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與省委第一書記夫人水靜喝酒：可把我害慘了

1955年春天的合肥火車站，站臺燈光一盞接一盞亮起。人群里，時任華東局干部的水靜提著公文包，正趕往南京參加匯報會。沒人想到，幾場會議、一頓酒席，會讓她與李葆華這位“李大釗的長子”結下二十多年的深交。后來那句“可把我害慘了”，既像玩笑，也像好友間半真半假的埋怨。順著這句埋怨，把兩人的交往串起來，一條清晰的時間線便呈現在眼前。

1962年初，人事命令一下就到了報紙頭條：李葆華由水利部副部長調任華東局第三書記，兼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接任安徽之后，他堅持不帶專車、不帶警衛、不帶秘書的“三不”行程。省里不少干部暗地嘀咕，這位“帶眼鏡的書生”到底行不行？半年過去，李葆華已經跑遍淮北、皖南，甚至住過農戶的土炕；鄉鎮干部回省城時私下感嘆：“這書記，身上有股子李大釗味兒?！?/p>

水靜第一次與李葆華正面碰面，是在南昌的華東局內部務虛會。她記得那天對方穿一件筆挺的中山裝，講話不急不緩，舉手投足透著北方人的爽直。會后敬茶環節，水靜半開玩笑：“書記，老家人給您起了個外號——李青天。”李葆華摘下眼鏡，略帶驚訝：“別取笑我，事情沒做好，戴這頂帽子可吃不消?！眱扇诉@一來一回，氣氛立刻活絡。

沒多久，原華東局書記處組織了一場小型聚餐。主人是傅作義，他跟李葆華在水利部共事多年；主賓除了幾位書記，還特意邀請了夫人們作陪。觥籌間，傅作義打趣：“聽說葆華酒量不錯，水靜同志也不遑多讓，下回不妨比一比?！币痪湓捖裣路P。

真正的“比武”出現在1963年初冬的上海。華東局擴大會議閉幕后，東道主在外灘一家老字號包了大桌。寒風凜冽，包間里卻暖氣十足。菜剛上齊，李葆華端了滿杯紹興黃酒徑直走到水靜面前：“無為老鄉，好多人盯著咱倆呢，我先干為敬?！痹捯袈湎?，仰脖一飲而盡。席間應和聲四起，有人還起哄：“書記，再來！”氣勢所迫，水靜也不含糊，杯子見底不帶停頓。就這樣，你一杯我一杯，十幾分鐘過去，李葆華臉色先紅，再轉紫，最后眼睛都發直。楊尚奎抬腕看表，距發車只剩四十分鐘，趕緊站起身：“行啦，再喝誤了車，誰負責？”眾人這才收聲。李葆華被工作人員攙上火車，前腳剛踏進車廂就吐得滿洗手間都是，周圍乘客看得目瞪口呆。

第二年春天，三人在廣州的一個調研會上重聚。閑聊到上海那場“酒局風波”，李葆華先開口：“水靜同志，可把我害慘了！那趟車我吐了三回，跟打仗一樣?！彼o笑著回敬：“書記是我家鄉‘父母官’，不陪酒說不過去呀?！睏钌锌逶?，“要不我攔著，葆華可真得出洋相?！比讼嘁?，無聲地笑了。對話很短，卻印證了當時干部之間的輕松與信任。

彼時的安徽，經濟基礎薄、底子差。李葆華在任五年，跑遍全省，重點盯兩件事：一是糧食通倉，二是淮北煤田開采。他最常說的一句是，“決策得蹲在田埂做出來。”不少農村老黨員至今記得，他站在麥田里剪了把穗子，邊端詳邊叮囑農技員提高畝產。從省城到鄉下，百姓見他不拉警報，偶爾上街買面粉、打醬油，完全看不出“書記架子”。因為辦事公道，鄉親們口口相傳“李青天”這個外號。

1966年后風云變幻，李葆華也受到沖擊，被迫暫停具體工作。直到1973年，他重新被任命為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翌年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水靜與楊尚奎則調回江西，兩地相隔，來往信件逐漸稀疏。1976年，楊尚奎因病去世，水靜沉痛難言，外出活動大幅減少。那年年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悼念活動時，李葆華悄悄趕到，拉著水靜低聲說：“保重。”一句話，沒有多余安慰，卻很有分量。

1987年，全國銀行系統年會落點南昌。李葆華此時已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仍沒什么隨行派頭。會后一行人經八一路去滕王閣參觀，他突然改了日程，“我要去看看老朋友。”下午四點，他和夫人來到水靜家，兩人都已鬢發花白，寒暄不過幾句，就一起翻老照片。翻到1963年那張宴會合影，李葆華點著照片開玩笑：“眼鏡后面那雙紅眼，差點連組織生活都沒趕上?！彼o擺擺手：“書記，別提了，那場酒嗓子到現在還記得。”短暫相聚后，道別的話依然是那句“保重”。

此后，水靜偶爾向身邊人提起往事。她說李葆華骨子里是北方人直接、南方官吏清廉，兩種氣質混在一起，難得。至于那場“拼酒”，其實是朋友間的較量，更是一段干部之間真性情的注腳；幾杯黃酒，倒映出彼此信任，也映出那個時代基層干部敢說敢干的作風。后二十年，兩人未再同席，但那句“可把我害慘了”卻成為彼此談起舊事時最好用的開場白——輕描淡寫，卻能瞬間把記憶拉回到上海外灘的那個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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