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為什么要重農抑商？其實這是一個古今通用的邏輯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過一句對商人“惡意滿滿”的話：

商人重利輕別離。

可見，資本，并不是從今天才被人所厭惡。

“重農抑商”政策，從商鞅變法開始確立，此后不論怎么改朝換代，都是各王朝亙古不變的政策。

那么，古代社會為什么要搞“重農抑商”？商人到底做了什么，會讓統治者如此排斥？有沒有可能農、商并舉，共同發展繁榮呢？

還真不行！

先說說為什么要“重農”。

君主的職責，就是統御萬民，統御，也就是統治控制的意思。

說的直接一點，萬民，對于君主以及統治者而言，就好比羊群對于狼群，是衣食父母。他們不僅提供賦稅給君主消費，還提供兵源、徭役等，用來維持君主進一步擴大消費，擴張統治范圍。

所以，民，很重要，以至于孟子也提出了“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概念，當然都是站在如何維持這個秩序良性發展的角度。

那么對于君主而言，如何統御，就變得比民本身更加重要。

不繞圈子，咱們直接上干貨。

首先，要建立一個上通下達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不僅要求地方可以迅速接收到朝廷的命令，還能迅速的將地方的稅收、人力，集中起來，向朝廷提供資源。

所以在歷史的試驗場上，分封制要變成中央集權制，封國制要變成郡縣制，甚至，咱教科書上所有的古代制度變革，目的都是為了怎樣更高效的實現這個目標。

其次，也是本文重點要說的，就是控制“民”的流動。

古代的農業社會，有兩個特點：

農民，不喜流動；

朝廷，不喜農民流動。

種地是個很封閉的活，古人不需要滿世界采集物資，單靠種地織布，外加一些祖傳的手工制造，基本就能滿足日常生活。

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天然帶有自給自足的屬性。

對朝廷來說，民，一旦流動，就很容易失去管理目標。

別說古代了， 2012年火車票實名制以前，現代社會的人口流動依然是不好管理的。

春秋戰國時期，地主土地所有制產生，職業農民出現了。

君主們驚奇的發現，小農經濟，是真的好。

只要給農民一點土地，他們不僅不喜歡到處跑，還非常便于集中管理。

既解放了生產力，又非常的符合朝廷的管理，簡直是一舉兩得。

于是商鞅變法就來了。

商鞅變法一共兩次，條例很多，通篇看下來，其實就兩個核心點：

要么種地；

要么從軍。

其他都是為這倆目標服務的，比如鼓勵生育，鼓勵分家，獎勵軍功，保甲制度等等。

種地為大秦提供源源不斷的兵餉；

從軍為大秦提供源源不斷的兵源。

齊國的百姓還有當街溜子的機會，但秦國的百姓一輩子就只能干這兩件事。秦國的居民幸福指數必然是不如齊國，但結果是，六王畢，四海一。

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從來就不是以個人得失為準繩。

言歸正傳。

隨著大一統王朝來臨，以及建立在小農經濟上的儒家文化的發展，農為本的思想，慢慢地就成了主流思想。

而歷朝歷代， 凡是重視以農為本的君主，都成了圣君，凡是鼓勵君主以農為本的大臣，都成了圣賢。

反過來說，搞橫征暴斂的破壞農業生產秩序的，都成了無道之君。

再延伸一下，我們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建立在強大農耕文明基礎上的王朝，必然是一個統一的、高度集權制度的王朝。

自春秋兩漢到唐明，古中國版圖的擴張，本質上就是農耕文明的擴張和延伸。

從這個角度講，重農和強國，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

好，現在我們再來討論下，重農，為什么一定要抑商。

這就得先明白，商人是干嘛的。

商業不同于農業，它是不會創造社會價值的。咱們今天所說的工商業，是即包括生產，也包括銷售，但是在古代，商業就是一個純粹低買高賣的過程。

商人想要賺取更多的利潤，就要壓低進價，抬高賣價。

一兩銀子收購的糧食，商人想要掙錢，就要賣一兩半，否則就是虧錢。

所謂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

商人多賺一分，民就要少拿一分，結果就是財富從搞生產的農民手中，流向了不從事生產的商人手中。

好，現在農民和商人，終于碰到了一起，來看看會發生什么情況。

話說大唐有甲乙兩個村莊，甲村非常適合種麥子，乙村非常擅長種藥材。

之前的情況是，兩個村莊麥子和藥材都會種，種麥子是為了果腹，種藥材是為了掙點零花錢。

然后某一天，來了一個叫老張的商人。商人經過調研以后，就給兩個村分別進行了產業升級：

甲村，你就負責專門種小麥，乙村，那就專門負責種藥材，這樣兩邊都生產最大化，甲村需要藥材，可以找乙村買，乙村要吃飯，可以找甲村買。

當然，為了方便你們交易，我會定期從甲村收購小麥，從乙村收購藥材，你們需要對方的產品，可以找我采購。

沒得問題，正常情況下，小麥和藥材都不缺，這個差價不會太離譜。

古代那種社會，怎么可能沒個天災人禍的呢？

突然某一天，乙村發生了蝗災，蝗蟲專吃藥材，乙村的藥材大量減產。

但他們也沒有糧食，所以就有了餓死的風險，于是乙村的村長找到我，希望能找我借糧度過危機。

老張我也不是做慈善的，所以你要借糧，就得有抵押物，于是乙村拿出了土地作為抵押，從我這里換到了糧食度過了危機。

但是從這以后，乙村再也不能愉快的種藥材了，因為他們每年都要給我還貸。個別產量比較低的，就只能放棄還貸，把土地交給我。

我作為商人，不從事生產，卻逐漸的可以獲得別人的生產資料。

而乙村失去土地的村民，就只能背井離鄉，到處討飯吃。

于是，流民就產生了，朝廷的稅源就減少了。

如果年景不好，蝗災旱災加戰亂，多來那么幾次，流民就會越來越多，朝廷的稅源進一步減少，這還不是最差的結果。

某天，一個流民帶頭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后帶著大家打進了縣城，開倉放糧食，農民起義就爆發了。

以上只是舉例，但是很不幸，在古代，這樣的事情很常見。

為什么呢？

原因很簡單：

小農經濟從春秋戰國開始發展確立，此后兩千多年，生產力幾乎沒有出現質的改變。

根據成書于西漢的《淮南子》記載，西漢北方的糧食畝產，基本在1.5石到2石左右，好一點的土地可能會達到3石。

這個產量，經歷一千年發展，到明朝基本沒有太大改變。

再加上農業社會人口眾多，以糧食為本位的財富積累，很低很低！

低產量，高消費人群，財富很難完成積累，農民低于風險的能力也很脆弱，一場天災，或者戰爭，就能讓盛世重回亂世。

這就是小農經濟的落后性和脆弱性。

這個特點，要求一個王朝如果想要崛起，乃至于進入盛世，不僅要鼓勵農業發展，還要肅清阻礙農業發展的外部障礙。

比如，抑制土地兼并，再比如，抑制商業發展。

抑制土地兼并我們都能理解，那為何要抑制商業呢？

除了上邊提到的，商業不創造財富增量，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商業本身是需要流動性的。

想要低買高賣，就要尋找區域價差。

比如將江南的水稻賣到關中去，將西北的牛羊賣到江南去。

這種流動，會導致兩個結果：

第一，不好管理。

不好管理就不好征稅，你君主要牧民，可是你連民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去牧？

第二，擾亂社會秩序。

這個要展開講。

首先，正如我們上邊舉的兩個村莊的例子一樣，原本大家都種地，高低有點飯吃。

你現在搞產業升級，讓一部分農民改種經濟作物，那萬一碰上個災年，豈不是都成了失業流民？

其次，如果不加以限制，農業人口就會加速流向商業，成為脫產商販。

種地的少了，交稅的也少了，朝廷稅收減少，餓死自己事小，朝廷沒錢事大。

再者，商業的最終結果是壟斷，壟斷后的商人必然要追求權力的保護，放任的結果，就是權力成了商人的代言人。

這一點咱們不用看美帝，大秦的呂不韋就是一個。

官商勾結的結果，就是本末倒置，放在古代，是農為末，商為本，放在今天，叫工業空心化，詳情可參考美帝。

有人可能會問了，那這么看，只要放任，商業早晚都會繁榮啊，提早進入商業社會，豈不是好事？

聽起來不錯，但如果農業還不能完全解決溫飽，就跑步進入商業社會，結果就會造成災難性的人口減員，此刻你最好祈禱你屬于大商人集團。

這叫生產力的規律不可違背！

所以歷代王朝對商人做了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商人不得穿綾羅綢緞，不得結交官府，不得參加科舉，連參加仕途的機會都不給。

就是為了防止商人做大。

順便說一下，抑制商業，并不等于杜絕商業，除了將商人“關進籠子”，打壓其社會地位，古今通用的手段，就是將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領域收歸國有。

最典型的就是鹽鐵官營，然后就是山川湖泊，一律國有。

不要覺得很過分，也不要跟我影射今天的公有制。這是維持百姓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礎。

換個角度想，真要一切私有，你能保證你就是那個“山大王”嗎？

除此以外，還要對商業的交易環節進行管控。

比如唐朝前的市坊制度，市是城市的交易場所，坊是居民區，市場和居住區分開。

宋朝的榷場，也是由官府主導，統一管理。

最后就是清朝的廣州市十三行。

好處就是統一管理，方便征稅。

總結一下：

在生產力發展低下的古代，重農抑商是維持人口繁衍的基本需求。

站在君主的角度，這樣的好處，是可以繁衍出大量的農業人口，以及為王朝提供資源維持統治。

結果強大的專制制度反過來限制了生產力創新，封閉的農耕文明拒絕一切新生事物，結果在近代落后西方三百年。

但是如果從文明的角度看，正是這樣龐大的人口體量，強大的主體民族，保證了華夏文明在幾千年發展中的強大生存能力。

盛世開疆拓土，亂世吸收同化。

分分合合三千年，終歸屹立不倒。

老張我再延伸一下：

不知大家有無聯想到，古代的農業，就是今天的實業，拋開“農業”這個詞，今天它叫“制造業”。

古代的“重農抑商”，今天叫“以生產力為中心”。

過程雖然無比艱難和曲折，不過七十年的時間，我們已經發展出了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可以生產絕大部分工業產品。

今天我們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大國。

路很長，我們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