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金斯諾斯對數字時代的尖銳預言

《對抗機器：論人類的毀滅》，
保羅·金斯諾斯著。企鵝出版集團。368頁。

隨著現代性的迅猛發展和不斷升級，人類熟悉事物的愈發加快過時的速度，我們所居住的世界不再是有機體而是人為制造的這種日益增強的感受。這些趨勢長期以來一直縈繞在我們的文化討論之中。然而，鮮有當代思想家能像保羅·金斯諾斯在其最新著作《反抗機器：論人類的解體》中那樣，將這種普遍存在的焦慮提煉成一個單一而又令人不寒而栗的連貫愿景。這并非一部政策或社會科學著作，而是一篇披著小說家和詩人般優美文筆的神學檄文。借用作者自身的思想歷程，這是一份反全球化宣言，其最終卻出人意料地落腳于東正教的儀式之中。

金斯諾斯的經歷對于理解這本書的深刻內涵至關重要。他曾是一名直接行動環保主義者，也是“黑暗山脈計劃”（一個致力于“顛覆”文學傳統、摒棄“進步”幻象的團體）的聯合創始人。在2020年皈依東正教之前，他曾游走于威卡教和佛教的精神荒野之中。《反抗機器》是那次朝圣之旅的哲學成果。它認為，文明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或環境危機；從根本上說，它是精神危機。

金斯諾斯認為，當下的技術官僚時代并非歷史的偶然，而是一場蓄意的、長達數千年的努力——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旨在用無限權力的虛假承諾來交換有意義的生存界限。他試圖闡明“大動蕩”——彌漫于當代西方社會的焦慮、疏離和精神耗竭感。

自主邏輯的剖析

本書的核心反派是“機器”。這在概念上繼承了雅克·埃呂爾的技法和劉易斯·芒福德的巨型機器——一種無處不在、自主運行的效率與抽象邏輯，它已成為世界的運行操作系統。金斯諾斯認為，“機器”的陰險之處在于，它讓我們相信自己只是一種工具，而實際上，它是一種利用我們來實現自身目的的力量：控制、商品化和同質化。

金斯諾斯的核心診斷是，人類正在經歷一場“解構”。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本體論論斷：我們不僅僅是在使用有害的技術；我們正在積極地成為技術本身。 人類主體正被從其生物和生態環境中連根拔起，重新植入一個無菌的數字網絡中，在那里，它主要作為數據點和消費單位而存在。機器的目標是用“人造的” （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基因工程）完全取代“既定的”（自然、生物學、神性） 。

這種力量主要由兩大引擎驅動：技術（物質創新）和資本主義（無限增長體系）。金斯諾斯認為，這兩種驅動力的交匯——一種無情的、以指標為導向的對無限擴張的需求——正是現代虛無主義的定義。

人類衰落的類型學：Ps vs Ss

金斯諾斯使用了一種令人印象深刻但又十分鮮明的啟發式方法來描繪文化破壞：傳統人類繁榮的四個P與機器替代的四個S之間的沖突。

前現代社會的四大支柱——過去（與傳統和祖先的聯系）、地方（扎根于特定的當地生態）、人民（有機社區和共享文化的意識）和祈禱（面向超越性）。金斯諾斯哀嘆的是，這些事物正在被系統性地抹去。

機器用四個S取而代之：

1. 科學：不僅僅是科學方法，而是一種祛魅的唯物主義起源故事，它將宇宙簡化為無生命的物質，將人類靈魂簡化為化學過程。

2. 自我：將至高無上的自我——不受束縛、未經選擇的個體——提升為最終的道德和文化權威，使其擺脫責任或背景的約束。

3. 性：將性欲與其生育和神圣的潛力分離，將身份和身體本身變成可塑的消費商品。

4. 屏幕：存在的主要界面，通過數字濾鏡來調節所有現實，使我們脫離自身行為的后果和世界的有形現實。

這種類型學是金斯諾斯最具爭議性的論斷。他認為，許多現代解放運動，尤其是那些強調絕對個人自主的運動，實際上都在為機器效力。它們通過瓦解地域、傳統和生物現實的束縛，使人類主體能夠無縫、無摩擦地融入全球后人類市場。

綠色技術的異端邪說？

金斯諾斯是深層生態學領域的元老級人物，他最尖銳的論點往往針對他昔日的盟友。他對“機器綠色”環保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斷言，主流氣候政策和行動主義已被收編，從捍衛自然轉變為捍衛破壞自然的體制。

在他看來，諸如“凈零排放”、大型工業風電場和碳信用額等現代“解決方案”不過是技術官僚的幻想。它們并不需要人類減少雄心或消費；它們僅僅需要用一種工業體系取代另一種，而這往往會導致它們聲稱要拯救的荒野遭到殖民和破壞（通過建設“綠色”電網所需的大規模采礦和基礎設施項目）。金斯諾斯認為，對抗機器并非制造更大、更清潔的機器就能實現的。

超人類主義啟示錄與苦行之道

金斯諾斯寫道，機器的邏輯終點是超人類主義——人與機器的完全融合。他認為，當前人們對人工智能、數字永生和性別消解的興趣并非進步，而是對自身局限性的逃避——是對我們作為生物的本質的深刻否定。

在本書的結尾，金斯諾斯從診斷轉向了精神處方。他認為政治革命是一條死路，是一場按照體制自身規則進行的斗爭。 他的解決之道是“反動激進主義”，他借用了這個詞語，但賦予了它深刻的精神內涵。出路，或者說出路，是苦行之道——自愿放棄便利和科技。

金斯諾斯呼吁異見人士建立“方舟”或“野蠻保留地”——小型、地方性、具有韌性的社區，在更廣泛的文明瓦解之際，守護“四大原則”（Four Ps）的價值觀。應對“機器”精神危機的唯一真正解藥，是回歸神圣，是認識到超越物質的現實。

然而，這一結論也暴露了本書的深刻局限性。“脫離社會、購買土地、重建道德經濟”的建議，主要適用于經濟特權階層。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式的消極應對，使龐大的城市化人口——尤其是那些依賴技術官僚國家提供醫療和基礎設施等基本需求的群體——失去了應對策略。此外，他的批判常常回避了機器（通過現代醫學和農業）所緩解的切實的人類苦難（饑荒、瘟疫、貧困）。進步的代價是巨大的，但金斯諾斯有時卻淡化了他所哀悼的過去所造成的物質災難。

盡管如此，《反抗機器》仍然是一本至關重要且振奮人心的書。 這并非一個可以簡單地認同的論點，而是對我們這個時代自滿情緒的強有力且必要的挑戰。金斯諾斯的強大之處在于他以詩意的筆觸，毫不妥協地拒絕將技術視為中立的力量。他迫使讀者直面這樣一個可能性：我們所構建的系統不再為我們服務，反而正在積極地瓦解我們。 這是一本令人恐懼又無比精彩的書——它精妙、雄辯，卻也令人深感不安地提醒我們，在我們決定用技術創造什么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決定成為人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