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的一天清晨,福州軍區的碼頭上汽笛驟響。王建安站在甲板邊,手里攥著當天的作訓計劃表,目光卻越過閩江對岸,仿佛穿過千山萬水落在了湖北大別山。就在頭天夜里,家書悄悄送到值班室——二姐病危。可是部隊年度大練兵已排好日程,作為副司令員,他只能把信紙輕輕折起,塞進上衣口袋。隨同人員回憶,老將軍那天從晨會開始少言寡語,等到返程的吉普車熄火,他才嘆了口氣:“訓練不能耽誤。”一句話,把思鄉生生咽下。
![]()
這并非第一次錯過。早在1961年,濟南軍區剛拉開大比武序幕,他同樣因工作缺席大姐的后事。兩個至親先后離世,給王建安的內心打下難以彌合的裂縫。可他從未向任何人提及,習慣把情緒鎖在胸口,繼續在沙場上調兵遣將。熟悉他的人清楚,越是沉默,思鄉之情越濃。
![]()
時間撥回到1908年10月12日。那一天,黃安桃花沙河村的破舊土屋里,一個瘦小嬰兒哇地哭出第一聲。貧瘠的土地讓這個孩子從乞討開始認識世道,他曾在私塾窗外趴著背三字經,也曾提著臘肉投奔八極門,學得一身拳腳后怒打豪紳,燒了地主的屋舍。那場火讓他成為通緝要犯,被迫離村。1924年,他到武漢參軍,又在舊軍閥軍營里吃盡冷眼;同年返鄉時,黃麻地區已是農會與赤衛隊風起云涌,他索性扛槍投入赤衛隊,很快站上了黃麻起義的城墻。19歲的少年,第一次真正握緊了命運的方向盤。
1927年至1935年,他隨紅四方面軍轉戰鄂豫皖、川陜,根據地幾度生死。抗戰爆發后又轉入八路軍,直到新中國成立,戰火才從他的腳下退去。朝鮮戰場的夏季攻勢讓他積勞成疾,這才換來1953年第一次光明正大回鄉的機會。那天,他下車后自嘲一句“還是十一號可靠”,意思是兩條腿趕路最保險。村路坑洼,叔伯兄弟只好用扁擔挑起兩個孩子,自己和老伴牛玉清并肩步行。入夜時分,姐姐把草鋪在地上替弟弟當床,他擺手拒絕多余褥子:“打了半輩子仗,睡地鋪不新鮮。”幾十年后的許多老鄉仍記得,屋里昏暗煤油燈下,王建安蹲在灶口和老人圍著火塘聊天,言語樸素,沒有一點將軍派頭。
![]()
進入七十年代,王建安雖身在福州,卻始終惦記紅安。1973年,鄉親為了兩臺拖拉機跨省求助,他立即撥給老戰友孔慶德的電話,三天內搞定指標,還附帶一車皮化肥;隔年又為木材運輸親自跑后勤部批車皮。有人打趣:“老王辦起家鄉事,比簽軍令狀還快。”他只笑笑:“能讓鄉親多收幾袋谷子,這筆賬值。”
![]()
1975年11月9日清晨,武漢薄霧未散,王建安忽然催司機:“走吧,路遠。”直屬秘書提醒約定上午出發,他揮手拒絕,堅持提前動身。車剛進永佳河地界,他照例下車步行。村民聽聞消息,紛紛放下手里飯碗,圍攏在狹窄土路旁,有人激動得嗓音嘶啞:“建安回來了!”短短兩個多小時,他挨家寒暄,臨別把鄉鎮干部拉到一邊交代:“有難處,隨時來信。”話音落下,人已上車。車窗外,是一片冬日殘荷。
真正讓全村震動的,是1979年11月13日的返鄉。那天是黃麻起義52周年紀念,王建安以中央軍委顧問身份在武漢工作,接到邀請后只說一句“會去”。19日傍晚,他抵達紅安縣城;21日一早,他拒絕把車開進沙河灣,拄著拐杖走完最后一段路。年逾八旬的大姐鄰居早已站在門口,辨不出面前銀發老人是誰。王建安彎腰,自報姓名。老人愣了半晌,撲哧笑出聲:“當大官也曉得回家?”一句半玩笑,讓圍觀人群笑成一片。那次探訪只有半天,可他硬是把老街巷來回走了三遍,碰到貧困戶便塞幾句鼓勵。離開村口時,幾位鄉親拉住他的袖子不撒手,王建安眼圈忽然泛紅,低聲道:“我還會再回來。”說罷,轉身上車,淚水順著皺紋滑下。
![]()
然而,歸程終究沒有兌現。1980年7月中旬,醫生告知病情已到晚期。他立即交代后事:“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骨灰撒在老家土地。”25日,王建安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歲。8月20日,親屬遵照遺愿,將骨灰帶回紅安,灑在桃花沙河村的田埂間。風吹麥浪,灰白骨粉迅速與泥土融為一色,再也分不出邊界。
多年之后,村里人談起王建安,最先想到的不是將軍軍銜,而是那句擲地有聲的承諾——“我一定還會再回來的。”他做到了,只是歸來方式樸素到極致,恰與他一生的儉樸和赤誠重疊。
2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