啞巴紅軍挑著擔走完長征，55年授少尉軍銜，晚年離休享副師級待遇

1983年6月14日清晨，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氣溫只有二十度左右，一位被稱作“啞巴同志”的老兵遺體火化完畢。禮兵敬了標準軍禮，骨灰盒被放進東院東二室277號格位。周圍不少來祭奠的人悄悄議論：“怎么連名字都沒有？”文件袋上那排字，只寫著三個簡單詞匯——出生不詳、籍貫不詳、革命工齡四十八年。

要追溯這位神秘老兵的履歷，就得回到1955年9月。當時全軍首次大授銜，禮堂內軍號齊鳴，墻上掛著熠熠生輝的軍旗。臺下坐著的官兵中，有一位背脊微駝、手掌布滿老繭的炊事兵，他的胸章號碼排在最后。掌聲響起時，他被宣布授予少尉軍銜，并領到三級八一勛章、八一獎章。政工干部在表冊上填寫姓名一欄時略作停頓，最終寫下“熊世皮（啞巴）”字樣。對很多人來說，那不過是名單里不起眼的一筆；對他而言，卻是幾十年沉默換來的肯定。

為什么要讓一位不識字、不會說話的老兵穿上少尉領花？當年主持政工的干部給出一句解釋：“長征路上他一直背著行軍鍋，如果沒有他，炊事班早就斷炊。”資料顯示，他1935年6月在四川瀘定附近“入伍”。嚴格意義上，那并不是征召，而是一趟偶然的同行。

回到1935年6月22日，中央紅軍尚未渡過大渡河，磨西鎮一帶村民受反動勢力威逼，紛紛躲進深山。搜遍村口，偵察班只找到一個無法言語的青年——熊世皮。缺向導，缺勞力，缺補給，部隊沒得選，只能帶上這名“啞巴”。彼時他三十來歲，皮膚黝黑，一身粗布衣服被露水打得透濕，他朝紅軍隊伍比劃，意思是愿意領路。

說來也怪，路上他的步子總壓在領隊身后半米處，既不掉隊，也不搶頭。最初有人心里犯嘀咕：萬一又遇上化裝特務怎么辦？兩年前在閩西就吃過一次啞巴特務的虧。然而這一次，與其說是懷疑，不如說是謹慎。為保險起見，警衛排讓他挑行軍鍋，既能隨時看住，又能考驗耐力。

雪山草地是檢驗忠誠的天然試金石。山口刮起勁風時，小桶里的冰水潑向臉頰猶如刀割，大多數戰士的步幅都會變小，可他肩上兩口鐵鍋紋絲不動。有戰士掉進雪窩，他丟下鍋子徒手把人拽上來，雙臂凍得通紅。隨隊衛生員用火炕給他烤手，他咧嘴笑，卻發不出聲。久而久之，懷疑煙消云散，他成了炊事班的“定海神針”。

1936年底，隊伍到達陜北，他的身份仍是“臨時工”。組織想發路費送他回川南老家，他擺手拒絕，指著行軍鍋，意思是非走不可。無奈之下，警衛營為他補辦入伍手續，接著把他編進炊事班。檔案里籍貫、生日一欄空著，后面加注一句：“長征途中表現優良，身體殘疾，不會說話。”

陜北貧瘠，吃飯都靠自己種。1941年春，南泥灣開荒，警衛營抽人下去大生產。熊世皮每天往返幾里挑水，四五十擔說干就干。鞋子磨爛，他索性光腳。一天傍晚，朱德總司令巡查工地，看見這位赤腳老兵，皺眉訓斥值星排長：“給他配鞋！”排長連聲稱是。對話就此打住，卻讓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真正當成“自己人”。

1945年前后，炊事班的傷亡率并不低，畢竟端鍋的人跟著部隊上火線，經常搶在主力之后布灶。熊世皮仍舊沒掉鏈子，肩上那副扁擔成為野戰醫院照片里的常客。有人半開玩笑說：“哪天他不挑擔，心里還不踏實呢。”

1949年2月，中央機關進入北平，他隨警衛團駐扎在東西城之間的小營房。環境變好了，他卻不適應閑著。有一次團后勤想讓他換個輕松崗位，他執意不肯，急得直跺腳。團領導只好在營區辟出一片蘋果園，安排他管護。肥水、修枝、捉蟲，他樣樣拿手。年輕士兵悄聲議論：“別看他不說話，干起活來比誰都靈。”

轉眼到了1953年，部隊改編為公安師，編制擴大，他還是端著那副擔子。健康狀況卻逐漸下滑，高血壓、風濕找上門。師務會決議讓他療養，并給出副師級離休待遇。這項待遇，在當年僅授少尉軍銜的士兵中極為罕見，外人不明其中緣由，師里一句話：“長征過草地，他挑的不是水，是活路。”

1972年春，他心臟病突發，被送進師醫院。住院的第一個月他并不習慣安靜，不時意圖下地找擔子。護士勸他：“您現在是離休干部，好好休息才行。”他聽不懂護士官話，只能擺手微笑。后來醫院給他配備專職護理，生活才漸穩定。進入八十年代，記憶力逐漸衰退，連紅軍老照片都認不全，卻始終記得蘋果樹的花期。

臨終那天，他沒留下遺言。事后警衛師干部到四川海螺溝一帶調查戶籍，才弄清他的真實姓名與大概出生年份，補填進檔案。在公墓登記薄上，“熊世皮”三個字被放在括號外，“啞巴同志”四字則被保留下來，與他的軍旅一生相互注釋。

一位參加過授銜儀式的老首長看完檔案，只說了一句：“軍銜可以輕，勛章不能缺，他的擔子比鋼盔更重。”這一評價，再合適不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