幫他磨稿、核句。喬冠華對朋友說：“遇事要先讓她過目，她挑不出錯，我才放心。”可婚后責任更重，外部紛擾亦更密。

1976年春，他被卷入“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游行。街頭標語里出現“喬部長帶頭學習”字樣，他本想保持距離，卻不得不走在隊伍前排。韓素音后來寫道：“也許他總是被迫的。”這段觀察，恰恰觸到喬冠華最痛的軟肋——身在高位，腳下并非實地，而是一片流沙。

撤職后三個月，他主動向組織請假，理由是“舊疾復發”。實際上，心肌梗塞、肝硬化、肺部陰影幾乎同時找上門。他住進北醫三院老樓，每日三次散步，口里背誦蘇軾《赤壁懷古》，“羽扇綸巾”一聯格外響亮。同走廊的護士曾說：“這位老先生背詞像唱戲，氣還是很足。”

1978年，確診為肺癌。朋友去探望時發現書桌上攤著厚厚幾摞英文剪報，他仍在比對資料，準備寫回憶錄。他解釋：“外交是連軸戲，停一刻就脫節。”他想寫的不只個人功過，還想還原七十年代那場大棋局，只可惜文稿剛擬提綱，病情已惡化。

1980年秋，他調到對外友協擔任顧問。那一年他第一次被允許走進外交學院作閉門談話，主題是“多邊論壇的語言策略”。講到“微笑”的力量時，他忽然停頓，輕聲道：“有時候，嘴角上揚比拍桌子更致命。”臺下無人敢接話，但記筆記的沙沙聲驟然加快。

1982年，馮亦代替他尋回二十七歲時出版的《爭民主的浪潮》。喬冠華顫抖地翻頁，喃喃道：“這么多年，原來我一直在岸上繞圈。”那一夜，他重新提筆寫序，卻在凌晨兩點放下鋼筆，“還是等身體好些再寫。”

等來的卻是加速惡化。1983年9月22日，肺癌終結了他七十年跌宕。次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的訃告只有短短數行。沒有詳細生平，沒有外交成就，甚至沒有昔日常見的“沉痛”二字，只淡淡一句“因病逝世”。

今人回看外交檔案，當年那份任免令分類在“機關干部正常調動”，原因欄空白。或許，喬冠華自己也未能徹底拼湊事件真相。韓素音離京前在筆記里寫下：“他善笑，亦善怒，但更多時候，他別無選擇。”字跡潦草，卻鋒利。

喬冠華的回憶錄終究沒有面世，留給后人的，是一幅由掌聲和靜默共同勾勒的剪影。一如那張廣場上傳播最廣的照片：人群山呼歡騰，他背手而立，眼神游離，仿佛在問——此刻屬于誰，又與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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