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啼哭陷入空前困境

——生之悖論，雙向救贖：第一聲啼哭背后的家國命題（一）

　　我們來到世界做的第一件事，是啼哭。這人生的第一聲啼哭，是大自然最美好的饋贈，帶給我們的是無盡欣喜與感慨，讓我們見證生命的偉大奇跡和愛的神圣力量。詩人泰戈爾唱道，“孩子永住在不老時間的神秘里，歷史的塵埃無法將他蒙蔽”“我愿我能在我孩童的世界之心里”。然而，這美妙的第一聲啼哭，卻不時成為“憑欄望斷天涯路”的期盼和“塞上長城空自許”的向往。那就是當前社會熱點話題之一，生育率下降。

　　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總和生育率曾在5.5以上，也即平均每位婦女會生5-6個孩子。20世紀70年代提倡并推行計劃生育，人口出生率從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9年的17.82‰。90年代末總和生育率降至1.8，低于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進入低生育時代。21世紀以來，我國總和生育率更在1.5至1.6之間徘徊。即使計劃生育工作事實上已停止，但是生育率依舊低迷。據統計數據，2019年我國新出生人口1465萬，2020年1200萬，2021年1062萬，2022年956萬，2023年902萬，2024年954萬（龍年，有人上年推遲或下年提前生育）。人口出生率降至10.48‰歷史低點后，一如秋日原上草般萎靡不振。

　　生，或不生，似乎總是個問題。20世紀前半，民族飽受外侮，國家山河破碎，同胞慘遭殺戮，前輩奮起抗爭，英烈浴血奮戰，人民傷亡慘重。解放初，百廢待舉，保家衛國需要青年，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人口需要恢復，育齡女性相應號召“當光榮媽媽”，控制人口理論受到批評。人口急劇膨脹后，發現自然資源承載不起，物質財富供不應求，于是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少生優生，控制人口理論得到平反。然而正因經濟仍不發達，在根深蒂固的“養兒防老”面前，“國家養老”難以走心，人們寧愿罰款也要超生，尤其在農村，拒絕墮胎，拒絕結扎。“超生游擊隊”與計生人員猶如貓捉老鼠，打起了曠日持久的游擊戰。事實上，僅在幾年前，超生被罰款仍是熱搜新聞。

　　40余年，彈指一揮。人們對生育熱情的變化，猶如滄海桑田。上一代抵制計劃生育、竭力超生，下一代卻“風動幡動心不動”、愛生不生。從“雙獨二孩”到“單獨二孩”直至全面“放開二孩”，甚至“放開三孩”乃至取消任何限制，年輕一代并未歡呼雀躍、熱烈響應。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生育補貼制度”，到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發放育兒補貼”，直至中辦、國辦發布《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滿3周歲；面對這些被輿論稱為“史詩級”的催生政策出臺，依然有人發問“給多少生育補貼，你才愿意生孩子？”