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屬江南的鎮江，為什么脫離了吳語區？

所謂方言，即語言的地方變體，是語言在時間和空間共同作用下的產物。一種方言就是一座座城池、邑鎮地域文化的梗概。方言作為一種地域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更是地方文化認同最鮮活的體現。一個人的口音往往可以將他的出生基因暴露無遺，從鄉音能夠辨認出他是何方人士。中國漢語方言通常分為北方方言、吳方言、贛方言、湘方言、閩方言、粵方言、客家方言等七大方言（也有說十大方言的），各大方言區內又分布著若干次方言和若干小片、若干種“土語”，各種方言的詞義非常豐富，各有特色，也不乏幽默。

01

鎮江是一座方言島

鎮江地處長江下游南岸，古時臨近出海口。京杭大運河與萬里長江在此交匯，江淮次方言與吳語也在鎮江交匯，地理位置和方言特性屬“吳頭楚尾”。

大鎮江境內方言成分頗為復雜，江淮方言和吳方言平分秋色。狹義的鎮江話指的是鎮江主城區方言，分為城里話、城外話、南鄉話和東鄉話。城里話保留了古吳語的一些零星遺痕和吳方言詞匯；城外話接近蘇北話；建國后的城里城外的語言逐步相融。市區東部是吳方言過渡帶，東鄉話的吳語成分漸濃。南部農村和丹陽絕大部分操吳語太湖片毗（pi）陵小片的丹徒話和丹陽話。句容話南北不同，以南京官話為主，并帶有鎮江話成分；揚中話以江淮官話洪巢片揚中小片口音為主，如泰方言的成分較濃。

我們僅以鎮江府城外圍的丹徒區為例。

古時丹徒屬鎮江首邑，同屬吳越文化。丹徒話主要分布在鎮江經開區（原丹徒縣東片）、丹徒區兩大部分，具體分為三大片區：東鄉片——包括中東部的辛豐、黃墟、丁崗，中東部偏北的大港，東部姚橋、石橋，東部偏北的大路等七地。東鄉方言既不是江淮官話，也不是吳語，恰好是兩種語系的過渡帶。南鄉片——包括北部的西麓、三山和上黨北部，也屬于過渡帶方言；南部的寶堰、榮炳、上會三地，接近吳語的丹陽話。高資片——包括北部偏東的江心，東北部的高橋，西部的高資、石馬，西北部的世業等五地，接近鎮江話。

所以，丹徒話至今還保留著當代吳語的大部分特點，但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受到江淮官話的影響，讀音具有明顯的地域特點。

02

吳文化與吳方言

湖熟文化代表了長江中下游地區4000-5000 年的燦爛文化，主要分布在寧鎮山脈及秦淮河沿岸（今南京、鎮江及安徽東南部），與太湖流域相鄰。古代鎮江早在商周時期就有“朱方”之稱，鎮江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江南古城。

泰伯、仲雍奔吳，曾居朱方，地屬吳國，后又有東吳之稱。朱方地區的湖熟文化是吳文化的重要源頭，也為泰伯奔吳后吳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經長期考古發現，鎮江有很多的吳國遺存、吳人古村落、土墩墓，還發現了最早的吳國古城址遺存。1954年在鎮江城東大港煙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是中國最早的西周青銅器之一，被鑒定為國寶級文物。繼宜侯夨簋出土之后，大港煙墩山、母子墩和磨盤墩、北山頂等地也先后發現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土墩墓10余座。這些大墓中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青銅禮器，表明墓主身份地位較高，是吳國國君及其顯貴的墓地。大量西周時期的青銅器，如鬲、鼎、簋等陪葬品的風格接近江淮地區周代青銅文化特征。這些有姓名有祭文的吳王墓葬均能與《史記》所記載的商末時，泰伯、仲雍為讓位于周文王姬昌而奔荊蠻，立國號勾吳相吻合，可以認定鎮江大港及其周邊地區是吳文化最重要的的發源地。

談到吳文化就繞不開吳方言。吳方言又稱吳語、江東話、江南話、吳越語，通行于吳越江南，是吳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吳方言是中國七大方言之一，世界排名第十，是全球上最大的非官方語言。據權威統計，國內講吳語的超過1億人。其中上海約1700萬人，江蘇約2400萬人，浙江約5200萬人，安徽約700萬人，江西約400萬人，福建約30萬人。另有海外華人約百萬人講吳語。

現代吳語是以浙江臨安話為共通語，以蘇州音為標準音，以江南群城方言為基礎的方言，以江浙民系作家魯迅、茅盾、葉圣陶等開創的白話文為現代語法規范的江左江南方言。

吳語是中國境內最古老的語言之一，其形成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的語言，在古漢語的不斷沖擊、覆蓋下逐漸形成古吳語。吳儂軟語作為一種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內涵的語言形式，柔綿好聽。其特點主要體現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三個方面。這些特點不僅使得吳語與其他漢語方言區分明顯，也使其成為研究漢語發展演變的重要資料。不少語言學者認為吳語至少有以下幾點最主要的特征：

①吳語聲調系統非常發達。具有古漢語的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八個聲調，八調俱全，腔調相當優雅。吳語有豐富的韻母組合，如蘇州話七[cie]，十[xi?]，醬油[ziangyou]的發音，其古雅的聲調系統可見一斑。

②吳語保留了古漢語全濁聲母。例如，蘇州話“橋”的發音[jiau],“皮匠”的發音[bi zia?]就是一例。再如，蘇州話“凍”、“痛”、“洞”的聲母分別為t、t?、d，而在普通話中“洞”的聲母清化為不送氣清音。

③吳語保留了全部入聲等正統存古的自然語音，為古典語法之規范。入聲為促音，短而剛勁有力，是古代最基本的仄音之一，也是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吳語的“石”“骨”“鐵”三字全都是入聲，顯得比較“硬[ngen]”。相比之下，普通話丟棄了入聲，導致平仄難分的弊端。

④吳語中保留了許多古漢語的詞匯，如“儂”“睏”“箸”“囥”“閑話”等等。再如，上海話往往將“晚上”“晚飯”講成“夜[ya]到”“夜[ya]飯”；將“下雨”“下雪”講成“落雨”“落雪”；將“丟掉了”講成“落忑了”；將“站隊”“站位”講成“立隊”“立位”。寧波話將“早上”“早飯”講成“天[tie]亮”“天[tie]亮飯”；將“大床”“睡覺”講成“眠床”“睏覺[gao]”;將“晚輩”或“青少年”講成“后生”。這些獨特的詞匯在現代標準漢語中已經不再使用或較少使用，反映了吳語區地域文化的底蘊和其生活方式的延續。

⑤吳語保留了古漢語尖團分化音。京劇的尖團字堪稱古音的活化石，是音韻學的活寶，沒有尖團字就不成京劇了。例如：尖zian/清cing/小siao/相siang/酒ziu/精zing/將ziang/集zih/焦ziao/姐zie/盡zin/進zin/千cian/切cieh/親cin/寫sie/心sin/笑siao/修siu等。尖音是漢語發音重要的組成部分，今河南全境、山西大部、陜西大部、山東東部的中原話及客家話和粵語都區分尖團音。除此以外的滿族漢化語系和淮語系不分尖團音。

⑥吳語保留了古漢語平仄音韻，平仄合韻，誦讀詩文朗朗上口。

⑦吳語無任何卷舌音。普通話將大量的z/c/s劃入zh/ch/sh，引起江南人的口感不適，難以卷舌。

⑧吳語無輕聲，字字著音；無多音字，一字一音；無任何兒化音。

⑨吳語的語言習慣無異化現象。例如，吳方言不說“窩窩頭”說饅頭，不說“挺好”說蠻好，不說“胡同”說巷陌，不說“脖子”說頸根，不說“桌子”“椅子”說臺子、凳子。

03

江淮官話的形成

西晉永嘉五年（311），匈奴劉聰攻陷洛陽，俘晉懷帝，北方陷入五胡混戰，西晉滅亡。晉室南渡定都建康（今南京），北方士族與江南土著經過長期的磨合、融合，在首都建康和鎮江等北方人相對集中的地方，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北方官話。南北朝時的語言學者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說:“自茲(按指三國魏)厥后，音韻鋒出，各有風土，遞相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顏氏把金陵話與洛陽話相提并論，此時的建康官話和洛陽話這一南一北兩大城市的普通話基本都是通行的官話。

自從晉室南遷后，海量中原移民在京口（鎮江）附近落腳生根，把北方語言帶入江南。鎮江被命名為南徐（州），時任丹陽尹劉真長堅持講北方話，并且嘲笑王導等官員學說南方方言。有歷史記載，東晉初，王導（王羲之的堂叔）在建康時好為吳語（學說當地吳語）。在劉真長的主政和堅持下，本地的吳語出現弱化趨勢，北方話開始逐步成為鎮江的強勢語言。但民間的吳語力量依然存在，并沒有很快蛻變。《資治通鑒》卷185記載：“（隋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問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表明那時候的南京、鎮江等沿江南岸和江北地區，特別沿江北岸揚州、三泰一帶，還在講吳語，到隋末揚州人還在說吳語。至少到隋唐宋時期，鎮江地區的社會整體方言應該還是比較完整的吳語。

明朝建都南京（應天），南京又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前的建康官話理所當然的成了全國的普通話。同樣明初又搞了個《洪武正韻》，相當于全國推廣建康官話，亦即江淮官話。

江淮官話與吳語是漢語方言中關系密切的相鄰方言，兩者在歷史演變、地理分布和語言特征上存在深層次的互動與交融。江淮官話本質上是受吳語影響的中原官話，而吳語則在接觸中吸收了部分官話特征，形成了復雜的過渡關系。

許金龍（資料圖）

04

鎮江話由吳方言向江淮官話演變的過程

鎮江在古代地圖上的位置理應屬于吳方言范圍。可是當今鎮江市區的方言卻完全是北方口音，與吳語相差甚遠。為什么地屬江南的鎮江城區偏偏沒有納入吳語體系呢？

現代語言學家陳寅恪先生對六朝時包括南京、鎮江在內的長江下游金陵地區為吳方言區的考證有令人信服的論述。周代至六朝時鎮江方言應該是屬于屬完全的吳方言區。《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以丹徒、丹陽、金壇、溧陽、溧水，包括江北靖江、通州為研究對象，也認定這些地方基本絕大多數是吳語區。只是經歷了中國第一次人口大遷徙“永嘉之渡”后，北方方言的入侵，造成鎮江地區呈現從吳方言到江淮方言過渡的趨勢。對于鎮江方言吳淮雜居的現象，早在宋代《太平寰宇記》“鎮江府·風俗”就有記載：“承泰伯之高蹤，存季子之遺意，蓋英賢之舊址，雜吳夏之語音。”就是說，至遲從宋代開始，鎮江就已經存在吳語和夏語（中原方言）摻雜的現象了。北方移民的遷入對當時南方方言造成了巨大沖擊，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對此記載：“自五胡亂華，驅中原之人入于江左，而河淮南北，間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此始。”。

西晉永嘉五年（311），北方地區發生了一場由八位西晉皇族參與爭奪中央政權的暴亂，持續16年，史稱八王之亂。為了躲避戰亂紛爭，90多萬北方中原人士如潮水般南下，尋找安身立命的凈土，史稱永嘉南渡或衣冠南渡。西晉的皇室、官僚士族群體、文士軍人與大批流民南遷江南，西晉朝廷渡過長江建立了東晉政權。隨著東晉王朝在建康扎根，26萬中原人士涌入江蘇境內。據史料記載，當時全國人口3500萬，20多年間流落到小小京口（今鎮江）的北方移民竟高達22萬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原來鎮江的土著人口，接近江蘇境內移民的90%。龐大的北方人口數量短時間內在鎮江占據了主導地位，同宗同族的北方移民抱團取暖，京口成為江南最大的僑郡。

那么，晉室南渡時北方移民何以首選京口？因為晉代京口往東的長江江面寬達40里，為長江之屏障。地勢險要，軍事上易守難攻，又是三吳與建康之間和物資輸送的的樞紐。古代渡江條件落后，京口及以西江面狹窄，北方移民橫渡長江時必然選擇京口。加之京口地理位置偏北，且離北方故土的距離最近，將來也就越容易遷回。京口的山山水水酷似洛陽，來自北方的幾十萬流民心中不由產生了一種慰藉之感。出于對故鄉的眷戀，移民抵達京口后大都不再南行。

當年中原的望族名士集聚京口，可謂藏龍臥虎。東晉重臣郗鑒為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鎮合肥，定居京口。于是就將自己在合肥的部屬帶到了京口，繼續招募流民，京口成為著名的北府兵發祥之地，也使得京口得以進一步發展。之后，東晉名將權臣謝玄、王恭、劉牢之、劉裕等等顯赫一時的人物和強悍的門閥世家控制著京口重鎮，加上強大的北府兵，京口的地位也一再凸顯。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家族長居丹徒京口里，彼時的京口既是軍事重鎮，又是建康的門戶，吸引著更多的官宦、文人雅士來到京口定居，皆呼“生在洛陽，死在朱方”。

海量北方移民過江后，必然和原有的江南居民發生利益沖突，這在歷史上表現為東晉朝廷和江東世家大族豪強的博弈。最終兩者達成的妥協，造成茅山山脈以西歸屬北方勢力，以東歸屬江東既有豪強的格局。茅山山脈以東的曲阿（丹陽）、義興（宜興）、吳郡（現蘇州）等地由顧、陸、朱、張、周諸姓的名望氏族占居，勢力相當雄厚，南渡的北方中原人很難融入其中，吳語方言才得以保留。兩種語言的分布范圍也同時基本形成，造成了今天鎮江以西的長江沿岸方言江淮化，而鎮江以東沿江仍保留吳方言的基礎格局。

古運河的開鑿貫通，使京口的漕運口岸地位大大提高。江淮水系溝通了沿途交通，密切了人流與經濟的交往，也必然推動地方方言的接軌。我國歷朝歷代的“官話”包括江淮官話在內均為北方話。官方推行的江淮官話就是控制話語權，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效應，對原先的江南方言造成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因為中國強勢的政治集權和封閉的自然經濟并存，而在江南的官場和民間體現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即官場講屬于北方方言的“官話”，民間仍操屬于吳方言的土話。后者或強或弱，前者對后者仍然有滲透。長期居住在金陵、京口一帶的北方移民所持的洛陽音（中原雅音）與江南土著的吳語不停地發生沖撞、滲透，互相影響、交融，最終金陵音（下江官話）成了南京、鎮江一帶的強勢語言，直接導致了鎮江方言屬性的變化。后來，鎮江歷經唐代的“安史之亂”、黃巢起義，1126年的“靖康之變”及宋室南渡等幾次北方人口大遷徙，使得鎮江話越來越往北方話轉變。

金兵攻克宋都汴京，北宋朝廷逃遁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權。由宋代史料和中國家譜信息網可知：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鎮江知府劉子羽“為防江安撫使知鎮江府，敵兵至。公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人于京口”。有記載他把淮東整個海州城的10萬多人全部遷到了鎮江，純真的本地吳人占比成了極少數。同樣南宋隆興元年（1216），方滋“復知鎮江府，其冬，敵亦犯淮。淮民渡江亡慮數十萬。公日走江濱，勞集為開舊港泊舟，使避風濤。時他州流移數多剽奪。獨公境安甚。饑者皆得食。比去無不感泣”。這些來自北方的他州移民絕大部分落腳鎮江城區，很少一部分前往南鄉的西麓、上黨等丘陵地區。后來鎮江又遭遇瘟疫，到南宋嘉定年間（1218），鎮江居民總數也就僅剩10萬多一點。幾次北方移民的楔入，加劇了鎮江方言向江淮方言轉化。久而久之，鎮江話逐步完成了語言的北方化改造，正式脫離吳語區，進入江淮官話的行列。

清朝康乾時期，大量旗兵駐扎鎮江城內達300年之久，最多時達萬人以上，鎮江話又一度受到“旗語”的影響。出現了“兒化音”，以及“柵欄[sal?]”“自咁”“今咯”“明咯”“發歡[huan]”等等京味詞匯。近代太平天國戰爭對鎮江造成重創，城市人口銳減，又有許多北方人口移居鎮江。清末民初，淮北與蘇北移民再度不斷涌入江南，尋求生機，土客文化在鎮江再次進行整合。在幾度移民潮的不斷沖擊下，鎮江方言更進一步向江淮方言靠攏，呈現出地理上身處江南、文化表征卻趨向江北的特有現象。

近代以來的鎮江方言既保留了古吳語的一些零星遺痕，又有旗腔的影響。但是，鎮江話無翹舌音，保留有比較完整的入聲，口語詞匯以陽平居多，有著復雜且豐富的連讀變調。

05

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調

通過實際調查，同為一地的方言發音并非千篇一律。

就一個“吃”字而言，江蘇各地方言的發音都不一樣，即使是吳語內部亦如此。不管是蘇州話、無錫話、常州話，還是杭州話、寧波話、嘉興話、紹興話，各個小片的講話都各不相同。更有甚者，蘇州境內各轄市、區的方言也不盡相同。例如常熟的“魚[enai]”與吳語區其他地方“魚[enng]”的發音大相徑庭；蘇州城里話與吳縣、吳江、太倉、昆山話的發音表述都不盡相同。

鎮江境內吳方言區的講話也不一樣，丹陽、丹徒（南鄉）鄉鎮之間、村與村之間所持的方言都有所不同。丹陽話四門八腔，城里人往往聽不懂鄉下話；丹徒上會一帶“你干什么”這樣一句很平常的話，豐城人說“你做爹奧”，薛村人說“你做哼年”，上會、下會人說“你做實沒”；上會人將“喝茶”說成“喝琢[jiuo]”，將“你到哪里去了”說成“呢到羅里開來”。凡此等等，不勝枚舉。真可謂“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調”。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句容淪為清軍與太平軍惡戰的主戰場，歷時長達11年之久。經過戰亂、兵火、瘟疫、旱災、蝗災的重重洗劫，句容人口銳減80%以上，勞動力損失極其慘重。戰亂初定后，地方官府采取讓步政策，準許客民前來定居、開墾無主荒地。于是大批蘇北貧民便迅速占領了句容北鄉；而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則源源不斷地輸入句容南鄉。如今的北鄉人多使江淮次方言，而南鄉人則多使用豫、鄂次方言。但句容畢竟地處吳方言區，因此黃梅、三岔、葛村、石獅、環城、郭莊等鄉鎮的村民在使用北方方言的同時，又不知不覺地保留了吳方言的某些痕跡。如把“這”說成“格”；把“今天”說成“今朝[zao]”；把“時候”說成“辰光”；把“會過日子”說成“會做人家[ga]”等等。

揚中是一座移民島，五方雜居、南北文化雜陳.揚中方言海納百川，兼吸并蓄。揚中話與鎮江話一樣沒有翹舌音聲母，并且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六個聲調。但是揚中島內方言也存在局部差異，新壩、聯合南部一帶的口音接近江南丹徒語；豐裕北部、西來橋鎮周圍的口音接近江北泰興話；三茅鎮至八橋鎮地帶約占全市三分之二人口的口音算得上是典型的揚中話。

06

鎮江話當中的吳語痕跡

鎮江話保留了入聲，無卷舌音，這一點與吳語的特征相同。鎮江方言雖然早已脫離了吳語區，如今鎮江人日常生活中常常夾帶著1000多年前吳語詞匯的胎記。譬如：“京江[gang]臍” “還魂覺[gao]”“揩[ka]油”“不來司”“舊年子”“老底子”“出趟”“推板”“結棍”“得為”“難漫”“搞七捻三”。鎮江話一點多鐘叫“點把鐘”；上午和下午分別叫“上半天”、“下半天”；小孩子叫“小把戲”，吳語也這么說；大港、上黨話承襲吳語，把睡覺說成“睏覺[gao]”。凡此種種，可見吳語痕跡在鎮江方言中無處不在。

從以下列表更能夠說明鎮江話脫胎于1000多年前的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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