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袁殊恢復名譽，向組織提出使用原名：我過去沒什么見不得人的

1982年初春的一個下午，北京阜成門外的辦公樓里，負責老干部甄別工作的審核小組收到一份厚厚的卷宗。工作人員翻到最后，簽名處寫著“袁殊”，接著又看到一行端正的小字——“申請恢復本名”。章子剛落，會議室短暫沉默。有人低聲問：“他想用回真名？”另一位年長的同志把卷宗合上：“他說，自己的過往經得起檢驗。”

卷宗前頁是中組部甄別意見，落款時間是1982年1月20日。這天，距袁殊在看守所被解除監管正好七年。也是這天，他終于等到結論：三十一年黨齡全部恢復，級別仍按旅級待遇執行。文件很干脆，卻擋不住紛雜的議論聲。有人記掛著“潘漢年案”的烙印，有人只記得那身日本呢料大衣與流利的日語。甄別組還是決定請當事人本人來補充材料，以求“歷史完整”。

二月的某個午后，瘦削的袁殊在家人攙扶下走進那間會議室。椅子剛落腳，他先遞出一本破舊的袖珍日語詞典——封底貼著1933年的上海郵票。袁殊說得很平靜：“這本詞典，幫我混進巖井公館，也幫我把日文密電譯成中文。”在場的年輕干事一時摸不著頭腦，年長者卻聽懂了：那是他早年潛伏日本情報機關的憑證。

袁殊的情報生涯要追溯到1931年秋。那年10月，上海咖啡館里，潘漢年對他說：“你讀新聞，也懂日文，能進中統。”一句話，將他從左翼文壇推向地下戰線。之后的十幾年，他穿梭在中統、軍統、青洪幫與巖井公館之間，身份一變再變。聽起來像諜戰小說，可每個環節都能在對方檔案里找到簽名——這恰恰是他屢次脫困的原因。

1935年“怪西人案”爆發，軍統順勢收網，袁殊卻從審訊室里出來，口袋里多了一張軍統委任狀。外界只當他又一次“站錯隊”，上海地下黨組織迫于安全考慮，將他名字從秘密黨員名冊中劃掉。這條處理意見讓他在相當長時間里成了“孤線”；直到1943年，他才靠馮雪峰的牽線，再度取得組織聯系。那時，他已混入汪偽高層，為我黨連續送出日軍在華補給、航線以及兵力調配等絕密情報。有關材料事后對比，準確率接近百分之百。

抗戰勝利后，袁殊把上海房產折價捐給八路軍辦事處。1946年，他以“曾達齋”之名進入山東解放區，編制定為旅級。改名是曾山部部長出的主意，“把舊身份切干凈，好重起爐灶”。袁殊沒猶豫，畢竟那時他身上至少背著五重身份，任何一個都可能讓國民黨或日本殘部找上門。

革命勝利了，風向卻再一次突變。1955年夏天，“潘漢年案”調查擴大，袁殊被列為關聯人。在北京的一所軍隊招待所，他被反復訊問“潛伏期間是否曾主動為日方效力”。袁殊只扔下一句話：“工作授命來自黨組織，理由我講不出更多。”沒有確鑿指控，可他還是被關進秦城，一待二十年。那段歲月，他的家人四散漂泊，兒子曾龍讀大學時甚至不知道“袁殊”這個名號，只能在檔案里填“曾達齋，1955年因特嫌被捕”。

1977年，中央決定對歷史遺留問題全面復查。袁殊獲釋后，第一次坐火車出站時，頭發花白，體重只有九十斤。站臺上他兒子遲疑地喊：“父親？”老人抬頭，聲音沙啞：“是我。”見面不到半小時，袁殊塞給兒子一張折得很小的紙條——那是他暗記的聯系方式，包含幾位仍在職的老同志姓名。顯然，他想為自己洗清仍在奔走。

復查結論歷經五年，最終落定：情報工作屬特殊戰線，袁殊無叛變行為，原黨籍恢復。消息傳開，一些老朋友才恍然：原來當年帶著濃重日本口音的“漢奸記者”，一直是自己人。也有人竊竊私語，質疑他“全身而退”的神奇。對此，袁殊淡淡一句：“凡事留痕，紙里總包不住火。”

平反文件發到手，他的要求很簡單——不用再叫曾達齋，改回袁殊。“我過去沒什么見不得人的。”審查組同意，理由同樣簡短：歷史應以真名標注。對話記錄留下一行字：“本名恢復，其他無要求。”

身體狀況卻拖不住。多年看守生活讓他患上嚴重高血壓和記憶混亂。八十年代中后期，老同學聶紺弩聽說他沉疴在床，托人捎來一句歉意：“誤解太深，我當年話重了。”袁殊微微一笑，再無回應，似乎也不想再翻舊賬。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骨灰安放八寶山烈士公墓。骨灰盒上那面黨旗并不起眼，卻切切實實蓋住了他一生的懷疑聲。次年，他留給家屬的那本袖珍詞典被捐給軍事博物館，展柜標牌寫著：袁殊使用過的工作用品，1933—1945。牌子不長，卻足夠說明他在隱蔽戰線上的分量。

有人統計過，從1931年進入中央特科，到1982年恢復名譽，袁殊在特殊戰線上整整奉獻了半個世紀。密電、暗語、掩護、懷疑，構成了他的全部歲月；唯一不變的是那句“我過去沒什么見不得人的”。它既是申辯，也是一名情報員對生涯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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