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倪萍、馮鞏、黃宏等人來臺灣拜訪張學良，張以三個字相贈

1993年7月15日凌晨，臺北松山機場的燈光尚未熄滅，剛從香港轉機抵達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中央電視臺聯合訪臺團快步離開航站樓。同行的演員大多第一次踏上臺灣，心里七上八下，不為舞臺，而為一個傳聞已久的會面——張學良。

放眼那一年，兩岸往來雖已恢復，但層層手續依舊繁瑣。倪萍抱著攝像機盒子剛進酒店，就被臺灣接待人員提醒：“拜訪張將軍，別公開宣揚。”話音未落，馮鞏輕聲插句：“低調點，別讓人把這茬兒給攪黃了。”一句玩笑，掩不住眾人期待。

時間再往前推四十七年。1946年11月，蔣介石暗中將張學良由貴州轉至臺灣收押。自此，少帥與大陸隔絕。外界只知“幽禁”，至于地點，至于生活狀態，均是謎團。到1962年夏天，他的四弟張學森才獲得一次短暫探視。此后，兄弟難得相聚，一年能不能見上一面，全憑當局心情。1990年張學良客觀意義上“恢復行動自由”，卻仍被勸留臺灣，不便返回東北老家，這段曲折在當時報刊難得見諸文字。

1987年，是海峽局勢松動的關鍵節點。蔣經國宣布開放黨禁、報禁，同年12月，臺灣居民得以申請回大陸探親。此舉無形中也松動了對張學良的管束；只不過，“自由”二字，對年逾八十的老人已不再熱烈，更多是一種遲來的慰藉。1991年他獲準赴美探親，和昔日部下呂正操對坐聊天時明確說：“國家終歸要統一，我這把老骨頭還有點用。”當年在場的翻譯后來回憶，說這句話時，張學良把茶杯握得很緊，杯蓋輕輕發抖。

鏡頭切回1993年。北京訪臺團在排練廳抓緊時間適應舞臺，等待那通“可以見面”的電話。馬增蕙老師與張學森是舊識，最終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7月18日清晨，酒店前臺遞來一封短箋，僅一句話：“明日下午，忠孝東路，張宅。”落款不具名，卻寫得爽利。

第二天下午三點，夏日暴雨剛停，空氣里是潮濕的泥土味。倪萍、馮鞏、黃宏、姜昆等人抵達張學森家。院門一推，一排茉莉花正開。客廳不大，木質地板擦得發亮。九十歲的張學良身著灰色中山裝，腰背挺直，布底鞋干凈得像剛刷過。他抬眼，先用普通話客氣致意，隨即笑著轉向黃宏：“聽口音，你也是沈陽人哪？”短短一句，立刻拉近彼此距離。

伴手禮都是隨身小物：一方景泰藍煙灰缸、一盒天津十八街麻花，再加上幾本方志社新出的《北洋將領軼事》。張學良翻了翻書，半開玩笑：“寫我的章節別太短，免得讀者覺得我‘打醬油’。”眾人哄笑，室內氣氛頓時輕松起來。

寒暄過后，曲藝人難免言及本行。張學良年輕時在天津、北平聽相聲、逛戲園子，對逗哏捧哏規則門兒清。他提到侯寶林、常寶堃，甚至能背出當年的包袱。姜昆順勢拋出一句：“將軍若不嫌棄，聽我們現掛兩句如何？”張學良點頭。馮鞏和牛群立刻來段“臺灣行見聞”，把機場安檢比作“關帝廟查香客”，引得老人連連拍掌。一旁的張學森夾著煙斗，默默調火，卻始終眉眼帶笑。

演出完畢，黃宏請張學良為家鄉寫句話。老人沉吟片刻，揮毫僅寫下“張學良”三字，然后停筆，用低沉的聲線解釋：“我眼神不好，也不想寫套話。家鄉父老見著名字，就知我心沒走遠。”不疾不徐，卻分量十足。

簡短茶敘持續兩個多小時。客人們起身道別時，姜昆試探著發出邀請：“后天國父紀念館專場，若身體允許，歡迎將軍賞光。”話音剛落，張學森替哥哥婉轉推辭，理由很實在：“他長時間坐不住。”眾人沒有勉強。

誰料到7月21日晚，紀念館燈光亮起沒多久，張學良在親屬陪同下悄然入席，就在中間排。禮堂里先是一陣小騷動，隨即掌聲此起彼伏。整整三小時的演出，他始終腰桿筆直，不喝水，不離席，目光緊盯舞臺。散場前，主持人倪萍把準備拋向觀眾的吉祥物紅冠公雞走到臺下遞給老人。張學良接過，輕輕摩挲，并未說話，只是微微頷首。

這場跨越時空的“會面”，后來僅在央視一檔深夜欄目播出片段，未做更多渲染。倪萍在內部座談里說：“鏡頭沒能記錄的部分，比記錄下的更動人。”那句話直到今天仍被同行時常提起。

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最終沒能踏回故土。2001年，他在夏威夷病逝，終年101歲。葬禮簡單，沒有隆重軍禮，也沒有官式悼詞。島內外媒體回顧他的一生：少帥、幽囚、見證海峽氣候變暖，這些標簽都真實存在，卻皆難概括一個世紀的復雜。1993年那三個字，算不上豪言壯語，卻像一枚暗釘，把他無形系在東北那片黑土地上。

馮鞏后來談起此事，仍覺唏噓：“那天他只寫了名字，卻寫滿了情分。”短促評價，留給外人足夠想象空間。有學者評論，張學良在臺灣的最后十年，政治意味已淡去，更像在履行文化角色——他以個人經歷證明，“一個中國”的觀念并未因長久隔絕而消散。

對于當時的兩岸藝術交流而言，這次拜訪只是蕓蕓一例，卻別具象征意義。因為在舞臺燈光之外，九旬老人端坐椅中，似乎默默說了一句：人可以被關押，記憶和身份難以封鎖。三字不多，卻重如千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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